独家|知情人披露美团点评合并案内幕: 王兴五年前的惊险一跃

“这可能也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5月18日,上海,偶然的一个机会,原大众点评网核心人士和我透露了五年前美团点评闪电合并的一些内幕。

“当时,饿了么的张旭豪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阿里投资饿了么时,中间所有投资文件,都需要饿了么的股东签字,也包括点评。而点评,因为已经是美团点评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最后这些投资协议,都被美团点评的决策层看到了,也就是说,被饿了么的最大竞争对手看到了。这可能也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该人士透露。

需要注意的是:大众点评是谷歌在中国所做的为数不多的投资之一,谷歌在2007年1月领投了点评网的B轮,次年点评盈利,IPO的计划见诸报端,但之后因为杀入团购业务而出现战略性亏损。

五年前的2015年10月,美团点评为何突然合并?该合并案又为今日的本地生活服务竞争格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以下,为原点评网核心人士的自述,这也是美团点评合并案发生之后五年来,当事方核心人士的首次内幕披露:

幕后推手主要是腾讯和红杉

当时促成合并的主要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红杉;另一个,是腾讯。但这里面,腾讯和红杉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首先,腾讯是战略投资人,它考虑的是:

在本地生活服务赛道,它只投资了点评,而它的敌人是百度和阿里:当时,百度已亲自下场做百度外卖,而阿里,早就投资了美团,那么,它要怎么去打百度和阿里呢?

如果它推动合并,合并之后继续投资支持(阿里只是美团的一个小股东,且和王兴关系不和),那么它就把这个赛道占下了,一举把阿里和百度踢出局。

而红杉,它既是点评的A轮投资者,也是美团的A轮投资者。并且之后,红杉还在不断投资这两家公司。

所以红杉考虑的是:点评和美团,虽然各自开始创业的时候业务非常不一样,但发展到现在,两家公司在团购业务上激烈竞争,如果合并,能够减少内耗。因为否则的话,两家公司不停的打,烧的都是我红杉的钱,所以,我要推动他们合并,然后上市。

这是整个基本逻辑。而合并案也谈得非常快:2015年9月开始谈,10月的第一周,就宣布了。

“我猜测当时美团的现金流可能比较紧张”

而从公司的层面讲,2015年的时候,其实正好是点评网各方面都最好的时候。所以当时,张涛的心态(应该)是:爱合并不合并,合并的话,也好。

而美团这边,我认为可能是更希望合并的一方。并且我猜测:当时,美团的现金流可能比较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几件事情:

第一,美团在团购领域的市场份额要比点评高,所以当时,美团的估值实际上要比点评高。

但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合并这件事,凭空把点评的估值拉高了不少。(所以我们从财务的角度讲,也很满意)。

第二,从公开新闻看,美团在2014年分别融了C轮和D轮,但是整个2015年,我们没有看到美团的融资新闻。

与此同时,当时美团的四条战线——团购、外卖、电影票、酒店,全都在打。这四条战线,都是烧钱的业务。也就是说:当时美团的现金消耗,是很大的。

而点评这边:点评在2015年也没有融资,但其实在2008年11月,点评就整体盈利了,后来因为决定做团购,而团购,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业务,所以点评再次转为亏损。不过点评仍然有“造血”功能,这是因为:点评的婚庆、装修、医美等业务,非常赚钱。

这些业务,实际上是一些低频、高毛利业务。哪怕是今天,这类低频、高毛利的业务,仍然是美团点评的现金牛业务,是美团点评集团很大部分利润的来源(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新美大的财报)。

比如说,下面是今天新美大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可以看到:

到店酒旅业务,收入最少,但利润最高(这是疫情打击下今年第一季度唯一仍然盈利的业务)。而什么是到店酒旅业务呢?

它既包括了高频低毛利业务(餐饮行业营销),也包括了低频高毛利的业务(婚庆、装修、医美行业营销)。而其中后者,是真正的现金牛,是利润的重要贡献者,这些都是原来点评的业务。

所以客观地说,当时点评的现金消耗,要更少一些,毕竟自己能够造部分血。
而另外一件事是:就在合并发生的六个月之前,其实点评还挖来了吕广渝做COO。

我们都知道:美团的COO是干嘉伟,而吕广渝,是干嘉伟的同盟师兄弟。这两个人,都是阿里做“地推”出身,是阿里中供铁军(中国供应商)的两员大将。
所以当时,点评公司的内部其实是很高兴的,我们认为:一场华山论剑式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

但没想到的是:六个月之后,两家公司就合并了。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2015年其实是点评网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虽然有挑战,外部竞争也很激烈,但是第一,公司有造血的功能;第二,公司内部的士气非常好。

点评为什么投资饿了么?

但是为什么我说:当时,张涛的心态有一面是“合并的话,也好”呢?

因为张涛应该很清楚,在做“下沉市场”这件事上,虽然因为有吕广渝的加入,点评的战斗力已经比过去厉害很多,但如果要和美团在下沉市场打,点评可能还要尖对尖地对抗好几年,而且会打得非常的累。

这是因为:点评的基因,其实是一个信息社区,是一个媒体属性(点评创立之初不是电商,不是交易平台),然后凭着广告业务,成立五年多2008年底即整体盈利。

而做团购业务,它的核心其实是——“地推”。所以,美团在2011年11月就挖来阿里地推大将干嘉伟做COO,这是非常符合这个业务的基因的。

所以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这两家公司,其实是非常互补的两家公司,重合竞争的业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餐饮团购”。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红杉同时不断投资两家公司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反复讲:这个合并案,和以前的合并案,不完全一样的原因。

因为无论是优酷土豆也好,还是滴滴快的也好,这些公司在业务层面上,都是同质化竞争。而点评和美团,这两家公司有很大的业务差异。此外,点评的主力用户,其实是在一二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当时美团的主力用户,则是在下沉市场(二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二线城市的郊县)。

而这里,也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点评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投资了饿了么?

这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点评网竟然还曾经是饿了么的股东。

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的5月。

当时,点评领投了饿了么的D轮融资,帮助张旭豪,迅速把饿了么从一个主要是学生群体的用餐工具,变成为一个白领用户的用餐工具。这方面,点评做了大量的导流工作。

而点评投资饿了么的逻辑,很简单:

第一,外卖业务符合点评本身的业务逻辑。因为外卖本身,是人类吃饭的一种方式,只不过,以前点评是让大家出去吃,而外卖,是让大家回家吃。

第二,就像前面我说的:张涛很清楚,点评的基因不是地推,那么在投资饿了么这件事上,也一样。

点评团队非常清楚,我们是干不了去管理成千上万的送外卖的骑手小哥这件事的。因为这些事本身,和我们的基因不一样。那我们,就选择用投资的方式,让饿了么来和美团的外卖业务打。

闹翻

合并之后,其实我们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两家公司真正的重合竞争部分,其实只有“餐饮团购”这个业务,所以当时我们真的觉得:合并之后,两家公司可以减少内耗,携手共创一家新的公司。

但没想到的是,张涛很快就出局了。


2015年11月原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洒泪和点评员工告别

据说当时的情况是:合并之后的一次董事会议上,因为业务战略战术、管理风格文化等各方面,差异实在太大,最终,变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后的结果是:由王兴担任美团点评的CEO。而张涛,不再是联席CEO,离开一线管理岗位,不再参与日常管理,而退到董事会层面,成为董事长。

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也相信:张涛是1972年生人,王兴是1979年生人,两个人有七岁的年龄差。无论是在个人精力、战斗力方面,甚至是个人心态方面,张涛可能都会更倾向于拿钱走人、退隐江湖。

同时另一方面,王兴的团队,确实也更接地气、战斗力更强。特别是在下沉市场,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以及一线城市郊区的下沉市场,美团团队的地面执行力是非常强悍的,要远远好于点评团队。

“最大的遗憾”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美团点评合并案的一个最大遗憾,或者说最可惜的地方,就是:当时没有把“饿了么”一起合并进来。

因为那个时候,饿了么其实是点评系的公司,完全没有阿里什么事。

如果当时,新美大把饿了么也一起拿下,那么也就意味着:“外卖”的故事,在当时就结束了,并且,阿里已经彻底出局。

因为包括后来阿里整合口碑、饿了么、支付宝,它的核心,还是靠饿了么这个战略抓手。如果没有饿了么,阿里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很难撬动起来。

(到美团点评合并时,百度糯米的市场份额已经非常小,而饿了么和美团外卖,在市场份额上很接近)

这里,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有“一正一反”的两个收益差。

因为首先,如果当时就把饿了么并进来,那么就省了之后外卖领域的拼杀,就意味着:没人和你竞争了,新美大那个时候,就实现了生活服务领域的全面垄断。

但现在的情况变成了说:用了几年的时间,花了很多钱去打,但拖到了2020年,阿里跟美团点评两大集团战略级别的战役,不仅没有能够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第二,在二级市场。

这件事如果发生了,那么新美大的股价可能一上来就会很高,而不是有一个半年的滑坡,然后再起来。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讲合并案,基于投资者对垄断市场的信心(没有竞品),它的股价曲线是上来就会上升的。

中国商业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而这起并购案,也出现了中国商业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饿了么的张旭豪,其实是在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因为这个时候,2014年-2015年,BAT都已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入局外卖领域:百度是自己做,阿里是入股美团,腾讯是入股点评。而我们说,投资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就是财务投资人,也就是一般的财务VC,当BAT都已经入局的时候,他是不敢投的,除非你饿了么,也站一个队。

所以,当饿了么和美团点评的合并谈判破裂之后,对于张旭豪来说,为了要活下去,他别无选择,张旭豪只能够、也必须去拿阿里的投资。

而这个时候,张旭豪应该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当美团点评合并之后,由于点评仍然是饿了么的股东之一,因此饿了么各种需要所有股东签署的法律文件,仍然需要送给点评签字。

也就是说:当阿里投资饿了么的时候,饿了么必须把所有这些投资协议文件的全文,包括:阿里投了多少钱、占了多少股份、有什么权益,全部条款全文,都发给点评,而点评,因为已经是美团点评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这些投资协议的全文,最后都被美团点评的决策层看到了,也就是说,都被饿了么的最大竞争对手,看到了。

没有办法,你程序上就必须这么做,这是从工商法律文件签署的角度,你就必须走这样的流程。

所以实际上,当时2015年的年底,阿里跟饿了么谈小额入股的每一步,协议条款的具体细节,都被饿了么的最大竞争对手看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真的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甚至可能,也是全球商业史上很少见的戏剧性的一幕。


被羞辱了的孙正义和愿景基金

我对孙正义的全部兴趣,其实只有一个:

愿景基金背后,是孙正义对人类的300年构想。也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现在所在的2020年为例,它其实是在要求一个生活在1720年的人,以300年的增量,来预测今天。

这听上去就很荒谬。

但这不仅仅是孙正义的构想,他还有追求这一构想的“方法”。换句话说:孙正义实际上已经是人类几百年来少有的能够对技术与社会的未来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决策者之一。

鉴于软银在中国投了这么多公司,包括今日头条、滴滴出行、商汤科技等,以及软银集团最近大事频发,我觉得终于到了一个时间点,可以给大家厘一下孙正义、愿景基金以及软银集团。

(一)

第一,愿景基金其实不是一支基金。它实际上是软银的一种极端融资工具。并且为此,孙正义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请看下图:

在愿景基金的资本结构里软银以股权形式,出资了331亿美金。

而在沙特阿拉伯的450亿美金中,有275亿,是软银的借款(Debt)。
阿布扎比的150亿中,有92亿,是软银的借款。

其它投资者(包括苹果公司等)的55亿中,有34亿,是软银的借款。
也就是说:愿景基金的总债务达到了约400亿美金。此外利息部分,请仔细看:

一个由40%的债务,和60%的股权组成的资本结构。

其中,优先股形式的债券,约占400亿,在愿景基金12年的期限里,票面利率是7%。也就是说:光光利息这一块,每一年,愿景基金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28亿美金。

总结:孙正义做的不仅仅是投资公司。

因为投资人永远是“被动”的,投资人可以拍桌子可以大喊大叫,但创业者听不进去。而愿景基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要引领方向的、有强烈孙正义个人“商业意志”的东西。

这一商业意志是指:

孙正义相信人工智能将改造所有行业。为此,他需要一大笔钱,拼凑出“致力于这一目的”的一批公司。最终,这些公司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合并,形成一个接管人类所有生活场景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很少有这样无所畏惧的人。

因为像愿景这样的结构,虽然能够帮孙正义快速融资,但也决定了它有点像一个危险的经营实体,其背后的巨大隐患即:孙正义的债务负担是可控的吗?


(二)

第二,这不是孙正义第一次玩类似“企业并购债务性融资”的东西。

2016年7月,当孙正义拿下愿景基金人工智能系列投资组合拳中最好的标的之一——英国芯片设计商ARM,就是软银以股份作为抵押、借贷进行的大型收购。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2016年中,ARM的CEO西蒙.塞加斯与许多人一起,被邀请前往孙正义在美国的庄园。当塞加斯坐下来吃饭时,他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他原本想:可能会从孙正义手中拿到一些业务。比如说,软银同意把ARM的芯片植入到软银电信业务销售的手机里。

但当他和孙正义谈起人工智能以及ARM可以把一切连网时,孙正义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他施压道:“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你的技术可以造多少台设备?”

ARM是一家上市公司,塞加斯从未被要求以这种方式思考。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十分宽广。

几天后,他接到了东京的电话。孙正义要马上见他和ARM的董事长斯图尔特.钱伯斯。这个时候,后者正在土耳其海岸附近的一艘游艇上度假。

但孙正义想等。

他派出私人飞机去接塞加斯;另一方面,说服钱伯斯把船停在东地中海岸。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电影《007》:

当塞加斯降落在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村附近的一个小型飞机跑道上,两名保安把他抱了起来,送往一家餐馆,而餐馆里的客人早已被清空。“一切都是超现实的。”塞加斯后来告诉美国媒体。

最后,软银以3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ARM,比ARM的市值整整溢价43%,并且,这是一项“全现金”交易。

孙正义只用了两周,结束交易。在后来他展示给愿景基金最大LP——沙特阿拉伯的融资PPT中,ARM成为了一切的底层。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交易早于愿景基金组建之前。

之后,应愿景基金LP要求,孙正义把部分ARM股份,转卖给了愿景基金。而这一交易,也被视为是愿景基金/孙正义人工智能系列组合拳中最好的交易之一。

孙正义狮子座,做事不喜欢拖沓,思维的世界里是一片草原。

收购ARM的过程,也清楚勾勒了他的投资风格: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为此付出代价;永远不值得在细节上迷失;以及,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他的要求都是交易。

紧接着很快,孙正义就在硅谷心脏展开了全面的闪电战。

(三)

第三,”公共市场的风险,现在是由风险投资机构在承担,而不是创业公司。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把愿景基金的影响力,与美联储做一比较,那么,就类似于本.伯南克或是珍妮特.耶伦,用宽松的货币充斥市场,孙正义也使全球的创投世界,出现了扭曲、失衡,以及通胀的幽灵。

孙正义的每一笔投资,都在一亿美元或以上,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

一般来说,传统晚期投资者都会非常注重财务指标,但孙正义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愿意先于财务指标做出巨大赌注。甚至,他都不在乎“市场”是否准备好了。

愿景基金引发了美国资本圈的全面紧张。

为防止软银一统硅谷,2017年底,美国排名第一的投资机构——红杉资本被迫应战,传出其正计划募集超大基金的消息。

但几个月之后,红杉就失去了自己的公关总监。

孙正义挖走了红杉历史上第一位首席沟通官,让安德鲁.科瓦克斯来帮他向美国公众解释愿景基金每笔超大交易背后的思想。

红杉第一位首席沟通官安德鲁.科瓦克斯

实际上不止是红杉,几乎美国所有的Old-Guard风投,都被迫卷入了与软银的战斗;而硅谷的创始人们则惊慌地发现:只要软银进入某个细分行业,这个领域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就会发现自己特别缺钱(需要融资)。

2018年,全美国VC的总投资额是1320.9亿美金,软银,一个基金就达到了近1000亿。而愿景基金,还只是软银系列复杂投资和控股公司中的其中一员。实际上,软银还在亚洲推出了以愿景为蓝本的其它基金,包括SoftBank Venture Asia等。

但与其说孙正义是一级市场“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倒不若说,孙正义只是抓住了时代潮流的那只最大鲨鱼。

如果你不在硅谷,你很难看清事情的全局:

2015年下半年,美国VC开始大规模地喊——“冬天要来了”。2016年,冬天真的来了:这一年,美国的VC投资速度放慢、公司估值下降、公司烧钱率大幅放慢。也就是说,美国的VC收手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大量外国资本冲了进来(包括中国资本),一下子就把美国VC收手的资金缺口给补上了。

泡沫,没有破裂。实际上,泡沫不仅没有破裂,钱还多得要“满”了出来:

2016年底,红杉与YC的掌门人——罗洛夫.博塔与萨姆.奥特曼——双双坐在斯坦福做了一段演讲。他们说:

“硅谷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太多钱涌入到高科技创业公司。而一些创业公司,本是不该继续存在的。他们继续存在,也把人才误导到了错误地方进行囤积。科技行业会变得更好,如果最弱的公司没有得到那么多钱。”

五个月后,Upfront Ventures的合伙人马克.苏斯特则干脆抛出了一个预测——“全世界的钱都会涌向硅谷,只要特朗普不干出什么蠢事。”

这一年,正好是愿景基金组建的年份,也是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

那么,这些钱涌到硅谷来做什么呢?

越来越多的私人公司不愿意上市,转由巨大的晚期私人融资轮代替——这在硅谷,早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而这也正是红杉募集超大基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更多现金,将能够帮助它把投资重点,从早期和成长型投资转向“IPO 前的融资”。

引用红杉、A16z的LP——TrueBridge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埃德温.波斯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投资行业正不断变化,风险投资者正试图找准自己的位置。公共市场的风险,现在实际上是由风险投资机构在承担,而不是创业公司。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四)

第四,但用极端融资方式成为全球最大晚期投资基金操盘手的孙正义,也不是不可阻挡的。

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危机、政府监管机构等等,都可能颠覆他的最佳计划。

孙正义面临的第一个政治风险,就来自美国政府。

根据美媒报道:

软银把ARM部分股票转让给愿景基金的计划,至少最早截至去年底,还没有被通过,因为还在接受美国审查外国收购交易是否构成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CFIUS机构的审查。

(是的,CFIUS不仅仅针对中国)

而在软银大笔投资了Uber两年多之后,甚至Uber都已快上市一年,但最早截至去年底,软银还没有拿到它在Uber公司的两个董事会席位。(也是因为CFIUS的审查)。

当然,作为一个投资人,孙正义还非常有可能赌错。

“也许会犯错,也许会支付过高的价格,但这些,都不是重点。”曾任富达亚洲增长伙伴负责人、阿里巴巴与软银的一位早期投资者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称:

“孙正义把整个事情看作是一个战场,如果必须牺牲掉几只爪子。那就这样吧。一些交易,将成为被吃掉的棋子。”

(五)

第五,不过,如果牺牲掉几只爪子不是问题,目前看,什么是孙正义面临的真正问题呢?

需要注意的是,愿景基金的投资组合非常注重交通运输、物流以及房地产等与“现实世界”接轨的公司。这揭示出了孙正义面临的第一个真正问题,即:

科技化“传统行业”,与过去的科技化“软件行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拥有压倒性的资金优势还有那么大作用吗?

因为在过去的那一拨创业浪潮里,最关键的要素,其实是“市场”,大规模的资金优势,能够帮创业者快速获得市场规模,而不用受太多物理成本的限制。但自2016年开始,全球实际上已进入第三波互联网浪潮,当科技下沉到传统行业,利润率就成为了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最终,愿景基金的大部分投资都不是科技公司,那么,至少就资本回报率而言,愿景基金的盈利能力,将承受巨大压力;甚至,整个基金的生存能力,都将承受巨大压力。

孙正义面临的第二个真正问题是:

去年9月,当大家看《独角兽清算开场,WeWork上市给所有公司敲响警钟》时,有多少人注意到了WeWork命运的真正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愿景的LP们包括沙特阿拉伯,对投资更多房产项目,犹豫不决。

这直接导致了孙正义撤回160亿美金的承诺。转而,软银用自己的钱,投了20亿美金。由此,WeWork的现金流整整少了140亿。

换句话说:如果完全由孙正义决定,WeWork可能根本不需要去IPO(它可能也没准备好)。WeWork本来可以用这笔钱,继续走同样的路,哪怕估值要低很多。

这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实际情况,即:WeWork实际上没有准备好IPO,但是又没有其它融资渠道,于是迫不得已下,匆匆忙忙把公司包装一番,推向公开市场。结果,美股破发,故事转了180度的弯

而孙正义与WeWork的创始人亚当.纽曼,也双双被羞辱了。

愿景基金的转折点,其实是在孙正义给了沙特阿拉伯“否决权”时成立的。沙特作为基金最大LP具有“否决权”的这一愿景基金的基本结构,也意味着:孙正义的个人商业意志,永远无法实现。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

当今年2月,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激进投资者保罗.辛格强势进场,我觉得故事开始变得如此好玩的原因。

保罗.辛格,今年76岁,因旗下“埃利奥特管理公司”对不良债务的投资又被称为是——“秃鹰投资者”。

他认为:相比拥有的资产,软银的股价被严重低估了。在宣布已入股软银集团近30亿美金之后,保罗表示将协助孙正义做好软银集团的治理工作。

而两者的分歧仅在于:1)要不要出售软银手上的阿里巴巴股份?2)软银要不要直接控制愿景基金?

(六)

第六,这里插个题外话,到底怎么做投资才能够带来超额回报呢?

下面观点,引用自硅谷的顶级风投Benchmark Captical的前合伙人安迪.雷切莱夫的《风险投资经济学解析》一文:

1,前20家的VC机构,创造了整个VC行业超过95%的总体回报。

2,一个基金超过80%的回报,都由其20%的项目带来。而这20%的投资回报必须在5年10倍以上,才能带来超过15%的年收益回报(LP对VC的一般要求)。

3,你要与众不同。

风险投资产生回报的唯一方法,就是冒险。实际上,投资行为可以通过矩阵的两维来描述。

第一个维度,你可能对也可能错。而在另一维度,你和大家一样或你与众不同。

那么很明显,当你错的时候你不可能赚钱,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如果你对了,或与大家观点一致,你不可能赚大钱,因为机会已经太明显。

所以赚大钱的唯一方式是:你是对的且与众不同。但这很难,因为当你投资时,你只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但你不清楚自己是对还是错。

Again,带来超额回报的唯一手段,就是与众不同且判断正确。但当你投资时,你只能做到与众不同,你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你想的和大家一样,那么你肯定带不来超额回报。


(七)

第七,孙正义命运改变的迹象。

2月中,本是愿景基金在一系列困境中复苏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孙正义等待已久的Sprint与T-Mobile合并案终于获批;这个时间点,Uber的股价开始飙升(虽然仍比发行价低了约24%);这个时间点,保罗.辛格入股软银近30亿美金的股票,软银市值为此暴涨了60亿美元以上,孙正义的个人股票市值也上升了10亿美元以上。

并且,埃利奥特管理公司还向孙正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希望软银回购200亿的股票以提高软银股价,方式是减持对阿里、Sprint等的投资。

  • 希望软银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多样性;
  • 希望软银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审查愿景基金的投资程序。(软银已经批准,这意味着:软银集团正朝着更大的责任制迈出一步)。
  • 希望愿景基金提高透明度,如进一步披露股权规模或进行投资时的公司估值。
被称为“秃鹰投资者”的保罗.辛格

2月中,孙正义在收益简报中称:他同意保罗提出的有关回购股票和提高股价的观点。

但是对其他建议,他表示不那么接受。这些建议是:出售更多的阿里巴巴股份,以及控制愿景基金。

(八)

第八,3月全球疫情肆虐,孙正义的“坏运气”再次一泻千里——

尽管疫情的突然发生与孙正义的投资决策无关,但因为愿景基金很大一部分投资组合业务,都与“现实世界”相连,全球疫情重创愿景基金。

路透社的一项分析显示:愿景基金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那些遭受病毒影响,或是在疫情爆发前就已表现出压力的创业公司。

此外,由于病毒,软银股票自2月下跌了50%以上。曾因为埃利奥特管理公司入股拔高的软银股价收益,也因为疫情统统灰飞烟灭。

随后,软银股票出现反弹,但因为公布了二季度亏损,软银股价再次应声下跌。

甚至,软银集团的股价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在最近的某个时刻,它在阿里巴巴所持的股份价值,比整个软银集团的市值还要高。

孙正义终于同意:出售约410亿美金的资产(包含出售部分阿里股票),以抬高软银股价,并拯救愿景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负债表。这比保罗的提议,还多出了200亿美金。

颇具讽刺的是:这个时候,如果孙正义对市场大喊一声,他决定放弃愿景基金,那么软银的股价可能马上就会上涨,根本不需要动用这么多资源。

但是,孙正义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

这位亿万富翁对于自己的信仰,似乎没有受到市场一丁点儿的影响。

4月中,软银发布2019年财报:受愿景基金拖累,2019年软银集团亏损880亿人民币,愿景基金的亏损则达到了约1162亿人民币。

尽管愿景基金投资组合公司的许多问题,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出现,但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崩溃,毫无疑问进一步暴露了孙正义所采用战术的极高风险。这一策略即:将巨额资金投入到未经证实的公司,以期望他们能在新的大市场中独占鳌头。

“在战术上,我有遗憾。”孙正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但从战略上讲,我没有变化。”

也许孙正义的战术反思还应该包括:不要在美国资本圈树敌太多。

(九)

第九,愿景基金是一个PE,观察期为10-12年,尽管愿景基金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但要说“孙正义已经失败”,现在还为时尚早。

换句话说:软银的下注是否合理,目前看,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有两种可能:

第一,做着做着,孙正义自己不想做了。或者,孙正义在保罗.辛格的劝说下,逐步放弃愿景基金。这也是市场希望看到的。

第二,某个时间点,事情突然向另外一个方向飞去。

因为创业公司只要能活过低迷期,复苏,就可能随之而来。而愿景基金,仍有一些投资亮点(尽管很少),

包括:字节跳动和短视频TikTok;订单激增的韩国电商Coupang;年初股价已上涨一倍的中国平安好医生;刚刚同意让三星生物生产潜在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Vir Biotechnology。

最后,也许生活的真相,就是曲折多变。以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

此次疫情,也很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是:最终,加速了地球上更多机器人的出现,以及,对所有的AI企业,成为一个大的时间“推进”节点。因为所有的经济大衰退,都会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和数字化进程。

(这将有利于孙正义)。就像布鲁金斯学会大都会政策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兼政策主管马克.穆罗,最近对疫情影响做出的一个预测:

“任何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衰退,都可能带来‘替代性劳动’的自动化高峰。这一次危机的潜在规模,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工作,还会带来新一轮更大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对技能的需求,还是劳动力市场。我们可能会跳回到一个由技术驱动的结构性变革时期,它可能会突然插入新的技术平台,而这些平台,将会改变并真正地改变过去我们认为的一些Normal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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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让更大规模的读者也能够看我们写的东西,硅发布微信公号会主要聚焦于“中国科技场”关心的话题(这个变化,其实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而在知识星球,我将完完全全按照“美国科技场”的热点和逻辑来走。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两个地方的主线真的非常不同。

下面,是我的星球概况,也就是您在加入我的星球之后会获得的东西:“一年 365 天,这一年您将得到:
每一天,我会列出过去几天里我认为美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并说明为什么重要。90 天后,您对美国科技业将有基本的认知框架;365 天后,您对美国科技业的了解将超过国内 99% 的人。”

几个Tips:

1,我建这个星球的核心目的:是给大家搭一个掌握美国科技业的“框架”。所以,我写什么,不写什么,将只取决于我给大家”搭框架/造房子“时的取舍和判断。(很多新闻,其实我都不关注,因为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是过眼云烟)

2,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可以干什么?我想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帮你建立一个认知体系,这样当美国科技界有什么新事物发生,你能够快速做出判断:它们在坐标轴的什么位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3,您需要坚持一年,才能够看到一头完整的大象。或者至少3个月,才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

4,我会在这个星球里放上大量的美国市场的PDF。
5,如果你关注美国的一级市场,我觉得你会需要它。
6,如果你关心美股,我觉得你也会需要它。但是,因为实际上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股市的变化,这里的所有信息,将不服务于任何短线交易,而只聚焦于公司的内在逻辑和行业本身。
7,如果你既不关注一级市场,也不关心美股,而只是简单地想投资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这个星球也能很好地满足你的诉求。

8,我会邀请我的朋友们进驻星球,你可以在星球里向我提问任何问题,也可以提问我的嘉宾朋友们。

今晚 10:00pm 开始第一场,大家长按二维码进入我的星球吧。

(特别提醒:在长按下面二维码后,您还需要下载知识星球的App)。

究竟陆奇与YC是为什么分的手?

  2019年底,美国著名创业投资孵化器YC中国分支风向突变,其中国创始人陆奇成立自己的新基金奇绩创坛;YC则停止中国品牌的使用。双方留下了一个悬念:究竟陆奇与YC是为什么分的手?

 我前天与硅谷的老朋友F50创始人David Cao聊了聊。F50的生意是将全球投资者介绍给硅谷的新兴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者。为方便大家阅读,我直接把David对我提问的回答整理成了David的第一人称自述,enjoy。

陆奇为什么与YC分手?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中美MY战,中美在风投领域脱钩。因为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当时,YC孵化器总裁萨姆·阿尔特曼,在和陆奇筹划YC中国合作时,整个情况还OK。包括双方在2018年春宣布合作,大家都觉得还Ok,以为事情到了秋天就解决了。但到了2018年的11月、12月,媒体开始悲观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说:整个硅谷对中国资本的“歧视”。这个歧视是指:如果我能够拿别人的钱(投资),我就不拿中国投资者的钱,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

     但这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导向导致的。

   严格意义上说,美国负责审查外国收购交易是否构成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CFIUS机构的监管,对硅谷的VC,只产生了一小部分影响。更大的影响,其实是湾区VC的一种“自我约束”。也就是说:当特朗普划出了这么一条线,美国的VC就发生了这种自我约束行为。这种间接影响,其实要更大。从法律上说,CFIUS其实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资本的一个政策,但我们都知道,这和中国关系很大。第二,过去几年,其实有大量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做投资,除中国之外,还包括有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但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谋杀了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随着有关谋杀的可怕细节的出现,这个事情在硅谷闹得很大,很多人反对沙特。但对沙特的抵制,更多是文化方面的冲突,是属于民间抵制,它不像前面对中国,是属于一种政策性导致的抵制。

所以回到YC和陆奇分手的问题,我记得:2017年春,我带中投去见YC的萨姆。当时,萨姆是很欢迎的。那个时候,中投想做YC的LP,被萨姆婉拒,但是萨姆婉拒的主要原因是:YC的那期基金满了。萨姆也明确表示过:欢迎下期来投。而之后,因为国际形势变化中美MY战越闹越大,这个时候,如果YC的总裁萨姆没变,萨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敏感,但问题基本不大。

奇绩创坛创始人-陆奇

因为美元要进中国,政策上是没问题的。只是被投公司,如果要以上市方式退出的话,会有些麻烦。因为最晚至少是在2019年的上半年以前,中国企业要来美国IPO的话,就已经要难很多,因为SEC加了一些新的监督内容。包括:公司的董事会中,必须要有一位美国公民(这项监督变更的出发点是:如果都是中国公民,他无法有执行人,但如果有美国公民,这个人就在美国,他总是能够找到)。而另一个角度,从YC新总裁杰夫·拉尔斯顿的角度讲,一般来说继任者与前任想法都会不同,刚好又遇上这个事,那就先把“中国市场”砍掉吧,我觉得这也非常正常。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主要就是中美MY战的大背景、中美在风投领域脱钩的大背景,其它原因都不够大,也不涉及那些小原则的问题,比如说这种背景下,投资了湾区的项目以后怎么退出等等。它对于YC的继任者来说,放弃YC中国市场,就是一个“大原则管制小原则”的决定。

YC的第二位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

人民币基金、华人基金状态

2016、2017年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很多都是直投,但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而是都变成了——“离岸/美国美元基金”。这是指:它在香港设置一个结构,占控股(比如90%)股份;然后,再在开曼设一个结构,占控股股份。最后的受益方,还是中方资本。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CFIUS机构查的,其实不是人民币基金,它主要查两个东西:一是,你基金的管理机构是谁?这方面主要看护照,是美国护照还是中国护照;第二个它查的是,基金的最终受益者是谁?在这两项审查下,如果你的比例更多是偏向美国身份,那没问题;但如果被查出来,中资成分比较大,那就会有问题。而华人基金这一块,说实话,现在很多来自中国的很多基金都已经撤离硅谷,包括李开复的“创新工厂”。真格基金还在,但它的投资数量一定也已经大幅缩水。

这是因为:在目前美国这种政策背景下,不够“美国化”的基金,在高科技领域一定是很难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的。

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

  不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我认为,至少对湾区的华人创业者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2000年那一拨华人创业者,像李彦宏等等,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的成功机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到了2015年、2016年这一波,华人创业者如果要回国创业,成功几率已经很低,因为很难竞争得过国内的创业者。

  但是这个时候,硅谷又来了另一个浪潮,就是说:在2015年、2016年时,各种钱涌到硅谷,抓住一个人就设立基金,整个环境,是基金多如牛毛。老实说,创业者非常浮躁。浮躁的表现之一,就是:比如说有很多创业者,他们从美国拿钱,生活在美国,然后,做中国市场,一段时间才回一次中国。这怎么可能成功呢?其实我认为:正儿八经地创业,是很难两地创业的。而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现在的时代变成是说:你要么,就去中国做中国市场的项目,拿人民币,生活在中国;要么,你就在硅谷本土创业,做硅谷非常本土的项目,比如说像DoorDash、Wish这种,非常好的一些华人创业者,他们就专注做美国本土的项目。而从资金的角度讲,不像2015年、2016年那样多,但美国也已经有像GGV、DCM等,以及武岳峰、Fusion、Amino、七海资本等大量硅谷华人做的新兴基金,还有一批硅谷成功华人企业家变成的天使投资人,如谢青、Eric Yuan、加上华源、清华企业家天使会等一众天使投资组织,结合起来(这些机构, 虽然可能也有中国的LP,但按照CFIUS的审核标准,基本是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主体)。

因为说实话,历史上看,就像中国的资本到了美国之后,喜欢投华人创业公司一样,美国的资本也喜欢投白人的公司。所以华人要拿到美国人的钱,其实还是很难的,包括像Zoom的创始人,他早期拿的资金,很多都是华人基金给的。



“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实际上,自 1980 年开始发展,美国的远程办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远程办公国家中,美国可以排名第一,毫无悬念。我举两个例子:

Salesforce 要求员工每周四都必须在家办公,以减少没必要的会议;而大名鼎鼎的 WordPress 母公司 Automattic,则没有固定办公室,全员远程办公,甚至连面试新员工,都是远程进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呢?

或者说:是什么在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远程办公”进程呢?

这是我认为在讨论“远程办公”话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一)

先上一组数据。

它来自 2019 年 10 月的《区域经济学家》,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查尔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完成:

2017 年,美国有 340 万劳动力主要在家办公,占到了美国全职劳动力的 3%。

这组数据只统计全职员工,不涉及兼职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自雇人员。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环境”(如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完成工作的全职员工。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但优点是:数据的内涵非常清晰。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呢?

根据查尔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国远程办公的增长情况,其实不是线性发展的。

在 2005 年前,美国在家办公的全职员工比例增长缓慢;然后,在 2005 年左右,增长突然加速了。

报告的下方,还有这么一条注释。

它说:

“2005 年开始,我们的抽样频率从每十年更改为每一年。因此,增长率可能在 2005 年前就已经开始加速,但它一定是在 2000 年后开始加速的。”

这条注释,让我浮想联翩。

因为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赶上猪流感疫情(H1N1流感)大爆发。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的 8 月,才结束。

而 2010 年 12 月,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名为《远程办公增强法》。

目的之一是:要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够维持基本职能。


2009 年猪流感 H1N1 病毒

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猪流感在美国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

基于此,美国远程办公增长加速的时间点,似乎也可以向 2000 年前移。

因为从与“通勤”有关的大规模外力事件看:

  •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崩盘”,硅谷人才大规模离开;
  • 2001 年,纽约发生 “9-11 恐怖袭击”;
  •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塌,美国金融危机开启;
  • 2009 年 4 月,猪流感袭击美国。

但这些外力事件,真的对“远程办公”产生了影响吗?

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它们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

(三)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是否会推动这个国家的远程办公增长呢?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美国 2019 年第二季度、三季度,按行业种类,进行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图。

可以看到:

  • 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橙色),是美国去年 Q2 与 Q3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 而“信息行业”(橘红色),分别是美国去年 Q2 和 Q3 经济增长的第二和第三大驱动力。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上述两个行业,刚好是远程办公比例很高的行业。

而这张图,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

(与之相比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从企业注册数量上看,主流还是大量的贸易型、销售型、制造型和生产型公司)

但是,行业分类真的会大幅影响远程办公的增长吗?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实际上,根据查尔斯的研究:

  •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经济就业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从制造业岗位和生产岗位,向服务业岗位转变。”
  • “在一个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任何新技术的发生,那么工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远程办公。换句话说,职业转变的确会提高远程办公的比例。”
  • “但是我们发现: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 2% 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

换句话说,由“行业转变”带来的远程办公增量,实际上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四)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发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据查尔斯的研究,实际上美国远程办公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只有一个。

那就是:技术的发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2%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而“技术的发展”,解释了其余的一切。

(五)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 2005 年,美国的科技界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克.贝尼奥夫,是在 1999 年的时候成立了 Salesforce。然后,这家公司在 2004 年的 6 月,登陆了纽交所。

Salesforce 的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

其它如微软、IBM、甲骨文、思科、西门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 2005 年前后,为美国企业级技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根据 KPCB 的合伙人 Eric Feng 制作的一张图:


正是在 2005 年左右,美国“企业级”独角兽数量(红线部分)开始腾飞。

实际上,“企业级投资”一直是美国风投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些投资,源源不断地孕育了美国企业级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 等等。

而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在 2018 年的前 11 个月里,美国 SaaS 类创业公司,获得风投总融资额的数量,占到了美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70.1%。

如此之高。

(六)

与之相比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没有企业级市场。

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2018 年前 11 个月,中国创业公司在全球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额中,独领风骚。但在 SaaS 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11.7%。

与美国的 70.1% 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实际上,中国创投圈对企业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前两天,我打电话给谷歌云战略的业务发展总监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腾讯企业 QQ 和营销 QQ 的创始人。

他和我说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他说: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基础设施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在谷歌,大家的习惯一定是全视频,因为如果只是音频,远程协同能力一定会受影响。但目前,我们(指国内)是不可能做到常态下支持全视频的,只要一上13个人,就不可能实现,目前国内一些公司因为疫情启动紧急远程办公,都是启用了特殊的服务器数量。

而且到现在为止,不论是从产品功能的广度还是颗粒度,特别是企业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微软处在同一级别的产品。”

(七)

但是,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呢?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

他指出: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权力对比”。

换句话说: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质上其实是: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造成远程办公的根本原因,背后其实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这导致雇主必须去适应劳动力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们来看一些特殊行业,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行业,全球性都供给不足。在这些行业,劳动力事实上是一定会希望更分散的。因为就好比,你家乡在北京,你不愿到上海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很强,一定是你的雇主来迁就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国,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远程办公增强法》,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那就是: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比如,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从而帮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不是。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

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明显,雇主的权力更大,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

(八)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离的经济账》。

结果,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

其实我这里说的“美式”,是指:数据至上。

2007 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后的 2013 年,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

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创新”。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请大家注意看:

“说中国缺乏创新,这纯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从数据上,显示正好相反。我指的是一些综合创新指标。

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档次人均收入的国家中,创新力最强。这个事情一定和人均 GDP有关,当这个数值很低时,你创造一个 iPhone,也没有人买。”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太低,那么,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 iPhone,这个国家的市场,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背后与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有关。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恐怕也一样。

经济水平不提高,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其它的诸如: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

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啊。

互联网上超过40%的流量都是假的

美国所有最聪明的脑袋、最厉害的风投和企业家,都在关注这个话题。这是我考虑再三,决定把我关于这一话题的思考写出来的原因。

——Lynn Yang

两周前,国内营销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甲方委托微博某流量头部机构做推广,结果是:产品获得了353万次的观看,上千的评论,上千的点赞,但实际交易量为零,被引进甲方店铺的流量也近乎为零。

虽然很多时候,产品的曝光率与转化率确实是两回事,但后来甲方撰文讨伐时暗指的这个“假流量”,究竟在全球互联网流量棋局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给大家几个宏观数据。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拐点与反转

如果你放弃单点看问题的视角,实际上,互联网世界中一个有关“拐点/反转”的问题正在凸显。我不知道:模糊掉信息世界中“真”与“假”的奇点会在什么时候来临,但2019年出现的一些信号,已经很值得警惕了。

我先做一个特别声明:因为种种原因,下面凡涉及企业案例,我将只列举美国科技界的情况。

(一)

先说结论:目前全球互联网上只有不到60%的流量,是由真实的人类产生。

2013年,Bloomberg曾记载过一个叫罗恩.阿姆兰的人的故事。

阿姆兰负责美国运营商Sprint的广告支出。他说:电视广告就像“先开枪再瞄准”,这种广告有两个弱点:一是贵;二是,有一半的子弹没有命中“目标客户”,被浪费掉了。

但时代很快创造出了新东西:

雅虎与谷歌上市,在线广告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广告价格;紧接着,程序化广告出现,它让福特汽车可以针对25-40岁的男性投放皮卡车广告,甚至可以让福特汽车针对25-40岁、过去6个月内浏览过皮卡车信息的男性投放皮卡车广告。

阿姆兰很开心,因为终于知道了每一美元去了哪里,以及这些钱是否完成了工作。

这时,他已经转为效力喜力美国。喜力美国的年广告预算是1.5亿美金,2013年的下半年,阿姆兰与同事在纽约会议室里就在线广告效果做介绍。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

Digital的投资回报率是约为 2:1。也就是说:每花 1 美元广告,可以增加 2 美元收入。

电视广告则至少是 6:1。每花 1 美元广告,收入可以增加 6 美元。

更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在数字世界里,有约 20% 的广告,不是由真实的人“看到”的。

五年之后,2018年的12月,《纽约杂志》旗下刊物Intelligencer报出了一个数字:

年复一年,实际上只有不到60%的网络流量是人类。在其它的虚假流量里,大多数是机器人在阅读信息。

换句话说:(网络世界的)指标是假的。

(二)

第二,人也是假的。

根据美国媒体Vox的报道:今年一季度,Facebook总共删了22亿个虚假账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飞跃。

因为如果我们往前看:2018年的四季度,Facebook总共删了12亿个虚假账号;再往前一个季度,是75万;而在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里,Facebook总共删了不到60万个虚假账号。

也就是说,整个虚假账号产生的速度是——60万到75万,75万到12亿,12亿到22亿。

更加糟糕的是:这些虚假账号的生长速度似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Facebook在今年一季度里删掉的假账号数量,已经等同于其平台上今年一季度由实际人类注册的真实账号数量。

大多数被处理掉的假账户,都是在其创建后的几分钟内被Facebook删除。

今年年初,批评家亚伦·格林斯潘称:“Facebook有一半的用户都可能是伪造的,因为它实际上没办法有准确方式可以衡量什么是假账户”。

Facebook对此做出抨击,但也承认:确实很难统计准确数据,并且因为这些数据波动很大、变化莫测,自己对这方面的理解还很肤浅。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数字还只是被删掉的假账户。

根据专门致力于消除网络僵尸的网络安全公司Distil Networks的创始人Rami Essaid的说法: “社交媒体是这样一个虚拟世界,这里一半是机器人,一半是真实的人。You can’t take any tweet at face value. And not everything is what it seems.”

(三)

第三,内容也是假的。

这可能是所有互联网反转中最令人困惑的一部分。

2019年的2月21日,咪蒙微信公号轰然倒塌。直接导火索是:其旗下子公号发表了一篇真假难辨的爆款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

其实,做过公号的人都知道,这类虚构文章的出现,是追求指标的“必然”结果。

在《状元》出炉前的三个月,我正好在上海和我一个朋友聊起大众传播。我们说:“‘新闻事实类信息’,实际上,已经到了必须与‘虚构小说类信息’PK的境地。

这是一个趋势。但即便是在咪蒙公号轰然倒塌之后,驻扎有大量新闻账号的一些内容平台,都在积极引进虚构小说作者。

但仅仅只有这些吗?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顶级电商网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虚假评论。

Fakespot估计:在沃尔玛官网上,有约52%的用户评论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而在亚马逊平台,这一数据是约为30%。

Fakespot使用的算法致力在评论中找欺骗模式,这些欺骗模式包括:雇专业的人发评论、雇机器人发评论等。亚马逊称:有超过90%不真实的评论,是由计算机生成。

据说,现在假新闻的最新战场是——“视频”。

影音媒介曾是让很多人认为“眼见为实”的可靠证据,但新算法很快将制作出超高真实度的虚假视频,它可以让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在视频里说出,他原本根本不可能说出的话。

而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今年5月,民主党议员南希·佩洛西谈特朗普的一段视频遭到恶搞,使其在视频里看起来像是喝醉了酒。这个被改造过的视频,迅速传遍了美国的社交网络。

另一个案例是:在一段被篡改的视频里,美国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表现出了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屑一顾的态度。结果,这种对视频的“断章取义”,直接导致了民众对女议员的疯狂言语抨击。

而刚刚被麻省理工学院公布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是:

人工智能在生产假信息方面可以做到非常强大,但无法识别自己所面对的故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换句话说:AI无法修复假新闻。

(五)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反转”?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在2013年的一段时间里,YouTube曾经有一半的流量,是来自于“伪装成为人”的机器人,这引发了YouTube员工们的担忧。

他们担心:一旦出现拐点,YouTube检测欺诈流量的系统,就会开始把虚假的流量视为是真实的流量,而把人工流量,视为是虚假流量。他们把这种假设事件,称为是——“反转”。

将来,也许等我们回想起“互联网彻底反转”的那一年(也许是2020,2021,2022,2023,2025,我不知道,也许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年份数字),当机器人已经超过我们在线人类多年,当黑暗笼罩着互联网的方方面面——

曾经确定无疑的现实,开始变得有些虚假;曾经看起来是伪造的东西,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具备真实的力量,并且,与真实共存。

这个“反转了”的互联网,它不是指可以被计算出有多少虚假,而是指:我们所感到的那种非常特殊的质量体验,那就是:你在网上遇到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是“假”的。

并且这样真真假假的体验,时时刻刻,一直交替着在你的大脑里出现。

(六)

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究竟互联网,它是否一定必须“锚定”现实;还是说,它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并且命中注定要产生出一个真假难辨的信息世界?

两年前,我在写《扎克伯格的“死结”》时,曾经认为:答案是后者。

我认为:过去我们常说的“真善美”中的“真”字,也许会在免费信息业未来的某一天,彻底消失——它被“淘汰”了。信息业里的“真与假”将不再重要,而只有“美不美/娱乐”才是关键。

因为现在内容业公认的未来是VR,你甚至都不能说:在一个VR的世界里,真与假这件事会变得更有意义。

不过,美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有点动摇了我的想法。

(七)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

1,美国第一个针对“虚假视频”法案出炉:加州签署了一个名为AB730的新法律,规定:任何人分发关于政客行为和言论的假音频或假视频,将属于犯罪行为。

2,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取缔了专门出售虚假影响力经济指标的公司Devumi,并对其罚款250万美元。

3,本周五Facebook将开播它重要的“新闻板块”栏目。扎克伯格终于决定要开始为新闻机构的作品付钱,并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决定像传统报纸那样“做”新闻:

付钱生产内容/买版权,然后,由专业编辑挑出版物和故事,而不再是一切由用户和算法主宰。(Facebook的主要栏目News Feed还在,并且这个栏目也仍将有大量的虚假内容)

与此同时,监管乌云笼罩着美国的科技业巨头:Facebook、谷歌、苹果和亚马逊。

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在调查Facebook。

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有47个州的州总检察长签署了办公室名单,他们正在调查Facebook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

这47个州,还主要是研究Facebook是否有违反他们本州的州法律。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早已经在代表美国政府调查Facebook是否可能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八)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曾经的垄断巨头微软哪里去了?

是微软不重要吗?不是。但曾经因为“Windows霸权”而被美国政府追着跑的微软,这一次确实没有进入反垄断大调查的名单。

相反,实际上微软已经因为它简单、直接,以及与信息业完全挨不到边的商业模式,突然就成为了美国科技界的“道德楷模”。

但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这一切暴风骤雨的发生,是因为:接近“反转”的互联网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治体系——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被俄罗斯势力入侵的广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被利用了的用户隐私,等等。

在这个倡导“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意味着:监管甚至都无处着手。美国政府感到相当的尴尬。而上述的一系列反竞争措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的科技业是否真的在走倒退之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与社会关系恶化的结果。

只是不确定,类似危及“人心”的互联网反转事件会在中国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以及何时会发生。

也或者,它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微信出海败给抖音,真因为一场手术吗?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起因是:假期期间,有好几个读者把一篇文章转给我看,问我对文章中的观点怎么想。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出海成功的,为什么是抖音而不是微信?》,核心观点是:因为收购Musical.ly对抖音成功出海很重要,因此——

1,“微信,主要就输在了这场没有成功的收购(指收购WhatsApp)”;
2,“微信,或许就输在了马化腾的那场手术上”;
3,“假如当时马化腾没有做那场手术,可能现在全地球人都在用微信了。”

文章还引用了一个事实性论据,来自2017年6月的《彭博商业周刊》:

“2014年,腾讯对WhatsApp的收购谈判已进行到最后一步时,马化腾接受了一起背部外科手术,这使得他推迟了前往硅谷的行程,与WhatsApp创始人的谈判因此延期。就在这期间,马克.扎克伯格突然入局,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WhatsApp,几乎是腾讯预计出价的两倍。”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过了10万+。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可能是大家真的对海外市场不了解。

其实收购Musical.ly对抖音出海很重要,并不能够推导出后面那些结论。

甚至假设那场手术没有发生,也不能够推导出来腾讯就能够成功收购WhatsApp。

为什么呢?我也给大家讲两个事实性小故事。我觉得我讲完了,大家也就明白了。

(一)

第一个故事。

2014年的春天,一个十分伤心的人从加拿大飞到上海,坐到了我的对面。

促使他大老远跑来和我倾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Facebook宣布以190亿美金收购WhatsApp。他和我说:这件事让他非常地难过。

因为他,是微信基础技术的发明者。

他实际上,应该也是WhatsApp、Line、KIK等移动IM基础技术的发明者。因为这些移动应用,都用到了一种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的根本性技术基础。

2006年,这个人发明了这一技术,并向中国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专利——《一种基于或囊括手机电话本的即时通讯方法和系统》。但是,这个专利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机遇。

“老实说,这几年每次我看到WhatsApp用户超过几亿,Line用户超过几亿,包括后来的WhatsApp日活用户超过Facebook,我的心都像刀在割一样痛。”他问我:“你知道在中国创业有多难吗?我当时曾四处找投资想根据这一技术基础创业,但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做技术的,不可能成事。”

“我当时要申请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他继续说:“但是价格很高,投资人不愿意投。不然,(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那190亿美元,有我一份。”

“所以无论是WhatsApp还是KIK,他们都只是不断在重复我的专利,”他和我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我专利的存在,但是这些产品,仅仅是把我专利实现的一个个案例。”

我后来通过谷歌专利搜索搜到了他的专利全文。

这一专利申请于2006年的9月28日,公开时间为2008年的4月2日,编号为“CN 101155324 B”。而专利下面的“Legal Events”显示:专利曾经有过一次转让行为:

转让时间发生在2012年的4月4日,专利转让之后的新拥有者是——“腾讯[TENCENT TECHNOLOGY(SHENZHEN) CO.,LTD.]”。

我甚至还给国家知识产权局打了一个电话,以证实这些我搜出来的信息是真实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赵建文。

在创业无望后,他把自己的专利卖给了腾讯。

需要注意的是:硅谷的WhatsApp创建于2009年2月;加拿大的KiK创建于2010年10月。它们两个,是类似应用的真正“火种”。

之后,全球模仿者出现。

2010年12月小米发布米聊;2011年1月腾讯发布微信;2011年1月香港的TalkBox发布(第一个启用了“按住说话”功能的产品);2011年Line在日本出现。

当然,一个应用绝不等于一个技术,张小龙是微信之父,微信后来能独霸中国也说明了它的NB,但我说这个故事的本意是:

请注意:一种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这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基于熟人网络的产品。

这样一个产品形态,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请看前面那些产品的时间线),怎么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用你的呢?

恐怕,微信出海的真正意图,也是希望海外的华人能够通过它非常方便地与国内的亲朋好友联络,进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华人网络。

要不然,你觉得土生土长的外国人会用WeChat干什么?

真相,是很残酷的。

不外乎几个原因:有海外的华人同事、华人朋友、华人生意。还有,泡妞。

(二)

第二个故事。

公平地讲,在硅谷,其实很少有公司能够像Facebook那样授权和留住它所收购公司的创始人和团队,因为扎克伯格会亲自保护创始人。

但即便如此,2018年Facebook有两个大负面事件是:

第一,用户隐私问题继续发酵;第二,WhatsApp和Instagram的两位创始人离开。

这两个公司,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公司。

其中一个(Instagram),被扎克伯格在2012年拿下,收购金额是10亿美金。被收购后,它的成长速度是这样的:

全球月活用户:从2013年1月的9000万,迅速成长到了2018年6月的10亿:

另一个(WhatsApp),被收购于2014年的2月。收购金额,最后实际上是220亿美金(而不是190亿)。被收购之后,它的成长速度是这样的:

全球月活用户:从2014年2月的4.65亿,快速成长到了2017年12月的15亿。

这些数据背后,是Facebook用了全球的渠道资源,去推广。

而在WhatsApp案例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收购,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因为WhatsApp在当时是盈利的,而且收入可观。它通过直接的商业模式赚钱,这个商业模式是:向用户收取1美元年费。

所以这里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除了钱之外,腾讯能够给WhatsApp带来什么价值?以及价值多大?

而第二个问题,就更加麻烦了。


WhatsApp两位创始人 布莱恩.艾克顿和简.寇姆

事关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

(三)

其实在扎克伯格收购WhatsApp时,这两位创始人就与Facebook签有一项协议,内容为:

如果Facebook在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情况下就“实施货币化计划”,那么,他们有权即刻获得股票兑现,而这些股票,是被安排在四年内分发的。

但是,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个东西呢?

因为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非常讨厌广告商业模式。

所以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头痛的配对:

Face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它给广告商带来的价值,取决于它有多了解用户。但Koum和Acton讨厌广告,这两位创始人实际上是“隐私”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在被Facebook收购后,就彻底地把WhatsApp做成了端到端的加密。

当然,这是在扎克伯格的全力支持下。

并且,扎克伯格保护了他们的思想,甚至在一些公司会议和董事会议上为它辩护。

加密、保护隐私,确实也是WhatsApp获得快速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也意味着:WhatsApp实际上拿不到用户数据。

也就意味着:Facebook试图从它这里赚钱的几个方式,全部落空。包括:

直接展示广告。

向B端商户出售用户分析工具。

因为端到端的加密方式,完全阻止了WhatsApp和Facebook阅读用户消息。

有消息传,收购时Facebook曾经表态:未来五年内,WhatsApp的货币化压力将会是“零”。

但2017年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加剧了。

扎克伯格在WhatsApp的全体员工会议上表达了沮丧。

其实我觉得,扎克伯格还真是挺冤的。因为我们来算一笔账:

Facebook收购Instagram的价格,是10亿美金,而Instagram在2018年时,就已经为Facebook创造了80亿美金的年收入(分析师估算),并且被预测:很快将达到100亿美金。

而Facebook用了220亿收购WhatsApp,是收购Instagram的22倍,但WhatsApp创造的年收入,完全比不上Instagram。

所以,作为CEO的扎克伯格有什么错呢?

就像一张在美国科技圈广为流传的名片,扎克伯格自己早年时候展示的,如下——

当然,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其实也想过替代性方案,包括——推出计量用户模型。

这是指:在用户发送了大量免费消息后,向用户收取10%的费用(类似Slack的商业模式)。

但这个提议,很快被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德伯格打了回去,她说:不可能规模化。

最后:Acton选择离开。因为还差一点时间未满股票行权期,他放弃了8.5亿美金的股票。

事实上,十多年前,他也是因为讨厌雅虎把广告弄得满屏都是,离开了雅虎广告部门的管理岗位。

之后,Acton捐了10亿美金给慈善机构。

然后,向端到端加密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程序Signal投了5000万美金,并开始致力Signal的发展。从本质上说,他是以最初纯净的、理想化的形式,重新创建了WhatsApp。

去年3月,随着剑桥用户数据分析丑闻曝光,他发了一条推文,并被迅速地传播。这条推文是——“是时候了。#删除Facebook。”

可见:Acton对广告模式有多痛恨。

(四)最后

其实退一万步讲,以腾讯在海外布局的胸襟(如投资Snapchat等案例),就算腾讯真的成功收购了WhatsApp,它也不可能“要求”WhatsApp变成Wechat。

而至于抖音的TikTok为何会成功,可能也没那么复杂。

最核心的两点是:

1)关于需求方:

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不玩抖音。后来今年1月,当我在美国刷TikTok,刷着刷着,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国内的小孩一直在地铁里刷抖音。

这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就像我们小时候,疯狂地看各种文字信息少年杂志。

2)关于创造方:

后台有经历过十年前中国第一波视频大战的人吗?

当年,土豆、优酷、酷6,等几十家中国的视频网站打得天昏地暗,最后,视频内容领域的战争,最多还是集中在了播电视剧和演艺节目上。

但是Youtube呢?在美国活得好好的。不仅是因为有谷歌养着,还涉及它平台上由“个人”创造的内容,也相当的精彩。

所以,这是一个有关视频创造力的问题。美国的市场,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土壤,并且,早就被Youtube验证过了。

昨天,我不记得是谁在我的朋友圈上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14年前,王微的土豆网提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句Slogan,后来王微创办了追光,真的活成了导演。最后,抖音让每个人成了生活的导演。”

所以往最核心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边界的问题。

就像抖音,它也不是所有出海的产品都能玩得转。

刚刚一周前的消息:字节跳动正就出售其海外新闻和娱乐App——TopBuzz,在与海外潜在买家谈判。

独角兽清算开场?WeWork上市给所有公司敲响警钟

很多人可能已经看到了自9月以来围绕联合办公空间新贵WeWork IPO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

WeWork的估值,从在私人市场融资时的470亿美金,被“修正”到了100亿-150亿之间,跌了近2/3。并已确定将延迟到年底上市。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曾被奉为“天之骄子”、排名全美私人市场第二大估值的独角兽公司WeWork,今日突然陷入到了这样尴尬的境地呢?

国内的很多报道,我觉得都忽视了目前美国的大背景。其实本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因为此事还在不停地“变”,定稿太难,所以只有快速给大家写几个理解WeWork IPO的框架。

注意:是框架。也就是说,各种细节再怎么变化,基本逃不出以下这些坐标轴,并且可以用这些坐标轴去观察。

(一)

第一,公平地说,WeWork首先是“市场动荡”的牺牲品。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资本市场,今年在美国上市的几个独角兽公司,情况都不怎么好。

全球打车软件第一股Uber,也是突然在上市前夕降低估值目标:从最初的1200亿美金,降到了824亿。

而Lyft和Uber自上市到9月初,股价都已经跌去了1/3。包括Slack,9月初全部跌到最低点。

一周前,我和Fusion Fund的创始合伙人张璐通电话。她说:“典型的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造成的估值下降啊。”

(资本过剩 → 资本助推 → 估值虚高 → IPO → 估值下降)

而经历了Lyft和Uber糟糕的IPO,现在投资人对这种“看似很有前景、但从未被证明(能赚钱)”的商业模式都如惊弓之鸟。

外加,WeWork前景未明——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市场萎缩,以及它几近荒唐的公司治理,都在释放非常负面的信号。

自砍一半以上的估值上市,是聪明的做法。这样,至少可能还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总结一句话:今年,是20年来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最大年份,但其中的多数公司都不赚钱。虽然,公司的早期盈利能力不代表它就能够在长期时间内跑赢大盘,但是2019年的市场,真的不那么有耐心了。

(二)

第二,WeWork的未来,与星巴克必有一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天下大乱的8月27日,WeWork还在不紧不慢地收购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Spacious,它代表了美国正在兴起的一类模式。

简单讲:Spacious想把城市内的餐厅和酒吧,也变成联合办公空间。这里的逻辑是:酒吧和餐厅通常在白天会被闲置,而Spacious想把这些空间的白天利用起来,转卖给用户做临时办公场所。

它还有一个“按需即入座”的移动App。会员可以随时查看附近是否有座位/空间、座位/空间的忙碌程度、路线怎么走、可以用多久等等。非常像你手机里的共享单车App地图。目前,Spacious已经把纽约和旧金山两个城市里的25家餐厅,转变为工作空间。

有心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想起了“闪座”(WeWork Go)。

今年年初,WeWork在中国几乎所有办公楼宇,都推出了一个按小时租用桌面的服务——“闪座”,售价为每小时15-45元不等。它的应用场景,其实针对的是两类人:

第一,不是WeWork会员,但不想去噪杂的咖啡馆工作;
第二,是WeWork会员,但跑去了其它城市或是离自己在WeWork的办公室较远,需要一个临时办公场所。

闪座和Spacious都提供了更为短期和灵活的办公空间,打的其实都是星巴克。

换句话说:如果WeWork有能力把业务迅速铺成一个全球性“网络”,那么有关它的愿景可能所有人都猜错:不是简单的全球联合办公楼宇,而是全球的“桌面Job Desk”市场。

包括曾经被看好、但实际上只占到了WeWork总收入不到3%的“Powered by We”业务,也是一个逻辑。

(三)

第三,WeWork创始人亚当.纽曼的心有多大?

通常来讲,创始人的“心”最好不要去猜,因为你猜不到。企业家其实是“来处”最为复杂的一种职业,他们个人干一件事情的驱动力,经常性千奇百怪。让你很是吃惊。

比如说,做了Spotify的丹尼尔·埃克。

他做Spotify,不是因为单纯地想做一个“全球最好用的音乐工具”,而是,他想让因为非法下载和CD销售崩溃遭受重创的全球100多万名歌手能够靠自己的作品生活。

有一次,Fast Company的记者问他:“多数人(因此)把你描述成‘好人’,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丹尼尔话锋一转,说道:甘地、耶稣和约翰·列侬。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被谋杀了。

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例子,说明丹尼尔曾经想问题想得很深。

9月10日,Intelligencer也刊发了一篇有关纽曼的文章,里面的细节让人大开眼界。

我给大家随便摘取几段:

1,2018年纽曼在一个公司活动中说:“世界上有1.5亿孤儿。我们公司想解决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一个新的家:WeWork Family。”

2,WeWork在美国其实有三个业务:联合办公空间WeWork、幼儿园WeGrow,以及在金融区提供自带家具的公寓租赁WeLive。当纽曼提到WeLive时,他说:“这是解决全球孤独和自杀增加的一种方式,以确保‘没有人会感到孤独’。”

3,他还认为,WeWork的“规模”可以使其能够帮助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难民危机。他说:“我需要拿到我能够拿到的最大估值。这样,当各国开战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来找我。”

(补充一下:纽曼出生于以色列,童年艰难。7岁时父母离婚,22岁前居住在13个不同的家里。曾经在以色列海军服役5年)

可想而知:想法如此“大”的一个人,遇到同样想法如此“大”的孙正义,将产生怎样的干柴烈火。

2017年,孙正义和纽曼第一次见面。

这个时候,软银刚刚组建愿景基金,并已经用“闪电战术”对Uber、Slack等其他几十家公司进行巨额赌注,在硅谷声名鹊起。所谓“闪电战术”是指:让公司尽可能快地抢占市场规模,而不要担心利润。

那一天,孙正义对纽曼说了一句话,他说:

“In a fight, being crazy is better than being smart — and that WeWork wasn’t being “crazy enough.””

“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更好。”

孙正义觉得WeWork还不够“疯狂”,他认为WeWork的估值可以值“几千亿美金”。

随后,孙正义向WeWork注资44亿。但前提是:WeWork不能仅仅是一个租借办公桌给独立会计师和小公司的生意。他告诉纽曼,让WeWork“比原来计划的大10倍”。

软银希望WeWork既快又大。纽曼做到了。

成立9年时间,WeWork取得的成就令人咋舌:

在全球已经涉足29个国家,111个城市,总共528个WeWork大楼。而且,计划立即进入另外44个城市,最终定位全球280个城市。WeWork在2018年的收入是18亿美元,但仅仅在2019年的前六个月就达到了15亿。

不过这种增长,需要钱。WeWork的亏损也相当可怕。

(四)

第四,我们反过来看,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WeWork的未来?

需要注意的是:WeWork坚持认为,如果它越大,它最终创造的利润也就越大。

它在招股说明书中这样写:

“我们在一个特定城市战略性地聚集地点越多,我们的社区就越大,越有活力,这种集群效应,可以提高我们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使我们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推动我们全球平台的货币化程度更高。”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在美国用WeWork,回国后租赁办公室,基本我不会考虑其它品牌,因为WeWork所有的软硬件“系统”,我都很熟悉了。

另外,WeWork会员如果租赁公寓服务WeLive,可以享受折扣。其实,我很早就查过WeLive是否在湾区有楼,很遗憾,它目前只在纽约有。

这其实也进一步说明了:假设资本是无限充沛的情况,那么,WeWork会是受益方。

换句话说,也可以这样理解:WeWork的愿景,其实需要WeWork变得更大。这意味着:为了现金表现更好而放慢增长,实际上可能使WeWork更加无法实现。

(五)

第五,那么,WeWork什么时候才能够赚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WeWork招股说明书里的两张图。

第一张,是WeWork的成长速度图。

第二张,是WeWork给出的收支平衡结构图:

结合这两张图可以知道:

第一,平均一个楼,WeWork需要12个月时间来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528-425+425/2=315。也就是说:有超过300个工作站,即WeWork有超过50%的工作站,目前,是位于第二张图的亏损部分。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WeWork的支出,几乎是它收入的两倍。并且,如果它停止扩张(营销费用同时下降),似乎它收支的差距就会迅速缩小。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WeWork的财务情况不是这样呈现的。

Business Insider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的观点翻译如下,请大家仔细看:

第一,像任何优秀的IPO选手,WeWork的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如下图蓝色部分。

这里,一般来说,只要公司的亏损随时间下降,或是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下降,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家公司正在对其业务进行投资,并且未来可能“获利”。

但在上图里,WeWork的净亏损(红色部分),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并且,调整后的EBITDA(绿色部分,为净亏损扣除奖励高管的股票补偿费用后的数字),也随时间推移而增长。

此外,WeWork的损失在其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也没有随时间下降。如下图:

其净亏损(蓝色)在收入中所占百分比,和净亏损扣除非现金项目后(红色)在收入中所占百分比,没有明显的规律。

此外,WeWork的现金流也没有明显规律:头两年为正;最近,则是负的。

2016:176,905美元至84,027美元
2017:$ 243,992 … $ 1,590,777
2018:-$ 176,729 …-$ 7,177

WeWork在其招股说明书称:“尽管我们不认为长期看净亏损占收入的百分比会增加,但我们的净亏损占收入的百分比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并将继续绝对增长。”

换句话说:WeWork似乎认为它仍然是一家非常早期的公司,因此这些损失,都只是它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这呼应了它对市场规模的预想,WeWork在其招股说明书中称:

(我们)在美国的可寻址市场机会为9450亿美元,在全球为1.6万亿美元。而目前,才实现了全球总机会的0.2%,以及潜在市场十大城市中的0.6%的机会。

根据桑福德C.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的预测:

WeWork需要在未来4年内有72亿美元,才能够把现金流转正。而如果在2022年之前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所需要的钱,将提升到98亿美元。

(六)

第六,软银和WeWork的关系。

上文Business Insider的分析,其实已经看到了:

WeWork的业务在增长,但没有利润,且现金流不总为正。并且,它的亏损也没有明显下降趋势。加上未来WeWork要提前支付给房东的租金,如果WeWork不打算IPO筹钱,这项业务甚至可能都无法持续。

而这里,有一个故事是:WeWork实际上并没有拿到市场膨胀期时软银承诺的160亿美金。(换句话说:WeWork的现金流整整少了140亿美金)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

当时,孙正义给纽曼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投资WeWork 160亿并成为其大股东的计划,泡汤。

原因是:股票市场下跌,愿景基金的LP们包括沙特阿拉伯,对投资更多房产项目犹豫不决。

而作为替代性的一种解决性方案:今年1月,软银用自己的钱而不是愿景基金的钱,向WeWork投资了20亿美金。

其中的10亿,买新股,另外10亿,买老股。这个时候,软银给WeWork的估值是470亿。

而市场的情况,显然是更差了。

当WeWork在8月公布招股说明书,其糟糕的公司治理问题透明化,随即触发大动荡。

WeWork和软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

一方面,如果WeWork以难堪的估值上市,将直接影响孙正义募集第二支愿景基金的能力。软银已经启动第二支基金的募集,规模为1080亿美金。

这也正是软银希望WeWork把上市时间推迟到2020年的原因。

但是恐怕,WeWork别无选择只能上市募资。

因为根据WeWork的招股说明书:如果它要拿到60亿美金的债务融资,它就必须能在IPO中募到30亿美金。

恐怕,孙正义无法再给出数十亿美金,来消除这60亿债务融资的IPO激励。

之后,软银传出了以下消息:

将在WeWork上市之后,用7.5亿美金购买其将出售的25%的股票。这也意味着:软银在WeWork项目中的总投资额,将达到110亿美金。

(七)

第七,我想把美国著名博客《战略》的作者Ben Thompson最近的一个观点介绍给大家:他把WeWork和亚马逊的AWS进行了比较。

本质上,这两个业务都是有关管理他人硬件商品的业务。

而AWS为它客户创造的价值如下:

对于刚成立的公司:可以免费、即时地访问整个服务器;

对于成长型公司:不需再提前数月或数年部署服务器,而是可以在需要时才付钱,从而剩下大量时间和资金。

对于大公司:不再需要具备管理服务器安装的能力,而是可以专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把这些事外包给云服务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AWS都是把客户的服务器成本,从“资本投资”变成了一个“可变”成本。

而客户获得的好处,其实不是省钱,而是增加了“灵活性”和“可选性”。

Ben指出:从广义的角度讲,WeWork的牛市案例,就是AWS。

因为对企业来说,没什么成本比“房地产”更为固定,而WeWork,把客户的房产成本,转变为了客户的“可变成本”。

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大致反映了公有云,如下:

对刚成立的创业公司:可以即时访问设备齐全的办公空间,只需支付一、两张桌子的钱。然后,根据公司成长情况,慢慢增加。

对成长型公司:不需提前几个月或几年进行大规模扩建,而是在需要时,为更多空间支付钱。

对大公司:不再需要在全世界内都拥有房产能力。而是,可以随时就扩展到一个新地区,风险要远远低于以前。

同样很像公有云,WeWork业务的驱动力是“灵活性”和“可选性”,而不一定是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从商业模式上看,AWS和WeWork完全不能比较,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物理产品,所产生的成本不同。但是WeWork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它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真正的价值,并且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包括“灵活性”,包括社区。

这一点,即便是在一个熊市,也要指出来。

(八)最后

篇幅关系,我没有罗列WeWork糟糕的公司治理问题,这些都是事实性信息,大家一搜就能知道。需要注意的是:这也确实是引发投资者怀疑、导致WeWork估值大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WeWork已经自我纠正了绝大部分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限制纽曼的权力。

但是有三个地方,我仍想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为什么WeWork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难道曾经过剩的资本,没有为“缺乏问责制”和“滥用职权”提供了空间吗?

第二,这几乎是近年来美国市场上第一个因为市场力量倒逼、致使创始人权力被削减的案例。或许,也标志着以软银为代表的愿为创始人提供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时代的终结。

第三,WeWork实际上是“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市场正在找WeWork的实际价格,而不是软银所说的那个。

独角兽清算正式开场。并也将一起警示,中国的公司。

并且实际上当清算开始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就像刚刚两小时前的消息:软银可能将通过董事会罢免WeWork创始人亚当.纽曼,因为软银不希望WeWork上市而导致其投资业绩减计。

美国网约车整个商业模式或被摧毁

两个月前,我在坐地铁时读到一条大报自媒体上的新闻,说是美国监管机构要正式分拆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这是美国科技业要走倒退之路吗?

次日,我们的会员上海宋硕资本创始合伙人虞慧晖来我办公室,聊起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商业公司一定是会追求垄断的,只有垄断,才能够创造更高利润。所以,美国这是要自废武功吗?

后来发现:原来是条假新闻,文章链接已经打不开。

不过,既然此事能令我信以为真,一定是之前有过很多的“铺垫”。

而上周五,真的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写一篇文章了。

(一)

上周五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美国网约车的整个商业模式或将被摧毁。

这与加州的一项法案AB 5有关。这是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要求公司把为它工作的人分类为员工,而不是独立承包商(少数情况可以例外)。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是:

此前,Uber和Lyft已经面临多起司机诉讼,后者要求平台把他们视为“雇员”,而不是“独立承包商”。

在美国,自从发明网约车,这个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

网约车平台当然希望它与司机关系是平台与独立承包商的关系,但加州最高法院最近裁定:只有当工人“在工作表现方面不受雇佣实体的控制和指导”时,才能够被确定为是独立承包商。

目前,加州立法机构正在考虑根据加州最高法院裁定编纂判例。而Uber和Lyft,对此感到十分紧张。

因为Uber在5月的IPO申请时曾经承认:大规模的司机重新定性,将“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

换句话说,Uber和Lyft的整个商业模式,其实是建立在司机不是员工之上。

而上周五,距离加州司机成为网约车平台的“员工”,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拨款委员会的州参议员投票支持AB 5。尽管Uber和Lyft都进行了积极的游说,但两者都没有获得豁免权。

立法者以5比2的投票结果,将法案送至参议院进行最终的投票。

而如果AB 5被全体参议院通过,将基本上等于会破坏硅谷支持和珍惜的商业模式。

(二)

需要注意的是:AB 5涉及的不止网约车,还包括很多的新经济方式。

像DoorDash,它是中国的“饿了么”和“美团外卖”。

所有这些基于App、同时整合了市场上闲散劳动力来运作的美国创业公司,曾发明硅谷被全球效仿的新商业模式,并创造出不少独角兽公司。现在这一切,都或将被AB 5改写。

因为如果这些工人被重新分类为“员工”,他们将得到“员工”该获得的一切劳动保护及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医疗补贴、带薪育儿假、加班费、工人赔偿、带薪休息时间,以及保证最低一小时12美金的工资。

而且,或许更加重要的,他们还将能够加入工会。

奥巴马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国的工会。它是一个可以通过起诉公司并组织罢工等手段来争取工人权益的独立于公司之外的独立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Uber等公司这么渴望妥协的原因。

Uber承诺:它愿意给司机每小时21美元的最低工资,以及其它一系列措施。

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立法者们不愿意妥协。

为此,Uber、Lyft和DoorDash警告说:如果AB 5最终被通过,他们将每家公司准备3000万美金游说,以推翻这一法案。

但支持AB 5的加州工会立即回应称:

他们将通过由工人主导的激烈运动,来满足这些公司荒谬的政治支出,以确保劳动人民获得基本的工作保护,并有权组织他们的法律联盟。

令人叹息:工会与Uber(硅谷最为珍惜的投资之一)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美国近期以来最为重要的立法斗争了。而上周五的委员会投票表明:Uber已经失败。

(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文章开头的那条假新闻。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正进入一个对科技产业不是太友好的时间点。

今年2月,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启动了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彻底”的反垄断审查,并要求美国公众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这种帮忙,包括要求美国的公众、竞争对手以及行业中的其它力量,来给监管机构提供信息。

举一个例子:

这几年在国内创业圈备受推崇的亚马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向它提出了三条质疑:第一,其物流服务定价结构;第二,亚马逊是否与自己的卖家竞争;第三,亚马逊的Prime会员制度如何捆绑了它的服务。

而7月底,Facebook被调查:其收购行为是否有扼杀创新。调查的方向之一,是Facebook是否有通过收购技术创业公司的方式,来避免这些创业公司在未来挑战Facebook的帝国。

这其实挺难理解的。因为这种收购,本属于商业攻防战的一部分,也是创业公司重要的“退出”途径。另外,新技术通过大公司收购,能够更快地被应用于市场。实际上,美国科技业的优势之一,就是一切都“流通”得很快: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产品到市场的转化。这背后,是资本的快速流通,从进入(投资)到退出(公司上市或被收购)。

而如果这些收购机会受到限制,美国创业公司的资本市场可能会萎缩。

(四)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突然之间爆发出了这么多对硅谷的监管计划呢?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美国政治信仰缓慢变化的一个结果。


一切都是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开始的

本质上,也是过去两年,美国科技与社会关系恶化的结果。

当你研究美国的民意调查,你会惊奇地发现:对谷歌和Facebook的抨击,竟然是两党合作。

Facebook的受欢迎程度,在2017年底-2018年初,暴跌。并波及谷歌、亚马逊及苹果。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人和具民主党倾向的独立人士,开始对社交媒体巨头悲观。

而硅谷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那么,2017底-2018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Facebook被曝:曾经被俄罗斯势力用来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又被曝光:其数千万的用户信息被政治数据公司“剑桥分析”获取和利用,用来帮助特朗普竞选。

这一切,都使代表了硅谷的现代进步主义政党的民主党人开始对一些“技术过度”感到厌倦。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当然也不会放过Facebook

这些“技术过度”包括:干扰选举、一系列数据泄露、以及无法阻止的极端主义观点的传播等等,进步人士越来越不满。

而今年年初,资深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竞选2020美国总统的宣言,就是要分拆美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之后掀起的舆论攻势,甚至逼迫Facebook的COO雪莉.桑德伯格不得不跳出来回应。

这个时候,正好是中美MY战。

桑德伯格非常“政治正确”地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分拆的好,因为Facebook可以帮助美国对抗ZG。”

(五)

也许这个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的“转身”。

这位硅谷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特朗普的好朋友、创业圣经《从零到一》的作者,(讽刺的是),也是今日硅谷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在2018年的年初,宣布离开硅谷。

他离开硅谷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技术公司可能将面临的监管压力感到悲观。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蒂尔开始缩减对科技业的投资。

最后,有时候我们会在头条App先释放更快速的事实类信息,下面是我们在8月31日晚发布AB 5法案对美国网约车平台影响文章后,头条App上的部分读者评论。

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比我想说的,视角360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