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中国投了一个疫苗界的Moderna,沈南鹏坐镇董事会

科技界“以小博大”和“快速前进”的神话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上演。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新冠疫苗开发大赛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世界四大顶级疫苗制造商,除了辉瑞,其他包括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美国的默沙东以及法国的赛诺菲,统统都被淘汰出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家不为公众所熟知、从来没有产品上市销售过的后起之秀——德国的BioNTech,以及美国的Moderna,以超级快的速度冲过了终点线。

这两家公司都使用了mRNA技术开发疫苗。所谓mRNA,又称为“信使RNA”,它指示身体表达病毒蛋白并引发免疫反应。

与传统疫苗比,mRNA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快。如Moderna和BioNTech,从立项到开始做人体实验,两家公司都只用了大概40天。这是惊人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疫苗能做到这么快。

2020年12月11日,美国FDA批准对辉瑞和BioNTech的新冠疫苗启动紧急授权,标志着mRNA制剂的首次上市。mRNA疫苗由此成为新冠疫情中第一个上市的疫苗产品——整个开发周期,不足11个月。而过去,一个典型的疫苗开发周期是5-10年,有时甚至更长。

但mRNA技术实际上是被新冠疫情催熟的。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种新药是基于mRNA技术所开发。

换句话说:在危难面前,人类选择冒了一个险,赌了一把,目前看是赌成功了。但时光流转回2020年1月,当46岁的李航文身在上海,面对着和Moderna以及BioNTech一样的历史抉择时,他究竟是应该选择赌还是不赌呢?

(一)

斯微生物的故事,由此浮出水面

这是中国第一家在悄悄研发mRNA药物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是目前大环境下有点儿古怪的一家公司:

斯微生物创立于2016年,不仅在mRNA上已经高强度投入了6年,还拥有自主研发的对mRNA技术至关重要的“递送系统”——LPP递送技术。这使其在全球为数不多的几家mRNA公司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其他几家公司使用的递送系统都是LNP。

换句话说:在目前以仿制药闻名的中国制药行业,这是一家相当稀缺的真正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公司。

李航文,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罗斯维尔癌症中心药理及临床治疗系助理教授,有18年以上的癌症免疫治疗经验。

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航文

2020年1月,46岁的李航文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

一方面,他深知新冠疫情是验证mRNA技术的绝佳机会。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人保证过mRNA疫苗能够成功。甚至在当时,都没有人知道新冠是不是“一过性”的。

根据后来我采访前葛兰素史克mRNA团队高层的人的说法:导致前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葛兰素史克错失良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内部犹疑新冠可能是一过性的。

这也涉及到了一段让葛兰素史克“杯弓蛇影”的历史:2002年中国爆发SARS,葛兰素史克曾很快介入并研发出疫苗。但几个月后SARS就没了,葛兰素史克白投入了一场,颗粒无收。

此外在新冠疫情前,mRNA技术的首选目标其实是癌症。

截至2021年4月,包括Moderna和BioNTech在内,全球有超过50%的mRNA临床试验都集中在了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和脑癌的治疗上,且大部分仍处于早期阶段(临床I和II)。

斯微生物的前四年,80%的精力也在肿瘤研发上,20%才是传染病,包括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谭文杰教授合作开发MERS疫苗。与新冠病毒类似,MERS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

也就是说:如果介入新冠,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李航文要先把肿瘤领域的研究停下来,转而投入95%甚至是99%的精力到新冠上。而考虑到要做产业化疫苗以及如GMP等工业化项目,斯微公司账上的几千万人民币,恐怕一年时间都撑不到。

李航文的决定是:All In。

很快,大洋彼岸传来BioNTech和Moderna的好消息,资本,像海浪一样涌进了国产mRNA疫苗公司。

2020年5月,斯微生物紧急融了A+轮3000万人民币。当年12月,又融了B轮1.4个亿。这个时候,斯微生物的投后估值已经突破10个亿,是7个月前A轮+估值的近 3 倍。

斯微生物,一下子从一家默默无闻、孤独地攻克着癌症难题的小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变成了全国性的明星、资本界的宠儿。

(二)

不过,为什么斯微生物非得自主研发一个自己的递送技术,而不是花钱从欧美公司手里授权一个呢?

这需要从斯微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沈海法的个人故事说起。

十几年来,沈海法的大脑里一直盘旋着一个大道至简的难题:

一般来说,药物治疗分为两部分:1,首先,要有药物;2,要把药物送去该去的地方,也就是“药物递送”。

在医疗界,有人专门做前者,有人专门做后者,但沈海法是个罕见的“例外”——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钻研,明白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

2001年,刚在美国做完博士后研究的沈海法进入美国生物制药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有很多小分子药在培养皿中都能杀死肿瘤细胞,但一旦把他们放入肿瘤病人的身体里,效果就没了。换句话说:药没有去该去的地方,而是大部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肿瘤病人在做完化疗后会如此痛苦的原因:大部分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工业界的经验,让沈海法明白有特殊的药物递送系统是很重要的。2009年,他回到研究机构,开始专注于研究针对各种新型药物的“特定的递送过程”。

这期间,他和他的小组发表了100多篇研究论文,多篇刊登在 Nature 和 Nature Biotechnology 等杂志上,并获得了十多项专利技术的申请和授权。

沈海法也做出了好几款递送平台,有专门递送小分子药的,也有专门递送大分子药的。当他又开始研究肿瘤疫苗时,有一次他做出了亚单位疫苗。

他想到:既然我能够做亚单位疫苗了,那么我应该也能够做mRNA了。

但mRNA疫苗需要另外一种特定的递送系统,于是沈海法开始着手调查LNP,他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讲,还有改进的空间。

第二,LNP技术所属公司的专利覆盖范围很广,这导致后人再怎么努力,也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

沈海法决定不用LNP,转而自己发明创造出一个新的递送系统来。

斯微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沈海法

(三)

2021年12月1日,Moderna的股价暴跌了12%,正是与沈海法的发现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Moderna第一次因为专利纠纷问题引发股价暴跌。2020年7月24日,股价因为新冠疫苗而在2020年突飞猛进的Moderna,也因为专利纠纷问题暴跌了10%。

有意思的是:每当Moderna的股价因为专利纠纷暴跌,加拿大上市公司——Arbutus Biopharma的股价就会暴涨:2021年12月1日,Arbutus的股价暴涨了44%;2020年7月24日那次,则暴涨了一倍多。

这背后,涉及到了一段LNP系列知识产权归属权和商业开发权的复杂往事。根据我查阅的英文资料,如下图:


图底部的三家公司,分别是mRNA行业的三巨头:Moderna、BioNTech和CureVac。而这三家公司,分别从不同公司手里,拿到了LNP不同专利覆盖范围的专利使用权。

详细来说:2013年时,Arbutus曾经将他的LNP技术授权给Acuitas,随后,Acuitas又将这些权利再授权给了Moderna。

2016年,Arbutus因为反对后者的分许可行为将后者告上法庭,直到2018年双方和解。

根据Arbutus的说法,和解条件包括要求后者同意其“之前给Moderna的四个非独家病毒疫苗分许可是唯一能够生存的分许可”、“每个都仅限于特定的病毒目标”,以及“Moderna对Arbutus广泛的LNP知识产权套件没有其他权利。”

但是显然,Acuitas还通过2016年的一些协议,将某些LNP技术授权给了CureVac。而尽管2018年的和解条件中称Moderna是唯一能够继续存在的分许可,但Acuitas与CureVac的关系目前仍在,说明Acuitas正在将自己的LNP技术许可给CureVac,而不是再许可Arbutus的技术。

随即,Moderna也开始针对部分Arbutus的专利申请自己的知识产权,称已经开发属于自己的LNP递送技术,但结果喜忧参半。

简单讲:Moderna 获得了一项知识产权的胜利(’127 专利)和一项部分的胜利(’435 专利),这两项裁决都是上诉裁决。但在针对Arbutus的LNP递送技术的’069 专利中输掉了。之后Moderna提起上诉,但被法院驳回。

2021年12月1日Moderna股价暴跌,就是因为美国联邦巡回法院驳回了Moderna的上诉。

Moderna的股价在2020和2021年突飞猛进

(四)

那么,到底什么是LPP递送技术,LPP与LNP的关键区别又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mRNA技术有快速、精确、安全和有效的优势,但是mRNA本身是强免疫原性的物质,直接暴露会导致很多副作用,而且mRNA分子的结构非常脆弱,在注射进人体之后,很容易就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掉。因此,肩负起保护mRNA在注射后不会被免疫系统破坏掉、能够将mRNA送到细胞内并解决组织和器官靶向性问题的“递送系统”技术就非常重要。

实际上,递送系统是mRNA技术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瓶颈,就像房地产行业的关键字是地理位置,mRNA行业的关键字就是:递送系统、递送系统、递送系统。

2015年,沈海法的LPP双层纳米粒递送技术在小鼠模型上试验成功。

LNP的基本原理是:用脂肪颗粒保护mRNA分子,既伪装它们,以防止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又可以让靶细胞容易摄取mRNA分子,从而解决mRNA分子带负电荷的问题。

而根据沈海法的介绍,他把mRNA分子做成了一个核与壳的结构。其中,mRNA分子和聚合物浓缩成核,外面,再加上了一个壳。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把LNP比喻为是用“蜂蜜”,把mRNA药物包裹在里面进行传输,那么LPP则可以类比为是:用“核与壳结构的瓜子”,把mRNA药物包裹在瓜子里进行传输。
这种“核与壳”的结构,能够在递送时更好地包裹和保护mRNA,并能够随着聚合物的降解,逐步释放mRNA分子,从而做到mRNA药物的更精准传递。

不过,除了生物安全性方面的优势外,LPP的其他优势也正在逐步显示出来,比如说稳定性。

因为疫苗的竞争其实主要围绕四个变量发生:1,功效;2,安全;3,定价;4,稳定性(如物流)。而由于mRNA分子的脆弱性,不够稳定是mRNA疫苗的最大劣势。

像辉瑞 & BioNTech的新冠疫苗,运输温度必须是在零下70摄氏度,因此辉瑞根本不向那些没能力应对物流条件的国家出售疫苗。Moderna也差不多,其新冠疫苗对运输温度的要求是在零下50摄氏度到零下15摄氏度之间。

但根据沈海法和我透露的信息,斯微生物已经用LPP研制出了一个冰冻干燥的剂型。“有可能以后我们的mRNA产品,只要放到 4 摄氏度的冰箱里就可以解决物流运输和稳定性的挑战了。”沈海法告诉我说。

(五)

2015年9月,沈海法和同事撰写的LPP递送系统综述《克服药物输送生物障碍的纳米颗粒设计原理》在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 上发表。截至今天,这篇论文被引用了4285次。

2016年,在得知沈海法已经打通递送系统后,李航文决定回国创业。

“这个时候,美国的Moderna已经开始红火。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觉得这种画面感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晰。”李航文告诉我说。

在朋友的眼里,李航文的个性是个矛盾体。他既是科学家,但很多行为又不完全是科学家。他做学术没问题,但又不是一个纯学术的人。而在商人群体里,李航文肯定也不是最像商人的企业家。他有纯学术的一面,也有爱折腾的一面。

2016年,李航文放弃了包括辉瑞在内的好几个offer,兴冲冲地回了国。

就在李航文回国创建公司的第二年,斯微生物从沈海法就职的医院买下了LPP的独家专利归属权。

如果说2020年初,冒下风险决定全情投入新冠的李航文,显现出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CEO的魄力和勇于担当。那么从2016到2019年,默默无闻、艰难却又坚定地坚持着对肿瘤领域的钻研,并把LPP递送技术带到中国,则显示出了李航文的商业勇气和激情。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用上mRNA疫苗,其实是在2018年。

2017年,斯微生物开始在国内做个性化肿瘤疫苗-PCV。2018年,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斯微生物实现了首例病人给药。

2019年,近20个志愿受试者初步显示出疗效。

2021年12月,该疫苗在澳大利亚拿到临床批件,成为整个亚洲在mRNA个性化肿瘤疫苗研究方面的第一名——而与之相比较,其他几家国内mRNA创业公司都没有在肿瘤方面做出这样的突破。

这些积累,当然也为李航文的临场决策,以及斯微生物快速切入新冠疫苗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和经验。

“2020年初决定介入新冠,主要还是基于mRNA的技术特点。同时我们用mRNA做肿瘤疫苗已有两年多,已经看到初步效果,因此我判断做出新冠疫苗是大有希望的。”李航文告诉我说。

事实上,当时斯微生物还很快就进入了疫苗专班成为牵头单位。这里头,斯微是唯一一家未上市的私营公司,其他都是大型药企,或者是国家队。

今年4月29日,斯微生物自主研发的mRNA新冠迭代疫苗获得了药监局的批准,开始开展临床试验。

海外市场方面,该迭代疫苗已经在老挝开展 2 期临床试验,在巴西获得了临床I、II、III期的批件。

规模化生产方面,斯微生物在上海建立了可以年生产4亿剂的现代化工厂,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mRNA疫苗生产线。根据李航文的介绍,斯微生物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第三大进行商业化mRNA疫苗供应的公司。

换句话说,斯微生物将同时涉足mRNA平台技术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这又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

如果说,早期的斯微生物还更像是BioNTech——创始人的背景都是做肿瘤出身,并且公司只负责做研发。那么2020年之后的斯微生物,则越来越像Moderna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全都要一手抓。

(六)

不过,什么是斯微生物的大图景呢?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制药界其实有一个古怪现象——制药公司那么多,但传统上讲疫苗公司却只有四大。

如2019年,全球疫苗市场规模是350亿美元,但其中有超过80%的市场份额,是由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辉瑞和赛诺菲这四大疫苗制造商所垄断。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疫苗品种的生命周期很长,长达10-20年,甚至30年;第二,疫苗领域的竞争极其残酷,既要比效果、价格、物流能力,整个物流配送还需要有很大的基础设施去支持。

这些都决定了:如果一家公司想要长期经营,就必须把很多东西做到极致,才能够追求极致的利润率,而这最终就导致了优胜劣汰、寡头垄断。

因此,实际上很难找到一家医药公司既能够做疫苗、同时又能够做肿瘤药,因为这两者所需要的东西并不相通,包括平台、人才、研发思路以及途径,统统井水不犯河水。

而mRNA,恰恰却很特殊——这种技术天然就有既能够做肿瘤药、又能够做疫苗的能力,两者的底层技术是打通的。

换句话说,斯微生物的最大价值,其实不在于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而在于它是一家平台型企业。正如最终是美团干掉了卖方便面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mRNA,mRNA技术所涉及的市场非常大。

而这也正是李航文的最大心愿:

“世界前 20 大药厂,基本都是治疗药物和疫苗制造并行,但过去,中国是完全割裂的,做疫苗的就是智飞、沃森,做药的就是恒瑞,从来没有一个既做药又做疫苗的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中国第一个既有治疗性药物(包括肿瘤药、一些基因治疗药物代谢药等等)又有疫苗的公司。说白了,我就是想在中国打造一个像辉瑞这样的公司。”李航文告诉我说。

2021年4月,斯微生物融了C轮,增资近10个亿人民币,投后估值达到了近55亿人民币。

这一轮,由招商健康、红杉资本、景林投资、药明康德共同领投。沈南鹏坐进了斯微生物的董事会。

一个月后,斯微生物又融了C+轮,增资近3个亿,投后估值接近63亿;2021年10月,斯微生物再增资7000万,投后估值达到了122个亿。

李航文的人生,在2020年之后都变了。

“2010年我在美国时就看好mRNA技术,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最先突破的是新冠疫苗,我总以为肯定还是肿瘤。”李航文告诉我说。

其实,李航文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包括始于2018年的国际局势动荡。

突然之间,斯微生物拥有的自主研发递送系统LPP,除了有明显的商业机会和开发优势外,还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对于中国,将能够避开LNP专利上被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卡脖子”的风险。

这个34岁的光纤传感器博士和10个人的小团队,拿下了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

1月29日凌晨4点15分,34岁的胡峻浩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邮件:

他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拿下了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

FDA的“突破性设备计划”于2015年启动。截至去年底,获得该认定的中国公司公开信息上能够找到的只有6家。

造成中国公司如此少的原因是:FDA的要求极为苛刻。

申请设备除了必须满足“在危及人类生命或不可逆转的使人衰弱的疾病或状况方面,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或诊断”等条件外,其技术创新性还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首创。

34岁的胡峻浩,成为了中国第七个拿到该认定的人。

胡峻浩,1987年生人,16岁读大学,24岁博士毕业,曾任新加坡通信研究院的研究科学家、资深光纤传感器专家。

不可思议的是:获得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的其他6家中国公司,有3家是上市公司,另外3家,则均已经融了1个亿至40多亿人民币。而胡峻浩的团队仅在2017年融过A轮和A+轮,团队规模10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市场之所以会吸引大量医疗创业者,最重要原因是:其尊重创新产品带来的临床价值,给创新技术厂家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本质上,也是全球医疗设备公司去申请FDA“突破性设备计划”的根本驱动力。

但敢于同时挑战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医疗科技创业者并不多见。胡峻浩究竟是吃了什么豹子胆,敢于去机会巨大、但审核也极为严苛的美国市场竞争?

(一)

简单讲,胡峻浩拥有一种特殊的技术。他把工业级别的传感器——高精度光纤传感器,应用到了人体测量和医疗领域。

光纤传感器原本被广泛应用于如潜艇水下监听、飞机机翼结构受力分析等军事和工业领域。
由于这不是通用技术,全球范围内用这种技术来测量人体参数的公司很少见,但光纤传感器能拿到的人体数据很精确,只是成本也很高。胡峻浩通过技术优势,将其成本从一个几十万美金降到了几百美金。

2016年初,胡峻浩这种拿数据的特殊方式引起了谷歌以及国际健康保险公司Aetna的注意。

谷歌甚至花了几十万美金买了他的十几个智能坐垫。

这个时候,胡峻浩已经在美国和中国都成立公司,计划推出一款内置了光纤传感器的智能坐垫,以改善办公人群因为久坐而引发的健康问题。该产品在Kickstarter上众筹大获成功。

不过随后与谷歌高层的一番私密聊天,惊醒了胡峻浩。当时,见他的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专门致力于生命科学研究的机构Verily的一位高层他给了胡峻浩一个建议:

去拿FDA的认证。因为只有拿到FDA认证的产品,你的数据才能被产业链下方的医疗和保险机构信任和采用。也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把你的数据做二次分析。不然的话,你的传感器设备只是向消费者卖了一个硬件,事情结束。

这个时候,“可穿戴设备”概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如日中天。

但Verily高层的话,却指出了这一类公司真正具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不是面向消费者,而是面向医疗机构

因为可穿戴设备的最大问题是用户粘性不强,再过几年,消费者可能就不用了。而只有通过数据将患者和医生服务结合起来,可穿戴公司拿到的数据才能形成“闭环”解决方案,并最终形成较高的整合价值。

另外一边,Aetna给到的反馈也差不多:他们要的不是一个设备(智能坐垫),而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两者,都指向了可穿戴公司作为一种整体解决方案的平台思路,如下:

一个可以不断收集和分析患者生理数据(参数)的设备,然后,把这些数据打包成服务,帮助医生和医院更好的管理疾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数据服务也可以跟保险公司和医药企业合作,实现共赢。

胡峻浩醍醐灌顶。2016年中,他重新设计了智能坐垫的形态,将其变成为一张可以放在医疗机构床下的“智能床垫”,同时把商业模式转向To B,为合作伙伴设计了一整套“物联网+云+AI”的解决方案。

大耳马科技的“智能床垫”产品

从技术上说,这套设备可以以无接触方式放置在55厘米厚的床垫下进行测量(透过床垫,非接触获得体征参数)。然后设备会将用户的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数据和行为数据通过网络实时自动上传至服务器进行算法处理,并同步到App或Web端。

这样,机构人员就可以在监护中心大屏幕实时监护全院客户的生命体征和夜间睡眠状况:当客户离床过久或生命体征数据发生异常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同时在App端,客户的家人也可以同步观察客户的健康状况。

受Verily高层的启发,2018和2019年,该产品分别拿到了中国CFDA的认证和美国FDA的认证。这也是全球第一款获得了CFDA/FDA双认证的⾮接触式⽣命体征监测设备。

根据胡峻浩的介绍:目前在中国市场,该设备几乎独占了国内智能病房的市场。未来这款智能床垫产品还将整合传统心电和血氧传感器,以提供完整的生命体征监测。

(二)

不过,越往医疗的深处走,事情似乎越不简单。

2017年,胡峻浩遇到一个难题:他想快速迭代——用他独特的光纤传感器再做“附加值更高”的第二代医疗器械产品。但是他发现:他缺乏一个具有“临床价值的清晰表达”。

这实际上也是科技界人才进军医疗领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2017年,我在硅谷采访了美国非传统医疗器械孵化器TheraNova的业务发展副总裁林源。林源曾就职于强生和巴德,在医疗器械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当时她和我讲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以下是林源的原话:


2016年我从斯坦福商学院刚毕业时,有一位工程背景的人来找我做联合创始人,是典型的‘稍微了解一点医疗,但科技背景很强’的人才。当时他做了一个小设备,上面有七种不同的传感器想放在心脏上,然后拿到七种不同的信号。

他的哲学是:深度学习、AI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拿到足够信息,我就能算出这个患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没有打动我。因为在这些信号里,有一些,是跟这个病有关,有一些,是跟那些病有关,还有你拿到这个信号就告诉我能算出结果,我觉得中间还有太多路要走,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怎么才能够打动我呢?他首先需要在‘技术路线’上说服我。如果他是跟我说:我就去诊断心衰,然后,心衰可能会需要四个信号/四个标准来诊断,然后,我能够拿到这四个信号,然后,我是用什么办法拿到。如果能谈到这个逻辑上,那就没问题。当时我就问他:到底你能诊断什么东西?他没有搞得特别清楚。所以实际上,他对‘临床’这件事情是没有理解的。


“拿数据在医疗上不是最重要的。”林源指出:“最重要的是,你拿到的数据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数据?数据的质量如何?”

“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人的胸毛稍微多一点,你拿到的数据都是不准的。而且,你把这个传感器放这儿和放那儿,位置稍有一点差异都不一样,我们叫Garbage in Garbage out(无用输入、无用输出)。”林源说。

(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美国医疗科技的发展看,一个完整的大数据医疗平台其实有三个环节,如下

1,新数据采集技术或传感器技术;2,数据在医疗场景的闭环应用;3,互联网的云平台。
以上,如果(1)数据不能指导(2)临床治疗,不能形成价值闭环,那么光有(3)互联网平台的意义并不大。

也就是说:在林源所说的案例里,这位科技人才是从第3个角色切入(软件能力),而胡峻浩所处的位置其实是1——他有一个很好的新数据采集技术,可以采集到比别的传感器更精确的数据。但是他还需要把这个新技术应用到具体的医疗场景里,落实到如何指导疾病治疗的价值闭环上。

就在胡峻浩为此头痛的2017年夏天,他遇到了前心血管创新医疗器械公司——先健科技的全球市场负责人和研发经理庄少春。

庄少春有长期与国际、国内知名医生联合开发创新性医疗器械的经验,以及在国际核心市场营销“创新性医疗器械”的经验。在国内医疗行业,有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多见。

原因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内医疗器械企业,还处在以模仿和比拼性价比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的阶段。这种策略在医保全额报销的发达国家很难深入。而先健科技,恰巧是国内第一批以创新产品策略深入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他们的许多细分产品在欧美的定价都超过欧美公司,但却很受欢迎。

庄少春敏锐地识别到了胡峻浩的光纤传感器技术有独特的价值——

其能够采集到丰富的心脏血流运动和肌肉运动信息,可以用于评估心脏的收缩、舒张、节律、瓣膜等功能。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量甚至超越了市面上广为人知的心电图ECG(心脏的电信号信息)。

换句话说:这样的技术,有希望作为众多心脏疾病的快速诊断平台。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传统上,对心脏疾病的诊断只能在医院里用昂贵的设备完成,甚至有些指标需要做有创手术才能诊断。而胡峻浩的光纤传感器,能够从“体表”就获取这些信息。

第二,更可贵的是,这些技术的用户体验极好,信号采集简单,有机会进入家庭场景,成为大数据平台的一环。

以深圳大耳马科技最后确定首先切入的——“心衰”市场为例。

⼼衰病程分为慢性期和急性期。在慢性期间,患者可以正常⽣活,但心脏功能弱,容易频繁进⼊急性期,而且急性发作时很⼤⽐例会被直接送进ICU。患者每次急性发作,对⼼脏的功能都是一次新的伤害。

那么,能否监控⼀种⽣理指标,在患者出现急性发作前,就能够提前识别并进行提前干预,避免心脏的反复受伤呢?

对此,国际大公司曾研究过许多传统参数如心电图、血压等等。但这些参数都不能够预测心衰的急性发作。

直到CardioMEMS(雅培)的一款产品——“植⼊式⼼脏充盈压监测”问市,国际学术界才逐渐坚信:“心脏的充盈压”是最好的预测指标。用这个指标来管理用药,就能提前预判心衰的恶化,做到提前干预,效果显著。

不过几十年来,这个参数只有通过“有创”手段测量,因此CardioMEMS产品的使用,需要先做一个植入手术。

也就是说:胡峻浩和庄少春的团队像是在挑战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究一种从体表就能获取数据、无创测量心脏充盈压的技术和产品。

2017年时,林源其实还和我展示过一张图,如下:

这里,横轴是数字医疗产业的组成部分;纵轴,则是产业的“附加值”。

可以看到:早在2017年时,产业附加值最多的一块,就已经落在了“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景/临床价值”上,而算法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

“这是因为随着AI人才的积累,算法现在已经是一种可购买的商品。而高质量的数量来源仍然很稀缺,必须是从医院来。”林源指出。

“此外有关数据来源的另一个概念是:已经存在的很多数据来源,价值没有新来源的数据高。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都想拿到心脏的压力数据,但是你放一个传感器进心脏才能拿到,而我是吹了一口气就能拿到,那么后者这种低创伤性的数据来源,就一定要比前者的数据来源价值更高。”

也就是说:胡峻浩的心衰产品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上图的两个高附加值区域:数据来源(无创)和应用场景(心衰)。

2022年初,经过四年研发,“⽆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终于获得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根据胡峻浩的介绍,作为⼼衰管理解决⽅案,这个设备的优点是:

这是⼀种准确、⽆创、便利的监测⼼脏充盈压设备(NIFP),可以实现⽆创测量,且在居家环境下,患者就可以⾃⾏完成测试(2分钟时间),测试结束后,连接平板电脑上传结果即可。

(四)

事实证明,谷歌Verily高层的话是极具远见的。

2017年7月,长期与Fitbit竞争、估值曾高达近30亿美元的Jawbone宣布倒闭,公司CEO同时宣布:正着手组建一家新的健康创业公司,将主要专注于医疗软件和硬件。
而Fitibit尽管没有这样极端,把消费级业务全部关闭,但它在2018年初也宣布了将把更多重点转到“医疗保健”的战略上。

Fitbit认为:医疗保健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保持活跃并有动力使用新工具,因此将保持消费级和医疗保健业务同步发展的策略。

2019年11月,谷歌以21亿美金收购了Fitbit这个时候,Fitbit实际上已经成为谷歌在——“消费者医疗保健系统前端”——的战略布局。

同是在这个时候,大耳马科技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已经快要研发成功。与此同时,第一代产品“智能床垫”在美国FDA的认证也拿下来了。

胡峻浩开始积极布局美国市场。他找到了以前在Beddit(被苹果收购的睡眠检测公司)的COO来帮助做拓展,计划与美国的RPM公司展开一系列合作。

所谓的RPM公司是指:美国侧重于在居家场景里的患者疾病管理的数字医疗公司,即“远程医疗监测(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公司。

但没想到的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考虑到美国那边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人们都不出门了,胡峻浩先暂停了美国市场的运营。

几个月之后,美国RPM赛道的公司却因为疫情开始了腾飞

因为远程医疗服务需求的激增,2021年7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正式修改医保法案,将RPM公司的服务纳入医保,并在2020年11月将“Hospital at home”的服务解决方案也纳入医保。

这两件事很重要,因为美国市场的医保制度和其他市场不同,对于创业公司,一旦服务能进医保,就意味着:将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以,这直接拉动了2020-2021年间美国一系列数字医疗科技公司的融资情况和估值水平。如下:

Biofourmis融了1.436亿美金;Hinge Health以62亿美金估值融了4亿美金;Medable以21亿美金估值融了3.04亿美金;Evidation以10亿美金估值融了1.53亿美金;Tytocare融了1.567亿美金;Vida Health融了1.1亿美金;Monogram Health融了1.6亿美金;HUMA融了1.3亿美金;Noom融了5.4亿美金等。

(五)

现在,胡峻浩团队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已经拿到FDA的认定;接着,要通过FDA的正式审批。但由于该设备是“无创”的,也就意味着:这一项目做临床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此外,胡峻浩也在期待将已经拿到FDA认证的“智能床垫”再次杀入美国市场。

“现在美国的RPM公司已经腾飞,无论是与这些RPM公司合作,还是自己独自做,这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已经被CMS医保覆盖的市场。”胡峻浩说。

他急着回美国。

“刚刚我们也拿到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院(受访对象要求保密)的邀请,和我们洽谈‘⽆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的应用合作。”胡峻浩说。

不过,心衰只是胡峻浩和庄少春在众多心血管疾病中决定首先切入的第一个领域

除了心衰,胡峻浩的独特光纤传感器能够拿到的信息还和人体里的很多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如:房颤、心脏瓣膜疾病、心梗/冠心病。

他们打算先从最刚需、最难、技术壁垒最高的市场做起,取得战略高点后再转身,降维占领较低壁垒的市场,切入“心力衰竭远程管理”市场。这也是远程医疗最大的潜在市场。

“心衰,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第⼆阶段是,通过⼼衰产品的推⼴,建⽴软硬件结合的数据平台,并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快速将技术平台扩展应⽤于多个其他⼼⾎管疾病管理领域。”胡峻浩告诉我说:“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联合⾏业伙伴,将我们的⼼⾎管数字医疗平台结合药企/保险,形成针对不同疾病的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产品,将硬件终端和软件平台普及到⼤量的基层以及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