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陆奇与YC是为什么分的手?

  2019年底,美国著名创业投资孵化器YC中国分支风向突变,其中国创始人陆奇成立自己的新基金奇绩创坛;YC则停止中国品牌的使用。双方留下了一个悬念:究竟陆奇与YC是为什么分的手?

 我前天与硅谷的老朋友F50创始人David Cao聊了聊。F50的生意是将全球投资者介绍给硅谷的新兴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者。为方便大家阅读,我直接把David对我提问的回答整理成了David的第一人称自述,enjoy。

陆奇为什么与YC分手?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中美MY战,中美在风投领域脱钩。因为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当时,YC孵化器总裁萨姆·阿尔特曼,在和陆奇筹划YC中国合作时,整个情况还OK。包括双方在2018年春宣布合作,大家都觉得还Ok,以为事情到了秋天就解决了。但到了2018年的11月、12月,媒体开始悲观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说:整个硅谷对中国资本的“歧视”。这个歧视是指:如果我能够拿别人的钱(投资),我就不拿中国投资者的钱,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

     但这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导向导致的。

   严格意义上说,美国负责审查外国收购交易是否构成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CFIUS机构的监管,对硅谷的VC,只产生了一小部分影响。更大的影响,其实是湾区VC的一种“自我约束”。也就是说:当特朗普划出了这么一条线,美国的VC就发生了这种自我约束行为。这种间接影响,其实要更大。从法律上说,CFIUS其实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资本的一个政策,但我们都知道,这和中国关系很大。第二,过去几年,其实有大量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做投资,除中国之外,还包括有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但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谋杀了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随着有关谋杀的可怕细节的出现,这个事情在硅谷闹得很大,很多人反对沙特。但对沙特的抵制,更多是文化方面的冲突,是属于民间抵制,它不像前面对中国,是属于一种政策性导致的抵制。

所以回到YC和陆奇分手的问题,我记得:2017年春,我带中投去见YC的萨姆。当时,萨姆是很欢迎的。那个时候,中投想做YC的LP,被萨姆婉拒,但是萨姆婉拒的主要原因是:YC的那期基金满了。萨姆也明确表示过:欢迎下期来投。而之后,因为国际形势变化中美MY战越闹越大,这个时候,如果YC的总裁萨姆没变,萨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敏感,但问题基本不大。

奇绩创坛创始人-陆奇

因为美元要进中国,政策上是没问题的。只是被投公司,如果要以上市方式退出的话,会有些麻烦。因为最晚至少是在2019年的上半年以前,中国企业要来美国IPO的话,就已经要难很多,因为SEC加了一些新的监督内容。包括:公司的董事会中,必须要有一位美国公民(这项监督变更的出发点是:如果都是中国公民,他无法有执行人,但如果有美国公民,这个人就在美国,他总是能够找到)。而另一个角度,从YC新总裁杰夫·拉尔斯顿的角度讲,一般来说继任者与前任想法都会不同,刚好又遇上这个事,那就先把“中国市场”砍掉吧,我觉得这也非常正常。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主要就是中美MY战的大背景、中美在风投领域脱钩的大背景,其它原因都不够大,也不涉及那些小原则的问题,比如说这种背景下,投资了湾区的项目以后怎么退出等等。它对于YC的继任者来说,放弃YC中国市场,就是一个“大原则管制小原则”的决定。

YC的第二位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

人民币基金、华人基金状态

2016、2017年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很多都是直投,但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而是都变成了——“离岸/美国美元基金”。这是指:它在香港设置一个结构,占控股(比如90%)股份;然后,再在开曼设一个结构,占控股股份。最后的受益方,还是中方资本。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CFIUS机构查的,其实不是人民币基金,它主要查两个东西:一是,你基金的管理机构是谁?这方面主要看护照,是美国护照还是中国护照;第二个它查的是,基金的最终受益者是谁?在这两项审查下,如果你的比例更多是偏向美国身份,那没问题;但如果被查出来,中资成分比较大,那就会有问题。而华人基金这一块,说实话,现在很多来自中国的很多基金都已经撤离硅谷,包括李开复的“创新工厂”。真格基金还在,但它的投资数量一定也已经大幅缩水。

这是因为:在目前美国这种政策背景下,不够“美国化”的基金,在高科技领域一定是很难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的。

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

  不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我认为,至少对湾区的华人创业者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2000年那一拨华人创业者,像李彦宏等等,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的成功机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到了2015年、2016年这一波,华人创业者如果要回国创业,成功几率已经很低,因为很难竞争得过国内的创业者。

  但是这个时候,硅谷又来了另一个浪潮,就是说:在2015年、2016年时,各种钱涌到硅谷,抓住一个人就设立基金,整个环境,是基金多如牛毛。老实说,创业者非常浮躁。浮躁的表现之一,就是:比如说有很多创业者,他们从美国拿钱,生活在美国,然后,做中国市场,一段时间才回一次中国。这怎么可能成功呢?其实我认为:正儿八经地创业,是很难两地创业的。而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现在的时代变成是说:你要么,就去中国做中国市场的项目,拿人民币,生活在中国;要么,你就在硅谷本土创业,做硅谷非常本土的项目,比如说像DoorDash、Wish这种,非常好的一些华人创业者,他们就专注做美国本土的项目。而从资金的角度讲,不像2015年、2016年那样多,但美国也已经有像GGV、DCM等,以及武岳峰、Fusion、Amino、七海资本等大量硅谷华人做的新兴基金,还有一批硅谷成功华人企业家变成的天使投资人,如谢青、Eric Yuan、加上华源、清华企业家天使会等一众天使投资组织,结合起来(这些机构, 虽然可能也有中国的LP,但按照CFIUS的审核标准,基本是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主体)。

因为说实话,历史上看,就像中国的资本到了美国之后,喜欢投华人创业公司一样,美国的资本也喜欢投白人的公司。所以华人要拿到美国人的钱,其实还是很难的,包括像Zoom的创始人,他早期拿的资金,很多都是华人基金给的。



“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实际上,自 1980 年开始发展,美国的远程办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远程办公国家中,美国可以排名第一,毫无悬念。我举两个例子:

Salesforce 要求员工每周四都必须在家办公,以减少没必要的会议;而大名鼎鼎的 WordPress 母公司 Automattic,则没有固定办公室,全员远程办公,甚至连面试新员工,都是远程进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呢?

或者说:是什么在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远程办公”进程呢?

这是我认为在讨论“远程办公”话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一)

先上一组数据。

它来自 2019 年 10 月的《区域经济学家》,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查尔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完成:

2017 年,美国有 340 万劳动力主要在家办公,占到了美国全职劳动力的 3%。

这组数据只统计全职员工,不涉及兼职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自雇人员。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环境”(如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完成工作的全职员工。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但优点是:数据的内涵非常清晰。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呢?

根据查尔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国远程办公的增长情况,其实不是线性发展的。

在 2005 年前,美国在家办公的全职员工比例增长缓慢;然后,在 2005 年左右,增长突然加速了。

报告的下方,还有这么一条注释。

它说:

“2005 年开始,我们的抽样频率从每十年更改为每一年。因此,增长率可能在 2005 年前就已经开始加速,但它一定是在 2000 年后开始加速的。”

这条注释,让我浮想联翩。

因为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赶上猪流感疫情(H1N1流感)大爆发。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的 8 月,才结束。

而 2010 年 12 月,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名为《远程办公增强法》。

目的之一是:要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够维持基本职能。


2009 年猪流感 H1N1 病毒

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猪流感在美国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

基于此,美国远程办公增长加速的时间点,似乎也可以向 2000 年前移。

因为从与“通勤”有关的大规模外力事件看:

  •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崩盘”,硅谷人才大规模离开;
  • 2001 年,纽约发生 “9-11 恐怖袭击”;
  •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塌,美国金融危机开启;
  • 2009 年 4 月,猪流感袭击美国。

但这些外力事件,真的对“远程办公”产生了影响吗?

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它们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

(三)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是否会推动这个国家的远程办公增长呢?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美国 2019 年第二季度、三季度,按行业种类,进行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图。

可以看到:

  • 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橙色),是美国去年 Q2 与 Q3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 而“信息行业”(橘红色),分别是美国去年 Q2 和 Q3 经济增长的第二和第三大驱动力。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上述两个行业,刚好是远程办公比例很高的行业。

而这张图,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

(与之相比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从企业注册数量上看,主流还是大量的贸易型、销售型、制造型和生产型公司)

但是,行业分类真的会大幅影响远程办公的增长吗?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实际上,根据查尔斯的研究:

  •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经济就业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从制造业岗位和生产岗位,向服务业岗位转变。”
  • “在一个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任何新技术的发生,那么工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远程办公。换句话说,职业转变的确会提高远程办公的比例。”
  • “但是我们发现: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 2% 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

换句话说,由“行业转变”带来的远程办公增量,实际上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四)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发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据查尔斯的研究,实际上美国远程办公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只有一个。

那就是:技术的发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 1980 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2%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而“技术的发展”,解释了其余的一切。

(五)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 2005 年,美国的科技界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克.贝尼奥夫,是在 1999 年的时候成立了 Salesforce。然后,这家公司在 2004 年的 6 月,登陆了纽交所。

Salesforce 的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

其它如微软、IBM、甲骨文、思科、西门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 2005 年前后,为美国企业级技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根据 KPCB 的合伙人 Eric Feng 制作的一张图:


正是在 2005 年左右,美国“企业级”独角兽数量(红线部分)开始腾飞。

实际上,“企业级投资”一直是美国风投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些投资,源源不断地孕育了美国企业级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 等等。

而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在 2018 年的前 11 个月里,美国 SaaS 类创业公司,获得风投总融资额的数量,占到了美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70.1%。

如此之高。

(六)

与之相比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没有企业级市场。

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

2018 年前 11 个月,中国创业公司在全球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额中,独领风骚。但在 SaaS 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11.7%。

与美国的 70.1% 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实际上,中国创投圈对企业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前两天,我打电话给谷歌云战略的业务发展总监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腾讯企业 QQ 和营销 QQ 的创始人。

他和我说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他说: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基础设施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在谷歌,大家的习惯一定是全视频,因为如果只是音频,远程协同能力一定会受影响。但目前,我们(指国内)是不可能做到常态下支持全视频的,只要一上13个人,就不可能实现,目前国内一些公司因为疫情启动紧急远程办公,都是启用了特殊的服务器数量。

而且到现在为止,不论是从产品功能的广度还是颗粒度,特别是企业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微软处在同一级别的产品。”

(七)

但是,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呢?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

他指出: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权力对比”。

换句话说: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质上其实是: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造成远程办公的根本原因,背后其实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这导致雇主必须去适应劳动力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们来看一些特殊行业,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行业,全球性都供给不足。在这些行业,劳动力事实上是一定会希望更分散的。因为就好比,你家乡在北京,你不愿到上海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很强,一定是你的雇主来迁就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国,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远程办公增强法》,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那就是: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比如,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从而帮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不是。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

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明显,雇主的权力更大,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

(八)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离的经济账》。

结果,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

其实我这里说的“美式”,是指:数据至上。

2007 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后的 2013 年,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

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创新”。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请大家注意看:

“说中国缺乏创新,这纯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从数据上,显示正好相反。我指的是一些综合创新指标。

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档次人均收入的国家中,创新力最强。这个事情一定和人均 GDP有关,当这个数值很低时,你创造一个 iPhone,也没有人买。”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太低,那么,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 iPhone,这个国家的市场,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背后与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有关。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恐怕也一样。

经济水平不提高,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其它的诸如: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

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啊。

互联网上超过40%的流量都是假的

美国所有最聪明的脑袋、最厉害的风投和企业家,都在关注这个话题。这是我考虑再三,决定把我关于这一话题的思考写出来的原因。

——Lynn Yang

两周前,国内营销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甲方委托微博某流量头部机构做推广,结果是:产品获得了353万次的观看,上千的评论,上千的点赞,但实际交易量为零,被引进甲方店铺的流量也近乎为零。

虽然很多时候,产品的曝光率与转化率确实是两回事,但后来甲方撰文讨伐时暗指的这个“假流量”,究竟在全球互联网流量棋局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给大家几个宏观数据。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拐点与反转

如果你放弃单点看问题的视角,实际上,互联网世界中一个有关“拐点/反转”的问题正在凸显。我不知道:模糊掉信息世界中“真”与“假”的奇点会在什么时候来临,但2019年出现的一些信号,已经很值得警惕了。

我先做一个特别声明:因为种种原因,下面凡涉及企业案例,我将只列举美国科技界的情况。

(一)

先说结论:目前全球互联网上只有不到60%的流量,是由真实的人类产生。

2013年,Bloomberg曾记载过一个叫罗恩.阿姆兰的人的故事。

阿姆兰负责美国运营商Sprint的广告支出。他说:电视广告就像“先开枪再瞄准”,这种广告有两个弱点:一是贵;二是,有一半的子弹没有命中“目标客户”,被浪费掉了。

但时代很快创造出了新东西:

雅虎与谷歌上市,在线广告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广告价格;紧接着,程序化广告出现,它让福特汽车可以针对25-40岁的男性投放皮卡车广告,甚至可以让福特汽车针对25-40岁、过去6个月内浏览过皮卡车信息的男性投放皮卡车广告。

阿姆兰很开心,因为终于知道了每一美元去了哪里,以及这些钱是否完成了工作。

这时,他已经转为效力喜力美国。喜力美国的年广告预算是1.5亿美金,2013年的下半年,阿姆兰与同事在纽约会议室里就在线广告效果做介绍。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

Digital的投资回报率是约为 2:1。也就是说:每花 1 美元广告,可以增加 2 美元收入。

电视广告则至少是 6:1。每花 1 美元广告,收入可以增加 6 美元。

更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在数字世界里,有约 20% 的广告,不是由真实的人“看到”的。

五年之后,2018年的12月,《纽约杂志》旗下刊物Intelligencer报出了一个数字:

年复一年,实际上只有不到60%的网络流量是人类。在其它的虚假流量里,大多数是机器人在阅读信息。

换句话说:(网络世界的)指标是假的。

(二)

第二,人也是假的。

根据美国媒体Vox的报道:今年一季度,Facebook总共删了22亿个虚假账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飞跃。

因为如果我们往前看:2018年的四季度,Facebook总共删了12亿个虚假账号;再往前一个季度,是75万;而在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里,Facebook总共删了不到60万个虚假账号。

也就是说,整个虚假账号产生的速度是——60万到75万,75万到12亿,12亿到22亿。

更加糟糕的是:这些虚假账号的生长速度似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Facebook在今年一季度里删掉的假账号数量,已经等同于其平台上今年一季度由实际人类注册的真实账号数量。

大多数被处理掉的假账户,都是在其创建后的几分钟内被Facebook删除。

今年年初,批评家亚伦·格林斯潘称:“Facebook有一半的用户都可能是伪造的,因为它实际上没办法有准确方式可以衡量什么是假账户”。

Facebook对此做出抨击,但也承认:确实很难统计准确数据,并且因为这些数据波动很大、变化莫测,自己对这方面的理解还很肤浅。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数字还只是被删掉的假账户。

根据专门致力于消除网络僵尸的网络安全公司Distil Networks的创始人Rami Essaid的说法: “社交媒体是这样一个虚拟世界,这里一半是机器人,一半是真实的人。You can’t take any tweet at face value. And not everything is what it seems.”

(三)

第三,内容也是假的。

这可能是所有互联网反转中最令人困惑的一部分。

2019年的2月21日,咪蒙微信公号轰然倒塌。直接导火索是:其旗下子公号发表了一篇真假难辨的爆款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

其实,做过公号的人都知道,这类虚构文章的出现,是追求指标的“必然”结果。

在《状元》出炉前的三个月,我正好在上海和我一个朋友聊起大众传播。我们说:“‘新闻事实类信息’,实际上,已经到了必须与‘虚构小说类信息’PK的境地。

这是一个趋势。但即便是在咪蒙公号轰然倒塌之后,驻扎有大量新闻账号的一些内容平台,都在积极引进虚构小说作者。

但仅仅只有这些吗?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顶级电商网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虚假评论。

Fakespot估计:在沃尔玛官网上,有约52%的用户评论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而在亚马逊平台,这一数据是约为30%。

Fakespot使用的算法致力在评论中找欺骗模式,这些欺骗模式包括:雇专业的人发评论、雇机器人发评论等。亚马逊称:有超过90%不真实的评论,是由计算机生成。

据说,现在假新闻的最新战场是——“视频”。

影音媒介曾是让很多人认为“眼见为实”的可靠证据,但新算法很快将制作出超高真实度的虚假视频,它可以让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在视频里说出,他原本根本不可能说出的话。

而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今年5月,民主党议员南希·佩洛西谈特朗普的一段视频遭到恶搞,使其在视频里看起来像是喝醉了酒。这个被改造过的视频,迅速传遍了美国的社交网络。

另一个案例是:在一段被篡改的视频里,美国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表现出了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屑一顾的态度。结果,这种对视频的“断章取义”,直接导致了民众对女议员的疯狂言语抨击。

而刚刚被麻省理工学院公布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是:

人工智能在生产假信息方面可以做到非常强大,但无法识别自己所面对的故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换句话说:AI无法修复假新闻。

(五)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反转”?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在2013年的一段时间里,YouTube曾经有一半的流量,是来自于“伪装成为人”的机器人,这引发了YouTube员工们的担忧。

他们担心:一旦出现拐点,YouTube检测欺诈流量的系统,就会开始把虚假的流量视为是真实的流量,而把人工流量,视为是虚假流量。他们把这种假设事件,称为是——“反转”。

将来,也许等我们回想起“互联网彻底反转”的那一年(也许是2020,2021,2022,2023,2025,我不知道,也许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年份数字),当机器人已经超过我们在线人类多年,当黑暗笼罩着互联网的方方面面——

曾经确定无疑的现实,开始变得有些虚假;曾经看起来是伪造的东西,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具备真实的力量,并且,与真实共存。

这个“反转了”的互联网,它不是指可以被计算出有多少虚假,而是指:我们所感到的那种非常特殊的质量体验,那就是:你在网上遇到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是“假”的。

并且这样真真假假的体验,时时刻刻,一直交替着在你的大脑里出现。

(六)

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究竟互联网,它是否一定必须“锚定”现实;还是说,它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并且命中注定要产生出一个真假难辨的信息世界?

两年前,我在写《扎克伯格的“死结”》时,曾经认为:答案是后者。

我认为:过去我们常说的“真善美”中的“真”字,也许会在免费信息业未来的某一天,彻底消失——它被“淘汰”了。信息业里的“真与假”将不再重要,而只有“美不美/娱乐”才是关键。

因为现在内容业公认的未来是VR,你甚至都不能说:在一个VR的世界里,真与假这件事会变得更有意义。

不过,美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有点动摇了我的想法。

(七)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

1,美国第一个针对“虚假视频”法案出炉:加州签署了一个名为AB730的新法律,规定:任何人分发关于政客行为和言论的假音频或假视频,将属于犯罪行为。

2,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取缔了专门出售虚假影响力经济指标的公司Devumi,并对其罚款250万美元。

3,本周五Facebook将开播它重要的“新闻板块”栏目。扎克伯格终于决定要开始为新闻机构的作品付钱,并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决定像传统报纸那样“做”新闻:

付钱生产内容/买版权,然后,由专业编辑挑出版物和故事,而不再是一切由用户和算法主宰。(Facebook的主要栏目News Feed还在,并且这个栏目也仍将有大量的虚假内容)

与此同时,监管乌云笼罩着美国的科技业巨头:Facebook、谷歌、苹果和亚马逊。

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在调查Facebook。

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有47个州的州总检察长签署了办公室名单,他们正在调查Facebook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

这47个州,还主要是研究Facebook是否有违反他们本州的州法律。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早已经在代表美国政府调查Facebook是否可能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八)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曾经的垄断巨头微软哪里去了?

是微软不重要吗?不是。但曾经因为“Windows霸权”而被美国政府追着跑的微软,这一次确实没有进入反垄断大调查的名单。

相反,实际上微软已经因为它简单、直接,以及与信息业完全挨不到边的商业模式,突然就成为了美国科技界的“道德楷模”。

但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这一切暴风骤雨的发生,是因为:接近“反转”的互联网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治体系——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被俄罗斯势力入侵的广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被利用了的用户隐私,等等。

在这个倡导“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意味着:监管甚至都无处着手。美国政府感到相当的尴尬。而上述的一系列反竞争措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的科技业是否真的在走倒退之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与社会关系恶化的结果。

只是不确定,类似危及“人心”的互联网反转事件会在中国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以及何时会发生。

也或者,它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微信出海败给抖音,真因为一场手术吗?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起因是:假期期间,有好几个读者把一篇文章转给我看,问我对文章中的观点怎么想。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出海成功的,为什么是抖音而不是微信?》,核心观点是:因为收购Musical.ly对抖音成功出海很重要,因此——

1,“微信,主要就输在了这场没有成功的收购(指收购WhatsApp)”;
2,“微信,或许就输在了马化腾的那场手术上”;
3,“假如当时马化腾没有做那场手术,可能现在全地球人都在用微信了。”

文章还引用了一个事实性论据,来自2017年6月的《彭博商业周刊》:

“2014年,腾讯对WhatsApp的收购谈判已进行到最后一步时,马化腾接受了一起背部外科手术,这使得他推迟了前往硅谷的行程,与WhatsApp创始人的谈判因此延期。就在这期间,马克.扎克伯格突然入局,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WhatsApp,几乎是腾讯预计出价的两倍。”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过了10万+。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可能是大家真的对海外市场不了解。

其实收购Musical.ly对抖音出海很重要,并不能够推导出后面那些结论。

甚至假设那场手术没有发生,也不能够推导出来腾讯就能够成功收购WhatsApp。

为什么呢?我也给大家讲两个事实性小故事。我觉得我讲完了,大家也就明白了。

(一)

第一个故事。

2014年的春天,一个十分伤心的人从加拿大飞到上海,坐到了我的对面。

促使他大老远跑来和我倾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Facebook宣布以190亿美金收购WhatsApp。他和我说:这件事让他非常地难过。

因为他,是微信基础技术的发明者。

他实际上,应该也是WhatsApp、Line、KIK等移动IM基础技术的发明者。因为这些移动应用,都用到了一种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的根本性技术基础。

2006年,这个人发明了这一技术,并向中国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专利——《一种基于或囊括手机电话本的即时通讯方法和系统》。但是,这个专利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机遇。

“老实说,这几年每次我看到WhatsApp用户超过几亿,Line用户超过几亿,包括后来的WhatsApp日活用户超过Facebook,我的心都像刀在割一样痛。”他问我:“你知道在中国创业有多难吗?我当时曾四处找投资想根据这一技术基础创业,但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做技术的,不可能成事。”

“我当时要申请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他继续说:“但是价格很高,投资人不愿意投。不然,(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那190亿美元,有我一份。”

“所以无论是WhatsApp还是KIK,他们都只是不断在重复我的专利,”他和我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我专利的存在,但是这些产品,仅仅是把我专利实现的一个个案例。”

我后来通过谷歌专利搜索搜到了他的专利全文。

这一专利申请于2006年的9月28日,公开时间为2008年的4月2日,编号为“CN 101155324 B”。而专利下面的“Legal Events”显示:专利曾经有过一次转让行为:

转让时间发生在2012年的4月4日,专利转让之后的新拥有者是——“腾讯[TENCENT TECHNOLOGY(SHENZHEN) CO.,LTD.]”。

我甚至还给国家知识产权局打了一个电话,以证实这些我搜出来的信息是真实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赵建文。

在创业无望后,他把自己的专利卖给了腾讯。

需要注意的是:硅谷的WhatsApp创建于2009年2月;加拿大的KiK创建于2010年10月。它们两个,是类似应用的真正“火种”。

之后,全球模仿者出现。

2010年12月小米发布米聊;2011年1月腾讯发布微信;2011年1月香港的TalkBox发布(第一个启用了“按住说话”功能的产品);2011年Line在日本出现。

当然,一个应用绝不等于一个技术,张小龙是微信之父,微信后来能独霸中国也说明了它的NB,但我说这个故事的本意是:

请注意:一种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这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基于熟人网络的产品。

这样一个产品形态,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请看前面那些产品的时间线),怎么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用你的呢?

恐怕,微信出海的真正意图,也是希望海外的华人能够通过它非常方便地与国内的亲朋好友联络,进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华人网络。

要不然,你觉得土生土长的外国人会用WeChat干什么?

真相,是很残酷的。

不外乎几个原因:有海外的华人同事、华人朋友、华人生意。还有,泡妞。

(二)

第二个故事。

公平地讲,在硅谷,其实很少有公司能够像Facebook那样授权和留住它所收购公司的创始人和团队,因为扎克伯格会亲自保护创始人。

但即便如此,2018年Facebook有两个大负面事件是:

第一,用户隐私问题继续发酵;第二,WhatsApp和Instagram的两位创始人离开。

这两个公司,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公司。

其中一个(Instagram),被扎克伯格在2012年拿下,收购金额是10亿美金。被收购后,它的成长速度是这样的:

全球月活用户:从2013年1月的9000万,迅速成长到了2018年6月的10亿:

另一个(WhatsApp),被收购于2014年的2月。收购金额,最后实际上是220亿美金(而不是190亿)。被收购之后,它的成长速度是这样的:

全球月活用户:从2014年2月的4.65亿,快速成长到了2017年12月的15亿。

这些数据背后,是Facebook用了全球的渠道资源,去推广。

而在WhatsApp案例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收购,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因为WhatsApp在当时是盈利的,而且收入可观。它通过直接的商业模式赚钱,这个商业模式是:向用户收取1美元年费。

所以这里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除了钱之外,腾讯能够给WhatsApp带来什么价值?以及价值多大?

而第二个问题,就更加麻烦了。


WhatsApp两位创始人 布莱恩.艾克顿和简.寇姆

事关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

(三)

其实在扎克伯格收购WhatsApp时,这两位创始人就与Facebook签有一项协议,内容为:

如果Facebook在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情况下就“实施货币化计划”,那么,他们有权即刻获得股票兑现,而这些股票,是被安排在四年内分发的。

但是,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个东西呢?

因为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非常讨厌广告商业模式。

所以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头痛的配对:

Face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它给广告商带来的价值,取决于它有多了解用户。但Koum和Acton讨厌广告,这两位创始人实际上是“隐私”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在被Facebook收购后,就彻底地把WhatsApp做成了端到端的加密。

当然,这是在扎克伯格的全力支持下。

并且,扎克伯格保护了他们的思想,甚至在一些公司会议和董事会议上为它辩护。

加密、保护隐私,确实也是WhatsApp获得快速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也意味着:WhatsApp实际上拿不到用户数据。

也就意味着:Facebook试图从它这里赚钱的几个方式,全部落空。包括:

直接展示广告。

向B端商户出售用户分析工具。

因为端到端的加密方式,完全阻止了WhatsApp和Facebook阅读用户消息。

有消息传,收购时Facebook曾经表态:未来五年内,WhatsApp的货币化压力将会是“零”。

但2017年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加剧了。

扎克伯格在WhatsApp的全体员工会议上表达了沮丧。

其实我觉得,扎克伯格还真是挺冤的。因为我们来算一笔账:

Facebook收购Instagram的价格,是10亿美金,而Instagram在2018年时,就已经为Facebook创造了80亿美金的年收入(分析师估算),并且被预测:很快将达到100亿美金。

而Facebook用了220亿收购WhatsApp,是收购Instagram的22倍,但WhatsApp创造的年收入,完全比不上Instagram。

所以,作为CEO的扎克伯格有什么错呢?

就像一张在美国科技圈广为流传的名片,扎克伯格自己早年时候展示的,如下——

当然,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其实也想过替代性方案,包括——推出计量用户模型。

这是指:在用户发送了大量免费消息后,向用户收取10%的费用(类似Slack的商业模式)。

但这个提议,很快被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德伯格打了回去,她说:不可能规模化。

最后:Acton选择离开。因为还差一点时间未满股票行权期,他放弃了8.5亿美金的股票。

事实上,十多年前,他也是因为讨厌雅虎把广告弄得满屏都是,离开了雅虎广告部门的管理岗位。

之后,Acton捐了10亿美金给慈善机构。

然后,向端到端加密的移动即时通讯应用程序Signal投了5000万美金,并开始致力Signal的发展。从本质上说,他是以最初纯净的、理想化的形式,重新创建了WhatsApp。

去年3月,随着剑桥用户数据分析丑闻曝光,他发了一条推文,并被迅速地传播。这条推文是——“是时候了。#删除Facebook。”

可见:Acton对广告模式有多痛恨。

(四)最后

其实退一万步讲,以腾讯在海外布局的胸襟(如投资Snapchat等案例),就算腾讯真的成功收购了WhatsApp,它也不可能“要求”WhatsApp变成Wechat。

而至于抖音的TikTok为何会成功,可能也没那么复杂。

最核心的两点是:

1)关于需求方:

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不玩抖音。后来今年1月,当我在美国刷TikTok,刷着刷着,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国内的小孩一直在地铁里刷抖音。

这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就像我们小时候,疯狂地看各种文字信息少年杂志。

2)关于创造方:

后台有经历过十年前中国第一波视频大战的人吗?

当年,土豆、优酷、酷6,等几十家中国的视频网站打得天昏地暗,最后,视频内容领域的战争,最多还是集中在了播电视剧和演艺节目上。

但是Youtube呢?在美国活得好好的。不仅是因为有谷歌养着,还涉及它平台上由“个人”创造的内容,也相当的精彩。

所以,这是一个有关视频创造力的问题。美国的市场,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土壤,并且,早就被Youtube验证过了。

昨天,我不记得是谁在我的朋友圈上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14年前,王微的土豆网提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句Slogan,后来王微创办了追光,真的活成了导演。最后,抖音让每个人成了生活的导演。”

所以往最核心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边界的问题。

就像抖音,它也不是所有出海的产品都能玩得转。

刚刚一周前的消息:字节跳动正就出售其海外新闻和娱乐App——TopBuzz,在与海外潜在买家谈判。

独角兽清算开场?WeWork上市给所有公司敲响警钟

很多人可能已经看到了自9月以来围绕联合办公空间新贵WeWork IPO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

WeWork的估值,从在私人市场融资时的470亿美金,被“修正”到了100亿-150亿之间,跌了近2/3。并已确定将延迟到年底上市。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曾被奉为“天之骄子”、排名全美私人市场第二大估值的独角兽公司WeWork,今日突然陷入到了这样尴尬的境地呢?

国内的很多报道,我觉得都忽视了目前美国的大背景。其实本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因为此事还在不停地“变”,定稿太难,所以只有快速给大家写几个理解WeWork IPO的框架。

注意:是框架。也就是说,各种细节再怎么变化,基本逃不出以下这些坐标轴,并且可以用这些坐标轴去观察。

(一)

第一,公平地说,WeWork首先是“市场动荡”的牺牲品。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资本市场,今年在美国上市的几个独角兽公司,情况都不怎么好。

全球打车软件第一股Uber,也是突然在上市前夕降低估值目标:从最初的1200亿美金,降到了824亿。

而Lyft和Uber自上市到9月初,股价都已经跌去了1/3。包括Slack,9月初全部跌到最低点。

一周前,我和Fusion Fund的创始合伙人张璐通电话。她说:“典型的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造成的估值下降啊。”

(资本过剩 → 资本助推 → 估值虚高 → IPO → 估值下降)

而经历了Lyft和Uber糟糕的IPO,现在投资人对这种“看似很有前景、但从未被证明(能赚钱)”的商业模式都如惊弓之鸟。

外加,WeWork前景未明——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市场萎缩,以及它几近荒唐的公司治理,都在释放非常负面的信号。

自砍一半以上的估值上市,是聪明的做法。这样,至少可能还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总结一句话:今年,是20年来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最大年份,但其中的多数公司都不赚钱。虽然,公司的早期盈利能力不代表它就能够在长期时间内跑赢大盘,但是2019年的市场,真的不那么有耐心了。

(二)

第二,WeWork的未来,与星巴克必有一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天下大乱的8月27日,WeWork还在不紧不慢地收购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Spacious,它代表了美国正在兴起的一类模式。

简单讲:Spacious想把城市内的餐厅和酒吧,也变成联合办公空间。这里的逻辑是:酒吧和餐厅通常在白天会被闲置,而Spacious想把这些空间的白天利用起来,转卖给用户做临时办公场所。

它还有一个“按需即入座”的移动App。会员可以随时查看附近是否有座位/空间、座位/空间的忙碌程度、路线怎么走、可以用多久等等。非常像你手机里的共享单车App地图。目前,Spacious已经把纽约和旧金山两个城市里的25家餐厅,转变为工作空间。

有心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想起了“闪座”(WeWork Go)。

今年年初,WeWork在中国几乎所有办公楼宇,都推出了一个按小时租用桌面的服务——“闪座”,售价为每小时15-45元不等。它的应用场景,其实针对的是两类人:

第一,不是WeWork会员,但不想去噪杂的咖啡馆工作;
第二,是WeWork会员,但跑去了其它城市或是离自己在WeWork的办公室较远,需要一个临时办公场所。

闪座和Spacious都提供了更为短期和灵活的办公空间,打的其实都是星巴克。

换句话说:如果WeWork有能力把业务迅速铺成一个全球性“网络”,那么有关它的愿景可能所有人都猜错:不是简单的全球联合办公楼宇,而是全球的“桌面Job Desk”市场。

包括曾经被看好、但实际上只占到了WeWork总收入不到3%的“Powered by We”业务,也是一个逻辑。

(三)

第三,WeWork创始人亚当.纽曼的心有多大?

通常来讲,创始人的“心”最好不要去猜,因为你猜不到。企业家其实是“来处”最为复杂的一种职业,他们个人干一件事情的驱动力,经常性千奇百怪。让你很是吃惊。

比如说,做了Spotify的丹尼尔·埃克。

他做Spotify,不是因为单纯地想做一个“全球最好用的音乐工具”,而是,他想让因为非法下载和CD销售崩溃遭受重创的全球100多万名歌手能够靠自己的作品生活。

有一次,Fast Company的记者问他:“多数人(因此)把你描述成‘好人’,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丹尼尔话锋一转,说道:甘地、耶稣和约翰·列侬。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被谋杀了。

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例子,说明丹尼尔曾经想问题想得很深。

9月10日,Intelligencer也刊发了一篇有关纽曼的文章,里面的细节让人大开眼界。

我给大家随便摘取几段:

1,2018年纽曼在一个公司活动中说:“世界上有1.5亿孤儿。我们公司想解决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一个新的家:WeWork Family。”

2,WeWork在美国其实有三个业务:联合办公空间WeWork、幼儿园WeGrow,以及在金融区提供自带家具的公寓租赁WeLive。当纽曼提到WeLive时,他说:“这是解决全球孤独和自杀增加的一种方式,以确保‘没有人会感到孤独’。”

3,他还认为,WeWork的“规模”可以使其能够帮助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难民危机。他说:“我需要拿到我能够拿到的最大估值。这样,当各国开战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来找我。”

(补充一下:纽曼出生于以色列,童年艰难。7岁时父母离婚,22岁前居住在13个不同的家里。曾经在以色列海军服役5年)

可想而知:想法如此“大”的一个人,遇到同样想法如此“大”的孙正义,将产生怎样的干柴烈火。

2017年,孙正义和纽曼第一次见面。

这个时候,软银刚刚组建愿景基金,并已经用“闪电战术”对Uber、Slack等其他几十家公司进行巨额赌注,在硅谷声名鹊起。所谓“闪电战术”是指:让公司尽可能快地抢占市场规模,而不要担心利润。

那一天,孙正义对纽曼说了一句话,他说:

“In a fight, being crazy is better than being smart — and that WeWork wasn’t being “crazy enough.””

“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更好。”

孙正义觉得WeWork还不够“疯狂”,他认为WeWork的估值可以值“几千亿美金”。

随后,孙正义向WeWork注资44亿。但前提是:WeWork不能仅仅是一个租借办公桌给独立会计师和小公司的生意。他告诉纽曼,让WeWork“比原来计划的大10倍”。

软银希望WeWork既快又大。纽曼做到了。

成立9年时间,WeWork取得的成就令人咋舌:

在全球已经涉足29个国家,111个城市,总共528个WeWork大楼。而且,计划立即进入另外44个城市,最终定位全球280个城市。WeWork在2018年的收入是18亿美元,但仅仅在2019年的前六个月就达到了15亿。

不过这种增长,需要钱。WeWork的亏损也相当可怕。

(四)

第四,我们反过来看,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WeWork的未来?

需要注意的是:WeWork坚持认为,如果它越大,它最终创造的利润也就越大。

它在招股说明书中这样写:

“我们在一个特定城市战略性地聚集地点越多,我们的社区就越大,越有活力,这种集群效应,可以提高我们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使我们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推动我们全球平台的货币化程度更高。”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在美国用WeWork,回国后租赁办公室,基本我不会考虑其它品牌,因为WeWork所有的软硬件“系统”,我都很熟悉了。

另外,WeWork会员如果租赁公寓服务WeLive,可以享受折扣。其实,我很早就查过WeLive是否在湾区有楼,很遗憾,它目前只在纽约有。

这其实也进一步说明了:假设资本是无限充沛的情况,那么,WeWork会是受益方。

换句话说,也可以这样理解:WeWork的愿景,其实需要WeWork变得更大。这意味着:为了现金表现更好而放慢增长,实际上可能使WeWork更加无法实现。

(五)

第五,那么,WeWork什么时候才能够赚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WeWork招股说明书里的两张图。

第一张,是WeWork的成长速度图。

第二张,是WeWork给出的收支平衡结构图:

结合这两张图可以知道:

第一,平均一个楼,WeWork需要12个月时间来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528-425+425/2=315。也就是说:有超过300个工作站,即WeWork有超过50%的工作站,目前,是位于第二张图的亏损部分。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WeWork的支出,几乎是它收入的两倍。并且,如果它停止扩张(营销费用同时下降),似乎它收支的差距就会迅速缩小。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WeWork的财务情况不是这样呈现的。

Business Insider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的观点翻译如下,请大家仔细看:

第一,像任何优秀的IPO选手,WeWork的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如下图蓝色部分。

这里,一般来说,只要公司的亏损随时间下降,或是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下降,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家公司正在对其业务进行投资,并且未来可能“获利”。

但在上图里,WeWork的净亏损(红色部分),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并且,调整后的EBITDA(绿色部分,为净亏损扣除奖励高管的股票补偿费用后的数字),也随时间推移而增长。

此外,WeWork的损失在其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也没有随时间下降。如下图:

其净亏损(蓝色)在收入中所占百分比,和净亏损扣除非现金项目后(红色)在收入中所占百分比,没有明显的规律。

此外,WeWork的现金流也没有明显规律:头两年为正;最近,则是负的。

2016:176,905美元至84,027美元
2017:$ 243,992 … $ 1,590,777
2018:-$ 176,729 …-$ 7,177

WeWork在其招股说明书称:“尽管我们不认为长期看净亏损占收入的百分比会增加,但我们的净亏损占收入的百分比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并将继续绝对增长。”

换句话说:WeWork似乎认为它仍然是一家非常早期的公司,因此这些损失,都只是它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这呼应了它对市场规模的预想,WeWork在其招股说明书中称:

(我们)在美国的可寻址市场机会为9450亿美元,在全球为1.6万亿美元。而目前,才实现了全球总机会的0.2%,以及潜在市场十大城市中的0.6%的机会。

根据桑福德C.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的预测:

WeWork需要在未来4年内有72亿美元,才能够把现金流转正。而如果在2022年之前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所需要的钱,将提升到98亿美元。

(六)

第六,软银和WeWork的关系。

上文Business Insider的分析,其实已经看到了:

WeWork的业务在增长,但没有利润,且现金流不总为正。并且,它的亏损也没有明显下降趋势。加上未来WeWork要提前支付给房东的租金,如果WeWork不打算IPO筹钱,这项业务甚至可能都无法持续。

而这里,有一个故事是:WeWork实际上并没有拿到市场膨胀期时软银承诺的160亿美金。(换句话说:WeWork的现金流整整少了140亿美金)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

当时,孙正义给纽曼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投资WeWork 160亿并成为其大股东的计划,泡汤。

原因是:股票市场下跌,愿景基金的LP们包括沙特阿拉伯,对投资更多房产项目犹豫不决。

而作为替代性的一种解决性方案:今年1月,软银用自己的钱而不是愿景基金的钱,向WeWork投资了20亿美金。

其中的10亿,买新股,另外10亿,买老股。这个时候,软银给WeWork的估值是470亿。

而市场的情况,显然是更差了。

当WeWork在8月公布招股说明书,其糟糕的公司治理问题透明化,随即触发大动荡。

WeWork和软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

一方面,如果WeWork以难堪的估值上市,将直接影响孙正义募集第二支愿景基金的能力。软银已经启动第二支基金的募集,规模为1080亿美金。

这也正是软银希望WeWork把上市时间推迟到2020年的原因。

但是恐怕,WeWork别无选择只能上市募资。

因为根据WeWork的招股说明书:如果它要拿到60亿美金的债务融资,它就必须能在IPO中募到30亿美金。

恐怕,孙正义无法再给出数十亿美金,来消除这60亿债务融资的IPO激励。

之后,软银传出了以下消息:

将在WeWork上市之后,用7.5亿美金购买其将出售的25%的股票。这也意味着:软银在WeWork项目中的总投资额,将达到110亿美金。

(七)

第七,我想把美国著名博客《战略》的作者Ben Thompson最近的一个观点介绍给大家:他把WeWork和亚马逊的AWS进行了比较。

本质上,这两个业务都是有关管理他人硬件商品的业务。

而AWS为它客户创造的价值如下:

对于刚成立的公司:可以免费、即时地访问整个服务器;

对于成长型公司:不需再提前数月或数年部署服务器,而是可以在需要时才付钱,从而剩下大量时间和资金。

对于大公司:不再需要具备管理服务器安装的能力,而是可以专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把这些事外包给云服务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AWS都是把客户的服务器成本,从“资本投资”变成了一个“可变”成本。

而客户获得的好处,其实不是省钱,而是增加了“灵活性”和“可选性”。

Ben指出:从广义的角度讲,WeWork的牛市案例,就是AWS。

因为对企业来说,没什么成本比“房地产”更为固定,而WeWork,把客户的房产成本,转变为了客户的“可变成本”。

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大致反映了公有云,如下:

对刚成立的创业公司:可以即时访问设备齐全的办公空间,只需支付一、两张桌子的钱。然后,根据公司成长情况,慢慢增加。

对成长型公司:不需提前几个月或几年进行大规模扩建,而是在需要时,为更多空间支付钱。

对大公司:不再需要在全世界内都拥有房产能力。而是,可以随时就扩展到一个新地区,风险要远远低于以前。

同样很像公有云,WeWork业务的驱动力是“灵活性”和“可选性”,而不一定是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从商业模式上看,AWS和WeWork完全不能比较,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物理产品,所产生的成本不同。但是WeWork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它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真正的价值,并且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包括“灵活性”,包括社区。

这一点,即便是在一个熊市,也要指出来。

(八)最后

篇幅关系,我没有罗列WeWork糟糕的公司治理问题,这些都是事实性信息,大家一搜就能知道。需要注意的是:这也确实是引发投资者怀疑、导致WeWork估值大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WeWork已经自我纠正了绝大部分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限制纽曼的权力。

但是有三个地方,我仍想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为什么WeWork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难道曾经过剩的资本,没有为“缺乏问责制”和“滥用职权”提供了空间吗?

第二,这几乎是近年来美国市场上第一个因为市场力量倒逼、致使创始人权力被削减的案例。或许,也标志着以软银为代表的愿为创始人提供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时代的终结。

第三,WeWork实际上是“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市场正在找WeWork的实际价格,而不是软银所说的那个。

独角兽清算正式开场。并也将一起警示,中国的公司。

并且实际上当清算开始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就像刚刚两小时前的消息:软银可能将通过董事会罢免WeWork创始人亚当.纽曼,因为软银不希望WeWork上市而导致其投资业绩减计。

美国网约车整个商业模式或被摧毁

两个月前,我在坐地铁时读到一条大报自媒体上的新闻,说是美国监管机构要正式分拆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这是美国科技业要走倒退之路吗?

次日,我们的会员上海宋硕资本创始合伙人虞慧晖来我办公室,聊起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商业公司一定是会追求垄断的,只有垄断,才能够创造更高利润。所以,美国这是要自废武功吗?

后来发现:原来是条假新闻,文章链接已经打不开。

不过,既然此事能令我信以为真,一定是之前有过很多的“铺垫”。

而上周五,真的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写一篇文章了。

(一)

上周五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美国网约车的整个商业模式或将被摧毁。

这与加州的一项法案AB 5有关。这是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要求公司把为它工作的人分类为员工,而不是独立承包商(少数情况可以例外)。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是:

此前,Uber和Lyft已经面临多起司机诉讼,后者要求平台把他们视为“雇员”,而不是“独立承包商”。

在美国,自从发明网约车,这个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

网约车平台当然希望它与司机关系是平台与独立承包商的关系,但加州最高法院最近裁定:只有当工人“在工作表现方面不受雇佣实体的控制和指导”时,才能够被确定为是独立承包商。

目前,加州立法机构正在考虑根据加州最高法院裁定编纂判例。而Uber和Lyft,对此感到十分紧张。

因为Uber在5月的IPO申请时曾经承认:大规模的司机重新定性,将“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

换句话说,Uber和Lyft的整个商业模式,其实是建立在司机不是员工之上。

而上周五,距离加州司机成为网约车平台的“员工”,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拨款委员会的州参议员投票支持AB 5。尽管Uber和Lyft都进行了积极的游说,但两者都没有获得豁免权。

立法者以5比2的投票结果,将法案送至参议院进行最终的投票。

而如果AB 5被全体参议院通过,将基本上等于会破坏硅谷支持和珍惜的商业模式。

(二)

需要注意的是:AB 5涉及的不止网约车,还包括很多的新经济方式。

像DoorDash,它是中国的“饿了么”和“美团外卖”。

所有这些基于App、同时整合了市场上闲散劳动力来运作的美国创业公司,曾发明硅谷被全球效仿的新商业模式,并创造出不少独角兽公司。现在这一切,都或将被AB 5改写。

因为如果这些工人被重新分类为“员工”,他们将得到“员工”该获得的一切劳动保护及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医疗补贴、带薪育儿假、加班费、工人赔偿、带薪休息时间,以及保证最低一小时12美金的工资。

而且,或许更加重要的,他们还将能够加入工会。

奥巴马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国的工会。它是一个可以通过起诉公司并组织罢工等手段来争取工人权益的独立于公司之外的独立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Uber等公司这么渴望妥协的原因。

Uber承诺:它愿意给司机每小时21美元的最低工资,以及其它一系列措施。

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立法者们不愿意妥协。

为此,Uber、Lyft和DoorDash警告说:如果AB 5最终被通过,他们将每家公司准备3000万美金游说,以推翻这一法案。

但支持AB 5的加州工会立即回应称:

他们将通过由工人主导的激烈运动,来满足这些公司荒谬的政治支出,以确保劳动人民获得基本的工作保护,并有权组织他们的法律联盟。

令人叹息:工会与Uber(硅谷最为珍惜的投资之一)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美国近期以来最为重要的立法斗争了。而上周五的委员会投票表明:Uber已经失败。

(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文章开头的那条假新闻。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正进入一个对科技产业不是太友好的时间点。

今年2月,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启动了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彻底”的反垄断审查,并要求美国公众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这种帮忙,包括要求美国的公众、竞争对手以及行业中的其它力量,来给监管机构提供信息。

举一个例子:

这几年在国内创业圈备受推崇的亚马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向它提出了三条质疑:第一,其物流服务定价结构;第二,亚马逊是否与自己的卖家竞争;第三,亚马逊的Prime会员制度如何捆绑了它的服务。

而7月底,Facebook被调查:其收购行为是否有扼杀创新。调查的方向之一,是Facebook是否有通过收购技术创业公司的方式,来避免这些创业公司在未来挑战Facebook的帝国。

这其实挺难理解的。因为这种收购,本属于商业攻防战的一部分,也是创业公司重要的“退出”途径。另外,新技术通过大公司收购,能够更快地被应用于市场。实际上,美国科技业的优势之一,就是一切都“流通”得很快: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产品到市场的转化。这背后,是资本的快速流通,从进入(投资)到退出(公司上市或被收购)。

而如果这些收购机会受到限制,美国创业公司的资本市场可能会萎缩。

(四)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突然之间爆发出了这么多对硅谷的监管计划呢?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美国政治信仰缓慢变化的一个结果。


一切都是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开始的

本质上,也是过去两年,美国科技与社会关系恶化的结果。

当你研究美国的民意调查,你会惊奇地发现:对谷歌和Facebook的抨击,竟然是两党合作。

Facebook的受欢迎程度,在2017年底-2018年初,暴跌。并波及谷歌、亚马逊及苹果。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人和具民主党倾向的独立人士,开始对社交媒体巨头悲观。

而硅谷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那么,2017底-2018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Facebook被曝:曾经被俄罗斯势力用来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又被曝光:其数千万的用户信息被政治数据公司“剑桥分析”获取和利用,用来帮助特朗普竞选。

这一切,都使代表了硅谷的现代进步主义政党的民主党人开始对一些“技术过度”感到厌倦。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当然也不会放过Facebook

这些“技术过度”包括:干扰选举、一系列数据泄露、以及无法阻止的极端主义观点的传播等等,进步人士越来越不满。

而今年年初,资深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竞选2020美国总统的宣言,就是要分拆美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之后掀起的舆论攻势,甚至逼迫Facebook的COO雪莉.桑德伯格不得不跳出来回应。

这个时候,正好是中美MY战。

桑德伯格非常“政治正确”地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分拆的好,因为Facebook可以帮助美国对抗ZG。”

(五)

也许这个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的“转身”。

这位硅谷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特朗普的好朋友、创业圣经《从零到一》的作者,(讽刺的是),也是今日硅谷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在2018年的年初,宣布离开硅谷。

他离开硅谷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技术公司可能将面临的监管压力感到悲观。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蒂尔开始缩减对科技业的投资。

最后,有时候我们会在头条App先释放更快速的事实类信息,下面是我们在8月31日晚发布AB 5法案对美国网约车平台影响文章后,头条App上的部分读者评论。

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比我想说的,视角360度多了。

孙宇晨约不约巴菲特不重要

围绕着“加密”,有一个特质特别明显,那就是:纯洁和贪婪。

其中的两个阵营,一个是纯粹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独特使命并为其所驱使——发展分散的技术平台。这个群体很少关心加密作为货币的上行。而另一个阵营,则是机会主义者,在这个群体里,有关于货币的动机,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要强。

孙宇晨借助巴菲特赚足了眼球,却没给我们带来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今天,我想给到大家有关美国区块链界正在发生的一个大趋势。因为说到底,货币层面的东西,大家其实都能够看懂,但如果真要说到“颠覆”,则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即有关——数据的所有权问题。

而这也是Facebook突然要发数字货币Libra的真正逻辑。并且一旦成功,将意味:全球基于用户数据盈利的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都将被改写。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大互联网公司们。

以下,是我对三位美国加密货币界及美国科技界人士采访后形成的一篇自述,并经三位采访对象要求做了匿名处理,希望能给到国内读者新的理解角度。

(以下为采访了三位采访对象整理而成的自述。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符合SEC监管的加密货币项目是合法的,但目前,SEC对这一块的监管也正越来越严格,包括打击洗钱组织等。

8月2日央行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继续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

特别声明:本文仅为传递更多市场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我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2012年接触加密货币,2017年4月开始做投资,大概投了100多个项目,市面上你能够看到的ICO我都参与了,所以我不想说我的名字,因为圈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包括孙宇晨。

说实话,我看到孙宇晨拍下巴菲特午餐这件事,第一反应是:他后面一定有高人。这是我的猜测,我不知道是谁,但他后面一定有这样一个或一些不愿意露面的智囊、财团或者说高人在,他们想给巴菲特上课,就这么简单。第二,我觉得他会接二连三地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的东西出来。这是你可以预期的,他不把他的波场币搞到前五前三,不会罢休。这是我当时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

但是反过来说,这件事也因为过度炒作,已经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包括让大众的看法偏“娱乐”,反而不再去关注区块链和主流社会的沟通。而这其中,国内的关注视角普遍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有关数据的“所有权“问题。

而这件事,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就好比说,现在你用微信,用淘宝,用百度,用支付宝,用谷歌,用拼多多,所有这些平台或产品,你在上面创造的数据,都默认为是归大公司所有。但如果你注意看美国的发展趋势,这些数据所有权会归还给个人,并且作为你在网络世界中的“劳动”,它可以变现,就像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可以变现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平行的数字世界正在形成过程中。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随身携带有两种货币:一种是现实世界中的货币,这是大家都能够看明白的(但除了中心化的法币外,还会有去中心化的货币,如比特币等);另一个货币就是你的“数据资产”,是你在互联网上为各大公司创造了数据之后,你所兑现的你的权益。

这里最核心的两个东西:第一,你在网络上的劳动具有价值,并且可以变现;第二,把你该有的东西的所有权还给你。

这就是未来区块链的要义,去中心化的软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公链都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Facebook为什么突然发数字货币?

这件事在美国,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包括:为什么Facebook突然说要做数字货币Libra?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新闻都不能割裂开来、单独地去解读。这里,需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年,什么问题最让扎克伯格头痛?其实只有一件事:用户隐私问题。

包括此前,Facebook平台上有超过5000万的用户信息,被政治数据公司“剑桥分析”获取和利用。这些数据,被用来帮助特朗普竞选。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害,因为他们可能不支持特朗普。所以在美国,包括在其它一些国家,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自己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就是说:我的数据到底能够给谁用?我要有自己的说法和主张。

包括十几天前,Facebook被罚50亿美金,这是美国历史上有关用户数据隐私问题最大一笔金额的罚款。而前两天,Facebook新一季度财报出来,净利润同比下滑了49%,背后原因,也与用户隐私保护问题带来的监管及广告产品受冲击有关。

所以,为什么Facebook突然要搞数字货币?虽然它在白皮书里没有讲,但是今年3月,扎克伯格自己其实写过一篇博客,他说到了Facebook的重大转型。他说:未来的Facebook会非常强调隐私,并且他相信,通信的未来会越来越转向私人加密服务。

这是一个巨大的逆转,因为所有人都知道:Facebook的商业模式是基于“公有信息+广告”。而当Libra的消息进一步出来,当时我们就看明白了:

Facebook是想用区块链的技术和概念来解决自己业务的内在冲突因为区块链是目前看来唯一能够让用户拥有自己数据并进行安全存储和变现的最简单和方便的技术。

这样一来,一方面,Facebook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来给用户数据“确权”;另一方面,它可以用数字币“激励”用户上传数据,喂养广告商,从而解决用户隐私问题。

区块链和非区块链的最大区别,其实就是在对个人数据库的管理上。而如果没有数字币,对用户的“激励”,可能会成为问题,我们说:“无币区块链”和“有币区块链”的最主要区别,就是有币区块链能够让数据的流通性,提高到至少3-5倍。

而如果Facebook真把这件事做成功了,颠覆性是巨大的。我记得韩锋,是国内比较少提到了Libra背后这一逻辑的人。他在喜马拉雅FM上有一个访谈,讲得非常好。

他讲到:这个事就相当于是中国在1998年给房地产“确权”,搞房产证,随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财富运动。而数据私有化也将如此,它造成的巨大影响力,可要比什么Facebook要做移动支付、要和支付宝、腾讯支付竞争大多了,因为这相当于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些大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都要奔溃了。

因为现在基本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都是建立在无偿地使用用户数据之上。而你再想一想:如果这是一个全球竞争环境,那么一旦用户在其它平台能够购买,能够社交,但是不能够发财,大家还会花时间在你身上吗?不可能的。所以这很可能就会造成:不能及时转型的平台,生存就会堪忧。

这是美国正在发生的大背景。包括前一阵,美国有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叫《The DASHBOARD Act》,这个法案就要求:像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这种以广告为重要商业模式的公司,必须披露它的用户数据到底值多少钱。

对创业公司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数据确权”对创业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创业公司尤其是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那么多数据。最后,只能把自己卖给大公司。

但如果用户数据发生了“确权”之后,用户就可以自行把数据给到其它创业公司。我说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美国现在很火的一个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

这是由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妻子在2006年参与创办的一个公司。它的整个服务流程是这样:你打开它的官网,选择一个99美金或199美金的服务,然后,它寄一个东西到你家,你对着这个东西吐一下唾液,再把它寄还给23andMe。最后,23andMe给到你一份你的基因检测报告。

但这里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一,你得到的这个基因检测报告结果,不是对你整个基因组的综合分析(WGS),而只是占比很小的基因的检测,商业价值和医疗价值都不如前者;第二,23andMe每获得一个客户都是亏的,因为它整个业务成本平摊到每个客户身上,不可能是99美金。

实际上我知道的情况是:一个用户样本,用户付99美金,23andMe自己补贴1000多美金,然后,它把样本卖给第三方,每个样本定价几百美金,并且可以多次出售,最终,能够把一个样本卖到7万美金左右。

所以,就和Ancestry一样,23andMe的真正利润来源,其实是把你的个人数据,卖给了其它医疗机构或研究机构。你知道2017年Ancestry的收入是多少吗?10亿美金。

所以也就是说,23andMe其实是一家数据收集公司。而且,它用我们的身体数据赚钱,但这些钱,跟我们半毛关系也没有。

那么,假设它是一家区块链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实际上,现在基因检测领域已经出来一个新公司叫EDNA,它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一,它用的检测方式是全基因组测序WGS。第二,它正在创建一个交易平台,让研究人员可以直接从用户这里买数据,而用户,也因此可以有效控制接收数据的人是谁,包括医生、医疗团队、研究人员、制药公司或其他私人公司,并且可以完全拥有和控制从自己数据中获得的利润。

那么这里,到底我们要为全基因组测序服务支付给EDNA多少钱呢?大概是1000美金。这比实际市场上的价格——2万美金,已经便宜很多,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价格还是贵,所以EDNA的解决方法是:

用户可以用EOS网络上的智能合约,从代币持有人这里,租赁/借用EDNA代币,来支付服务费用。而一旦用户收到基因检测结果,并开始销售他们的数据,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利润,连同商定的和智能合约管理的回报,来偿还租赁方。

所以,这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事情:你可以拿着你自己的数据,对其他科技和健康医疗制药公司进行授权,而这些公司需要支付你数字货币,你就可以挣钱。同时,这些公司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你也可以用,并且看得到这些研究成果。这就是区块链公司和非区块链公司的最大区别。

所以说区块链会对很多行业产生新的革命,就是因为它可以让消费者有大量自己的数据。然后,以前消费者自己的数据是支离破碎的,在各个中心化公司手里,而通过区块链改造后,消费者可以自己有这些数据,自己决定怎么用。

比如,当他知道哪个教授在做什么研究,哪个创业公司在做什么研究,他认为对自己有好处,对社会有价值,他就自己向他们授权数据,这样,就显著降低了很多行业获取数据的成本,对很多行业都有巨大推动作用。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互联网:上面有大量可用的数据;然后,任何人或机构都可以去参与贡献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被别的机构和人使用。

这同时也会让互联网上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就像23andMe,如果没有区块链,只有互联网,我的数据就是被23andMe这样的机构拿走,我没办法把我的数据再利用。

但有了区块链之后,我的数据不光23andMe有,我还可以把我的数据给到别的创业公司,或是把我的基因数据上传到某个医疗链的健康链上,所以就相当于是:把大量有用的数据再循环出来,让其他的机构和开发者,都可以用更多、更好的数据。

(本文也引用了洛杉矶AI明星公司ObEN创始人Adam Zheng在硅发布跨境直播中分享的部分内容,特别感谢Adam Zheng)

陈天桥的脑研究出成果了

两年前,我载着一位中国来的访客在硅谷高速上奔驰。当时,我和他讲了一个故事:

GV是谷歌旗下投资机构。有一次,它生命科学的头——Krishna Yeshwant被问到一个问题:“请问:GV如何平衡投资回报与找到治疗人类癌症方法间的关系?

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需要大量钱,而且不一定出结果。

Krishna举了一个例子说:GV曾投资一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有数据表明,在早期诊断自闭症儿童方面,有些“信号”值得追踪。GV因此投了大量钱让他们去做研究。但研究着研究着,这些“信号”不见了,GV的投资,血本无归。

那一天,Krishna的回答是这样的:

“That is the hard thing about this job—to make sure the right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and that they are being asked in the right way. If it just turns out we asked the right questions and we were wrong, that’s the game we are playing. We are OK with nature disagreeing with us because when it agrees with you, you change the world.”

大概意思是:“如果我们向大自然‘问对’了问题,但研究方法有误,那大把的钱打水漂了也没关系,因为一旦把这两者都做对了,你就改变了世界。

我车里的访客听了笑:“和中国的语境差得好远啊。真不接地气。”

(一)

不知道为何,这是我在偶然翻到加州理工学院陈天桥雒芊芊神经科学研究所又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时,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回忆杀。

与吸人眼球的中国商战故事不同,所谓陈氏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实在朴素得可怕——它是一篇有关斑马鱼和老鼠的论文。如下:

在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有一种特殊而神秘的物质叫“5-羟色胺”,又名血清素。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对它在睡眠中的作用争论不休:到底是促进了睡眠,还是让人更清醒?因为一些研究表明:血清素能促进睡眠,但其他研究又表明,产生了血清素的神经元最活跃,在清醒时释放化学物质。

6月24日,一篇署名陈氏研究院两位学者的论文发表在了《神经元》杂志上。该论文基于大量实验指出:在斑马鱼和老鼠实验中,血清素被证明是睡眠必需的。

换句话说,新的研究发现血清素对人类的睡眠是必要的。这解决了科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议,并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一些常用的抗抑郁症药会有让人嗜睡的副作用。

(二)

与公众认知不同,实际上陈氏研究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

根据其官网:自2016年创立,陈氏研究院的教授和学者们已共发表论文63篇。其中,2017年19篇;2018年30篇;2019年(截至目前)15篇。内容涉及自闭症、焦虑症、基因工程等等,而陈天桥自己曾公开谈论过两个让他感到很兴奋的发现:

第一个是脑机接口方面,发现可以通过控制瘫痪病人的大脑,来模拟触觉和感觉。比如,病人的某些部位以下已经失去知觉,但当科学家刺激了一些东西,病人会有所反应,并认为——这是有人在挠他。

另一个发现,是老鼠的情绪能够被操纵。老鼠会因为科学家按下不同的按钮而变得或安静或开始打架。而所有的攻击性,其实都由一组神经元控制。

第一个实验,证明了我的一个假设,即世界实际上只是感知。”2018年7月,陈天桥在接受美国Medium平台记者Bryan Walsh采访时说:“这涉及一个哲学问题:究竟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真的相信,它是虚拟的。”

另一个实验,则证明了我的另一个假设,即人类,不过是化学机器人。”陈天桥说:“未来也许我可以戴上头盔,下载一些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激活神经元——也许我可以为你造一个世界。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技术,在未来会非常强大。”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天桥已经越来越不像中国的企业家。

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目前陈身家约24亿美元,已拨出10亿美元用于资助神经科学研究。其中,包括他和妻子雒芊芊用于建设陈氏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的1.15亿美元。

这1.15亿,是人类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获得的最大一笔捐赠。陈天桥计划捐赠十年,每年一亿美金。

所谓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不以任何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它和应用的最大区别是:基础研究需要在科学上证明某个东西可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失败、大量的钱,和更长的时间。

当Medium记者问:“为什么要用慈善的方式,而不是投资?”

陈天桥答道:“对于大脑和思想,我认为必须用一种非盈利的方式,因为人类目前缺乏对大脑某些基本方面的理解。所有这些研究,仍在大学或研究所。”

Medium的记者继续追问:“您还参与了围绕大脑与神经科学的风险投资。你认为这些领域的增长在哪里?会是药物吗?还是脑机连接?”

陈天桥答:“基础研究是为寻求真相。有了基础研究发现的帮助,我认为它可以满足全人类的三个需求。”

根据陈天桥的说法,陈氏研究院的最终愿景是:要把人类大脑和大脑相关的不同学科进行垂直整合。

也就是说:除了神经科学,还会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甚至是神学。陈天桥希望把这些不同领域的顶尖学者汇集一起,并鼓励他们一起工作。

第一是大脑治疗——处理迅速增长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退化疾病,像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包括抑郁症。基础研究将在未来10-20年里做出巨大贡献。

第二是大脑的开发。如果真想造福人类,人类必须了解自己,才能赋予世界以——目的,世界才能读懂你思想,知道你想要什么,才能满足你。通过基因编辑侵入并改变你身体,我认为这些都是未来的杀手级应用。

第三是终极愿景。我们试图回答:什么是意识?我们是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拟的?这对我和很多人来说很重要。几千年来,这些都是人类在问的终极问题。我想也许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能够找到真相。

(四)

作为盛大网络董事长兼CEO,陈天桥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2004年,年仅31岁的陈天桥当选“中国首富”,开创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企业家从财富上战胜传统行业企业家的先河。

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不是阿里巴巴或者腾讯,而是陈天桥的游戏运营公司——盛大网络。甚至有近5年时间,盛大一直是中国游戏业的老大。

可惜的是,陈天桥“志”不在游戏。之后,盛大奇袭新浪,折腾“迪斯尼互动娱乐传媒帝国”和平台战略。其中,盒子梦被一纸禁令终止,而盛大的基因里其实就没有平台,哪怕把旗下游戏、文学、视频等业务用户全部打通,也只是一个个分散的Zynga,而不是Facebook。之后,盛大定位从内容公司转为技术驱动型公司(支付、云计算、精准广告投放),2009-2011年又冲上一个小高峰,但2011后业务整体下滑,最核心的原因是:陈天桥去新加坡治病了。

2017年8月,陈天桥在接受Bloomberg记者采访时,曾透露了自己当年为何会完全弃盘,拱手把“市场”让给腾讯和阿里:

——就在2004年盛大登陆纳斯达克后不久,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和政府法规的加剧,陈天桥患上了“惊恐发作”。

这种病的英文名叫Panic attack,为急性焦虑症症状之一,患者会突然出现强烈的恐惧感,感到“死亡将至、大难临头”或“失去自控能力”的体验,同时伴有呼吸困难、心悸、胸痛或眩晕、呕吐、出汗、面色苍白、颤动等。每次可以持续发作几十分钟,过程非常痛苦。有些人甚至会连续不停地发作。

Panic attack在长期工作压力过大的创投圈或刚刚失去亲人的人群中发生概率不低,只是很多人对这种病症缺乏了解,发作后被送到医院也不知道自己其实经历了惊恐发作。

陈天桥在接受Medium记者采访时也讲到了这一点:

“即便是在2008年,当我们股价达到历史高点;2009年筹集了12亿美元分拆游戏业务。企业还不错,但是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在我心里累积。
我记得有几个晚上……有一天早上,我的一个同事打错电话到我这里,然后,我一下子醒了。我的心开始咚咚咚地跳。有一次在飞机上,我突然感到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但那其实不是心脏病,而是惊恐发作。我意识到:我遇到了可怕的事情。”

之后,陈天桥又被检查出癌症。他开始卖掉盛大所有运营业务,转型做全球投资,并将“脑研究”作为了事业的下一站。

而为监督给加州理工学院的捐赠,陈天桥又举家从新加坡搬到了硅谷,并在San Jose买了两百亩地的一个校园作为研究基地。

(五)结尾

谁能够想到:十几年前,当我在上海采访陈天桥,当时中国财经大报科技记者的条线里,还没有“独立”的互联网条线一说,因为相对应的公司财富规模过小。

与之相比较,是游戏界的“六大门派”——烘托起初生的中国互联网,他们是:盛大、网易、巨人、九城、畅游和完美。而今日已封冠中国游戏业的腾讯公司,则不在这六大门派里。

常有人说:“是盛大最早做了IM,成功的却是腾讯;是盛大最早做了支付,成功的却是支付宝。”话语间充满了遗憾。但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若说遗憾,是上海互联网界在盛大之后再没有当年盛世的“集群效应”,这是真的遗憾;而若说到企业家的输赢功过,天高地阔,人生短短几十年,在时空的维度里实在太过渺小。

就像卡耐基钢铁公司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他是最有名的钢铁大亨,被世人誉为“钢铁大王”,但是他之所以到今天还被人铭记,是因为他为世人建设了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音乐厅。

未来,比尔.盖茨的名字也不会作为个人电脑的象征而被铭记。相反,他的名字会因为象征着为第三世界国家促进健康、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打破信息鸿沟以及激励其他亿万富翁成为慈善家方面,而被铭记。

就像几年前美国商界一篇很火的文章:“我们终将遗忘乔布斯,但比尔.盖茨将拥有雕像。”

互联网的第三波浪潮, 硅谷出局了?

这两年中国互联网圈子一直在讨论用户下沉和产业下沉。但其实,美国互联网圈子也在讨论“变化”,因为他们也在变,而且变得很厉害。全球似乎正进入到第三波互联网浪潮中,而这一波的特征,与前两波完全不同。

这是美国著名投资者和企业家Steve Case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我刚刚看完他和亿万富翁Mark Cuban的一个访谈,真是有趣,两个美国投资者在讨论的问题,中国大地上也在发生。我将先抛出Steve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

“现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波浪潮,监管和政策将变得更重要。并且,你需要有不同的心态,因为你的整个‘伙伴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中国为例。

前两天,我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电话。他以前在互联网圈子,现在到了医疗科技。他和我说:“以前都看美国,因为互联网项目可以抄啊。现在呢?比如说我在美国做医疗的朋友想来中国,可是一看,全不能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政策完全不同。

另一些案例是:那些从科技切入到造车或医疗领域的企业家。容易吗?真不容易,因为整个伙伴关系变了,你得与以前圈子完全不一样的人打交道,并用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去沟通协调。

而这也就决定了:硅谷信念的无效。

因为硅谷的信念,本质上是认为:无知是一种竞争优势,天真是一种竞争优势。就像当年的PayPal,几个大男人,对信用卡行业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带来了新的想法。可是,如果你对医疗一无所知,你能获得你想要的伙伴关系吗?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堆的监管问题。

这就是第三波互联网浪潮的两个最大特征:监管和政策,以及心态和伙伴关系。还有Steve的另一个结论:

硅谷,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下面让我们开始,来看看Steve Case思想框架中的这三波浪潮。

(一)

第一波,发生在1985-1999年间。这一波的主题是:建立网络世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随后的15年(2000-2015),整个美国互联网圈子就在干一件事——“连接”:把所有人连到网上;把所有人连起来;以及,把所有人连到任何地方。软件和App,是第二波的主题。

这个时期,主角是谷歌(连接信息)、亚马逊和eBay(连接物品)、Facebook(连接人)。不久之后,苹果推出iPhone,谷歌推出安卓,当每个人的口袋都有了超级电脑,移动经济爆发了,全世界有了数百万个App。而这些融合,都加强了第二波浪潮。

2014年底,硅谷顶级早期投资机构之一Andreessen Horowitz发布一份PPT,标题是“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而在PPT里,紧接着这句话的下一句是:Tech outgrows the tech industry。A16z指出:软件正在吃掉全世界,科技业自身,已经容纳不了技术发展的张力。

第三波浪潮随后应运而生,创新开始“螺旋式下沉”。

(二)

与腾讯提出产业互联网十分相似,自2016年开始的这一波,美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挑战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行业,包括:交通、医疗、教育、食品等等。

这一波的主题,是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另外,“互联网公司”也不再是其中唯一玩家。实际上,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很多产品都需要“互联网化”,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由互联网所定义。

Steve用四个关键性指标,对这三波浪潮进行了非常直观的对比。请看下图:

关键硬件?

  • 第一波:PC
  • 第二波:智能手机
  • 第三波:传感器

核心风险?

  • 第一波:技术
  • 第二波:市场
  • 第三波:伙伴关系和政策

驱动力?

  • 第一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 第二波:人才、产品、平台
  • 第三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三)

但对投资者来说,更具价值的对比,是在对主要公司地理位置的分布对比上。

因为它将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第三波浪潮中,找到未来10-20年回报最大的一些投资”?

有意思的是,和大部分人的认知不同:硅谷,其实不是美国第一波浪潮的中心。

PC和网络早期的硅谷,实际上只真正拥有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而其它的公司,像微软,在Albuquerque(后来才搬到西雅图);IBM的PC业务,在Boca Raton;AOL在华盛顿DC;Sprint在堪萨斯城;大调制公司Hayes在亚特兰大;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等。

硅谷实际上是在第二波——“软件和App”浪潮时,才真正崛起,并达到了支配性地位。

“在第一波浪潮中,硅谷不是。我相信在第三波中,硅谷也不会是中心。”Steve说。因为:

第三波所需要的垂直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人(伙伴关系),不在硅谷。比如医疗保健,斯坦福大学当然很棒,但是,德克萨斯州的MD安德森研究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诊所,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是美国的医疗中心。而农业科技方面,大公司是孟山都公司,其总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圣路易斯。

甚至像Uber,其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研究和技术,大部分也在匹兹堡完成。Magic Leap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想用人人都可以轻便佩戴的AR眼镜干掉智能手机,它从阿里巴巴、谷歌等各大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处募集了20多亿美金。它在佛罗里达州。

这就是Steve理论体系里的“其余部分的崛起”。他认为:这种势头,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增强。

(四)

不过,尽管Steve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但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是这样“分布式”存在的。

实际上:2018年,整个美国75%的风险资金,都只流向了三个州: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其它47个州,瓜分剩下的25%。

以及:前三个州拿到的75%,又大部分都流向了加州。实际上2018年,一个加州,拿到了全美国50%以上的风险资本,而其中的80%,又都流向了“北加州”。

美国的风险资金和企业家精神,高度集中在硅谷。

这就让”其余部分的崛起“成为了难题,因为:第一,如何确保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提升企业家精神?第二,如何给到各地企业家风险资金支持?

(五)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也是在2016年左右,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张。

(我相信,后台很多投资者朋友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个趋势,因为我去年回国时,不少朋友和我讲到了他们的影响力投资项目)。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投资类型,旨在产生特定的有益于社会或环境及经济上的收益。是社会责任投资(SRI)的一个子集。

一般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只关注利润,如果把社会福祉也加进来,可能会导致业绩不理想。但影响力投资改变了这种观点。

这部分,要归因于“千禧一代”投资者(1982-2000出生)的投资偏好。这代人作为投资者,与其他年龄段的投资者相比,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决策来创造积极的社会变革。甚至作为员工时,这代人也是,会为所工作公司的影响力积极工作,并将投资,视为展示他/她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影响力投资被证明有效。沃顿商学院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评估了53家私募股权基金,发现:影响力基金能够成功实现与目标回报一致的退出。

“第三波浪潮和影响力投资不是同一现象。但它们在时间上差不多,并且相互加强。”Steve说:“实际上,第三波浪潮里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就是影响力投资为何会从边缘创意,慢慢转为全球性趋势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影响力投资案例:

两位创始人,看到了改变向公立学校提供食物制度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些学校的孩子,食品统一从一家大公司处采购,但这些孩子已经成为美国儿童肥胖率最高的一代。整整一代人,在年龄已经足够大,无法为自己做出健康的选择之前,就走上了慢性病的道路。这是一场肥胖危机。

为此,两位创始人开办了一家学校餐饮公司,相信通过技术,可能给孩子们提供他们负担得起、同时又真正喜欢的食品。他们也相信,可以通过再把食物分发到杂货店,来扩大对财务的承诺。

这个案例符合第三波浪潮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如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以及,非常不同领域的伙伴关系,也包括:与政府的关系。

事实上Steve认为,政府会在第三波浪潮里扮演非常重要的两个角色:第一,作为监管机构;第二,作为创新公司们的客户。

一项预测表明:到2020年,影响力投资可能会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那么一个问题来了:这三大趋势的融合——第三波浪潮、其余部分的崛起,以及影响力投资,会出现一些能产生“超级结果”的机会吗?

(六)

毫无疑问,硅谷将继续成为美国最具创新性的生态系统,这里也将继续有巨大的投资机会。但是像Steve和Mark Cuban这样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更多探索。

很多年前,Steve就在做“剩余部分的崛起”的公路之旅。以2016年为例,他来到5个美国的二级新兴创新城市,在每个城市,投了一笔10万美金的投资。

同时,他关注除地理位置外的其他一些数据点:

2018年,美国有75%的风险资金,流向了三个州。但同时,有超过90%的钱,流向了男性,只有不到10%的钱,流向了女性。以及不到1%的钱,流向了非洲裔美国人。

所以今年,Steve又去了五个城市:540家公司申请,40家入选,每个城市入选8家。最后,他在每个城市,投了一个。而五个人中,有四个是女人。

“很明显,他/她们还在外面,你只需努力去接触,那些大多数人不会去的地方,去那些社区。”Steve说:“这不仅公平,而且作为投资者,(不去)也是愚蠢的。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家,有很多伟大的想法,他们不一定要去我们去的学校,也不一定要为我们工作的公司工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是道德上的事,也是一项伟大的投资,因为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投资优势。我认为在未来几年,这件事会变得更清楚,尤其是随着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未来几年,‘其余部分的崛起’将迅速兴起。我只是敦促大家注意,因为我认为这将创造一些巨大的投资机会,而投资界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着后视镜,在做他们过去做的事。但这一次,情况会不同。”Steve说。

(七)

访谈的最后超级精彩。

以尖刻闻名的著名记者Kara Swisher面向Steve说道:“但是旧体系很顽固,它没有改变,硅谷的数字仍然是……”

Steve答:“对。(但)硅谷不是真实的世界。”

Kara继续:“我知道。我明白了,但是这不会改变钱的去向。”

Steve:“没有人再关心硅谷了。他接着反问:“这里有人关心硅谷吗?”

Kara风趣地答:“他们喜欢即将到来的一些IPO。”

(这里有个梗:美国已经很久没有科技公司上市了,投资者们也就失去了一些很大的退出机会。而今年,美国有一堆科技独角兽要上市。已经上市的就有:Lyft、Uber、Pinterest、Slack等;而还在等待上市的有:WeWork、Airbnb等等。)

后台的投资们,也许是时候,回去看看你们的家乡了。

百度李彦宏的美国战友们

李彦宏在过去一个月里应该很煎熬:百度财报破天荒出现季度净亏损3.27亿人民币,这是百度自IPO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而随着执掌公司核心业务“搜索广告”14年的副总裁向海龙离职,舆论对这家公司的讨伐也达到了顶点。

这让我想起了谷歌。原因,是下面五个。

第一,当年李彦宏从硅谷回国创建百度,学的就是谷歌,他学的是谷歌的核心商业模式,即:用户在搜索框中输入的关键字具有商业价值。

第二,在应对未来的策略选择上,两者都选择了AI,甚至是同一时间宣布的战略,都是——2016年。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就像我一个朋友和我说:你不会觉得亚马逊是个技术公司,尽管它技术也强,你会觉得它是个电商公司;你也不会觉得Facebook是个技术公司,你会觉得它是产品公司。而谷歌,百分百是技术公司,所以AI,是基因的选择。

第三,两者都发展出了硬件战略。

除了谷歌眼镜、高端手机Pixel等外,谷歌在智能家居领域有Google Home,百度则围绕DuerOS和DuerOS背后的语音助手——“度秘”,发展出了硬件生态。两者关于硬件的想法可能是一致的:

在美国,每一个通过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过来的提问,其实都在威胁谷歌目前的收入模型,即便谷歌的搜索业务已经做得很成功,但一个以语音为中心的搜索形式,仍然可能颠覆它依赖了十几年的传统网页搜索广告显示模式。

第四,从困境看:这几年,这两家公司都遇到了很强的竞争。在美国,亚马逊正迅速崛起蚕食谷歌和Facebook的数字广告市场。而且,亚马逊已在多条业务线与谷歌构成直接竞争关系,包括云、智能家居等。

第五,“巧得很”:今年一季度,谷歌母公司Alphabet也发布了一份很难看的财报。如下:

季度收入为363亿美元,比分析师预估的少了约10亿美金。广告销售增长放缓至15%,而上一季度增长是20%,一年之前是24%。换句话说,谷歌的广告销售增长正在减速,并且是其三年多来广告销售增长最慢的一次。

Alphabet的股价应声下跌超过7%,市值丢了超过600亿美金。

俗话说,看公司先看行业,基于以上五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谷歌近几年面临的问题,以更好地理解百度的盘子;以及谷歌的应对策略,和这些策略与百度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谷歌市值是百度的20倍($7509亿vs$391亿),谷歌吃的是全球广告市场,而百度只有中文。另外就广告业务在移动方面的布局,谷歌有手机、安卓系统和Google Play,以及近50个App。而百度:20多个App,没有手机,没有操作系统,百度手机助手作为其应用程序商店,巅峰期在2013-2014年。此后,包括华为、小米、vivo、OPPO等一大批国厂手机蜂拥而上,用手机上自带自家应用程序商店的方式展开竞争,百度手机助手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很多人可能觉得,谷歌还是那个用了很大精力做疯狂和不可能实现的项目的公司,但情况其实已经有变。2011年拉里.佩奇重返谷歌,是一个时间点,2015年10月Aphabet重组,是另一个时间点。从这两个时间开始,谷歌把更多资源集中在了少数地方,并开始向非常不同的领域扩张。其实,目前谷歌业务只有搜索、地图、云&企业级、消费级硬件和操作系统,还有Youtube,而其他所有部分包括谷歌很强的投资部门、无人车、医疗健康、能源到X实验室,都直属于Alphabet。请特别记住这一区分,因为下面有些地方,我写着写着可能会不小心又都写成谷歌。

(一)

今年4月底,谷歌交出了第一季度财报,成为硅谷一堆科技公司中的异数。

因为今年一季度,硅谷不少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甚至是Twitter,财务表现都不错,超过分析师预期。但唯独只有谷歌,情况负面。

《华尔街日报》称:

“这是Alphabet自2015年以来收入增长最慢的一次。这一糟糕结果,也显示谷歌过分依赖某一业务的风险,尽管这项业务多年来利润丰厚,给谷歌创造了很多财富。”

但谷歌核心收入增长下滑的事情,其实早在2014年硅谷就在讨论了。

2014年底,我和曾经在阿里巴巴中国和美国都工作过的Jonathan聊过此事。他说:从阿里身上,其实也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去看阿里的财报,阿里收入的80%,都来自广告,而阿里财报上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电脑端淘宝的‘搜索’流量持平,不涨,但手机端淘宝的‘搜索框’流量,也没涨。这是因为:用户在手机上的行为变了,不再做搜索,而分流到了一个个App中。这个不同行为方式,也就对很多事情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在手机时代,很多人不再用App里的搜索,而是去看收藏店里的商品更新,或去看物流,或去看聚划算里的交易。所以,谷歌的问题就在这里:电脑端的流量不涨,涨的是手机端流量,但谷歌没办法像在PC时代那样把这个流量吃掉,这个流量,被各个App分流了。”

换句话说:移动端的流量涨了,移动广告的预算也在涨。但是,可能属于不到谷歌。

像在移动时代,很多广告商给出的广告预算就是App下载,而Facebook抢走了这一新兴广告形态的绝大部分,另外,层出不穷的App创业公司也在抢。

甚至为了让用户回来,每一年,谷歌都要花很多钱来做流量获取。

这一点,今年百度做了一次非常夸张的表演:为了上中国最大的流量入口——春晚,百度砸了12亿人民币,推出一系列春节红包活动。这也直接导致其一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长93%(也是其季报亏损的原因之一)。

但是谷歌在这方面,其实也没少付钱。根据谷歌的财报:每一年,谷歌都要向移动类平台包括像苹果等竞争对手,支付数十亿美元来做广告。

(二)

有两个时间点需要注意:

一是,2014年底,这是硅谷第一次比较多谈到谷歌核心收入增长下滑。第二,2016年中,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突然宣布:世界正从“移动至上”转向“AI至上”,提出人工智能将成为公司核心战略,并渗透到谷歌产品的方方面面;以及谷歌将通过外部投资和内部开发方式来获得先进的机器学习能力。

这个时候,Alphabet的二季度财报显示:谷歌在移动平台转型方面做得很成功,包括新的移动广告模式和更好的广告评估效果,并直接推高了谷歌当季的财务收益(此时,谷歌搜索和广告仍然占到了Alphabet总收入的89%)。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后不久,近几年在美国创投圈很红的数据服务商CB Insights专门做了一份类似于谷歌拆解的报告,指出:“谷歌正站在十字路口。包括将如何寻找和塑造新营收增长方面的战略。”

它列出了几个不利于谷歌长期发展的趋势:

第一,2016年二季度时,谷歌来自自有网站广告收入的比例,第一次达到80%(2011年是70%;2006年是60%),这也意味,未来谷歌广告的增长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谷歌对自己网站的流量驱动(如搜索结果和谷歌新闻等),而不是联盟成员网站。

第二,移动广告的利润通常比桌面广告低,谷歌在移动上的成功,建立在单次点击成本更低的情况下(指当消费者点击广告时,广告商付给谷歌的平均费用),虽然谷歌体积庞大,能够抵消一些这方面的影响,但到了2016 年第二季度时,谷歌在自己网站的单次点击成本,只有它两年前的76%。

第三,各大超级App的崛起和连接设备数的激增。

尤其是第三点的后者。

2014年11月时,亚马逊推出Echo,根据Voicelabs的数据:到了2016年底的时候,Echo系列到达美国家庭的总设备量已经超过700万台。

刚才说过,每一个通过Alexa驱动的查询,都会威胁到谷歌目前收入模型的基础,而亚马逊是个超级能带货的公司,它要推什么,官网首页“显示”就可以了。如果以亚马逊的Prime会员数预测Echo销量的天花板,这是很可怕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谷歌的搜索引擎是否还能在未来占据第一,其实已经是个未知数了。

(三)

时间到了2017下半年-2018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甚至是谷歌的“老战场”——传统搜索和广告收入,外部竞争也被更多提及,而“亚马逊”,开始作为这个领域的竞争对手频繁出现。

这是因为:谷歌的商业模式,是基于用户输入搜索框中的关键字具有商业价值。但最近两年,美国很多人买东西时不再去搜谷歌,而是直接去了亚马逊。

这对谷歌来说,是一个很大威胁,因为这种——“产品类“广告,占到了谷歌广告总点击量的60%。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数字广告市场的基本盘:

2018年,盘子里的冠、亚和季军分别是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前两者收入总和,占到了总市场份额的60%,亚马逊排名第三,份额微不足道;但如果从增量看:仅仅是在2015年,亚马逊占比还只有1.2%,而据数据公司eMarketer预测:到今年底,亚马逊有望达到8.8%。另外,亚马逊去年四季度财报,广告业务增速是95%,但此前每一季度,它广告的销售额同比增长都至少是123%。

而亚马逊还有一个它的竞争对手所没有的竞争优势,那就是——它是实际做交易的人。

这意味着:亚马逊可以看到下游消费者如何消费商品。在这方面,它比谷歌和Facebook都要强,因为很少有公司,能有这样的“闭环”系统。甚至于当亚马逊进入到广告服务的不同领域之后,它还有能力进行测试并规模化学习。

此外,目前市场营销行业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市场营销,不再仅仅是关于广告,而是本质上,关乎产品的体验。在“优化”这件事上,亚马逊也跨越了消费者可能拥有的全部接触点。

下面这张图来自数据公司eMarketer,其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是eMarketer对2019年全球数字广告商收入情况做的一个预测:

谷歌排在第一;Facebook第二;阿里排名第三;第四是亚马逊;第五百度;第六腾讯。

结合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大小,电商业务模式的优势很明显了。

(后台不熟悉美国的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亚马逊在阿里之后:第一,亚马逊上没有“天猫”(品牌方商品),亚马逊也没有太多涉足全球市场;第二,中国市场在2019年的数字广告预算中被预测为全球第一。

(四)

最重要的部分来了。

需要注意的是,谷歌现在员工人数已经达到近10万人,业务涉及面非常广。但是如果只看主要脉络,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谷歌逐渐形成了以下一些重要战略和策略。

1,云服务(优先项)

百度仅有一次披露过云业务收入,是在2018年四季度:云服务为11亿人民币,占当季百度总收入的4%。

而谷歌的云和硬件及其它非广告业务,统一在Alphabet财报里称为——“其他收入”。今年一季度,这部分收入增长25%为54.5亿美元。其中云,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且,谷歌把云视为战略性基石。

另外,2001-2016年间,谷歌有近200笔收购,而发生在2016年的一半以上的收购,都涉及企业应用或B2B云服务。虽然在这一领域是后起之秀,谷歌认为自己的机会在于:大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个云服务商,以及,它能提供差异化竞争——这些大客户也在找机器学习方面的专业知识。

目前云方面,谷歌仍然落后于亚马逊和微软,但增速是三者中最快的,并且投入方面,最为疯狂。刚刚两天前消息,它又以26亿美金收购了Looker,收购金额仅次于当年谷歌收购Nest(32亿)和收购摩托罗拉(1260亿),也表明了谷歌对云的重视。业界猜测:下一个收购目标可能是Cloudera和Pivotal。

对了,谷歌在云领域还有一款专用芯片,叫Edge TPU。

谷歌预计:到2022年,其云收入会达到51亿美元;2022年达到90亿美元。

2,消费级硬件&平台

智能家居公司Nest被谷歌收购后,其实是被边缘化了,据说背后原因是这样的:

照理说,Nest可以直接用来和亚马逊竞争,但是当谷歌看到Echo会危机它的搜索业务,并且谷歌与亚马逊有越来越直接的竞争关系,谷歌于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这款产品(就是后来的Google Home),必须是在谷歌的核心业务范围内开发,并由谷歌的高管直接监督。此外,它还需要和谷歌的核心搜索以及谷歌的虚拟助手Google Assistant紧密整合。

显然,Nest达不到谷歌的要求,因为它离核心有距离,而要Nest突破谷歌各部门之间的界限达成共识,那又太难了。所以后来,出来了一堆鸡飞狗跳的“两者不和”的新闻。

谷歌的硬件做得晚,但是意义对它很关键,包括:1)语音搜索布局;2)通过谷歌在AI方面的技术优势,把谷歌的硬件和服务相区分,或许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高利润业务线,甚至通过争夺市场份额,加强和亚马逊、苹果的对抗。

除了Google Home之外,谷歌的硬件还有Nexus智能手机、Pixel智能手机和谷歌眼镜、ATAP(原隶属于摩托罗拉旗下)、Daydream移动VR头盔、Cardboard、Tango、Chromebook等。

不过,美国的各个市场分得很细:亚马逊做语音,更多是为了让人们用语音在它电商平台买东西;而谷歌,则会把更多重点放在帮助人们“完成任务”上,因为它有邮箱等所有和生产力有关的用户数据。

3,量子计算

谷歌已经投入很多钱开发网络基础设施。很明显:如果看到更远,谷歌的目标是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依赖于量子力学现象的某些存在,如叠加态和纠缠态。著名实验“薛定谔的猫”,揭示了“叠加态”的存在;而当薛定谔想着僵尸猫时,爱因斯坦正在观察“远距离的幽灵行为”,他看到了纠缠在一起的电子,纠缠意味着:整个量子系统,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量子计算能够比传统计算机处理更多信息,并以更快的速度处理。目前,谷歌正大力投资量子计算,并与英特尔和IBM一起,被视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4,保护广告业务不受竞争影响,特别是防御亚马逊

谷歌的反击是:进军电商和做内容。

2017年,谷歌与沃尔玛、Target和Costco在内的多家大型零售商合作,以加强它的快递服务Google Express。2018年3月,它又推出Shopping Actions,这是一种整合了谷歌平台(包括移动、台式机和语音设备)零售体验的工具,据说可以把我们购物车里的东西增加30%。

另外,谷歌也进军了内容。

因为亚马逊和苹果,都花了几十亿做内容和音乐服务,但它们的媒体和App平台,也对谷歌跨平台主导其平台业务的能力,构成了直接威胁。

这方面,谷歌有Youtube和Google Play,借与消费者的互动能力,为部署广告业务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也作为谷歌改善搜索和广告功能的另一个数据来源。

有意思的是,这些业务也促成了谷歌在广告和云方面的更多生意。

谷歌去年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说过:“商业方面很明显。我们已与越来越多这些提供商,建立起深厚的广告关系。购物是我们开始合作的一个领域,我认为云是我们开始合作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5,探索新兴市场:

在印度和东南亚扩张,重建中国业务。

6,AR/VR

谷歌认为这是未来计算视觉呈现的核心,它在这一领域的策略很多元,基本是多个并行项目同步走,范围从VR平台(谷歌的Cardboard)到AR硬件(谷歌眼镜),再到投资同时包含了VR(谷歌的Daydream)和AR(谷歌的Tango)的平台——创业公司Magic Leap。

简单说,Magic Leap的使命就是要把智能手机干掉。不了解这家公司的可以看《AR什么时候替代手机》。

7,电信&能源:

包括投了伊隆.马斯克的SpaceX很多钱。不展开说了。

8,医疗保健和数字健康

GV作为谷歌投资机构之一,曾经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创业公司的投资。

另外,Alphabet旗下也有两个有关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分支——Verify和Calico。

其人工智能子公司DeepMind对医疗也有兴趣,投资了远程医疗Babylon,还收购了临床任务管理应用Hark,同时在公司内部划分出健康事业部,目的是寻求更多以AI为潜力的潜在路线图。

9,运输和物流:

旗下有无人车品牌Waymo,并投资了Uber和Lyft。需要提一句的是:Alphabet应该已经从今年的两个大IPO项目中拿到数十亿美金——Uber和Lyft,它在这两家公司中都有股份,每家大概占比5%。

物流方面,有Google Express,还有无人机Wing。

10,人工智能(优先项)

作为谷歌的最高原则,我故意把它放到最后说。

2014年的时候,谷歌收购DeepMind,并通过“和人类下象棋”的AlphaGo等项目,使谷歌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名声大噪。而到了2016年底,谷歌实际上已经是这方面最活跃的买家了。

AI基本上贯穿了Alphabet包括搜索和广告、云、自动驾驶、医疗保健、能源及其它所有一切业务。在硅谷,一个人尽兼知的案例是:谷歌数据中心耗电量巨大,而谷歌通过AI方式,把电力使用效率提升了15%。

谷歌还推出了两个专用的AI投资基金:Gradient Ventures和Google Assistant。后者学习亚马逊,专门用来构建谷歌虚拟助手Google Assistant的生态系统,投与谷歌虚拟助手合作的早期创业公司。虚拟语音助手方面,谷歌也正在与美国许多主要设备品牌商合作,从洗碗机到安全系统的各种产品。

但比较尴尬的是:AI的变现需要时间。

就像CB Insights在那份报告结尾里,有这么一段话:

“由于Alphabet目前正将重心转向利润和商业潜力,同时以更集中方式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它已解决一个主要武器的选择,即人工智能。AI将是它未来的杀手锏,能帮它抵御竞争对手,并带来不断增长的市场。但是,深耕AI能否为谷歌带来持续领先的地位,还有待观察,这主要取决于:执行力,以及AI应用能否在一些新行业如运输、云服务、医疗及消费级硬件等领域中取得成功。”

最后的两个杠杆——执行力,以及可行性(一些行业的应用还非常遥远)。

(五)

最后,说个笑话。

今年特斯拉的股票已经跌了超过35%,股价跌到200美元以下,所以,有关——“谁会收购特斯拉”的猜测,又开始尘嚣其上。

而有钱的科技公司,被认为是买家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一般来说,科技公司不会想去做低利润的业务。所以,谷歌会不会开始把“车”也作为一个展示广告的平台呢?说真的,如果有一天谷歌的无人车Waymo大行其道,我们是真的有可能会看到非常多的车身广告的,无论内、外部,你觉得不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