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技界惊讶中国没有“企业级”市场

根据 TechCrunch 刚刚公布的数据:中国初创企业在今年截至目前的全球风险投资总额中独占鳌头,但至少在一个关键领域,中国表现不是这样。这个关键领域即——软件即服务(SaaS)。

今年 6 月,蚂蚁金服募集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融资轮,其 C 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40 亿美金。而今年截至 10 月中,有近 12 家中国私人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和饿了么,其单轮融资,筹集了 10 亿美金或更多金额。而让美国科技界非常惊讶的是:2018 年中国最大的几个交易,几乎所有,都涉及“消费级”应用和服务。他们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且目前在国家级风险投资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太多以企业级为中心的软件公司融资”

这种趋势,已经在数字上得到了证实。

上图展示了 2018 年全球有 SaaS 投资的前几大市场。可以看到:截至今年 10 月中,中国占全球总风险投资金额的 39.3%,而美国占到 38.4%,也就是说:美中两国风险投资市场规模差不多。但如果是从对 SaaS 的投资看的话,中美两国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做法:美国 SaaS 初创企业的融资约占到美国总初创企业融资的 70.1%。相比之下,中国仅占到 11.7%。两者甚至都称不上匹配,甚至都谈不上接近。

而当衡量指标变为是规模为 1 亿美金以上的超大轮融资交易时,这种反差,就更明显了。

今年截至 10 月中,美国共发生至少 15 个超大轮 SaaS 融资,而中国市场,三家不同的 SaaS 公司,仅有 4 个融资轮规模超过了 9 位数,他们是:

  • Beisin 的 1 亿美元 E 轮融资。
  • 汽车行业软件制造商”大搜车“的惊人的 5.78 亿美元 F 轮。
  • 为微信平台构建 CRM 客户管理系统的智能商业服务提供商“微盟”的 1.603 亿美元 D 轮和 3.21 亿美元 E 轮。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在 SaaS 领域的投资情况非常不同。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中美之间,也体现在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之间。换句话说:美国和世界其它市场,在建立和支持 SaaS 业务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差异。

几个关键性问题包括如下:美国这个市场,到底有哪些其他市场所不具备的条件?以及美国市场的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在世界上的其它市场复制?

性骚扰实录: 科技公司性骚扰事件频发,为何”恶人”一次次被放纵?

《纽约时报》几天前曝光:大名鼎鼎的“安卓之父”安迪·鲁宾离开谷歌其实另有其因,涉及“性丑闻”。而谷歌没有直接开除,反而为维护公司形象和感谢鲁宾的贡献,给了他一大笔钱,同时将性丑闻完全压了下来。

四年前,鲁宾或许可以瞒天过海,但这一次,他和谷歌撞上的是美国一个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故事”,即——“MeToo”女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自去年科技圈始,波及几乎所有行业,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曾侵犯和骚扰自己的男性。相当多行业大佬和权贵大亨被拉下马。美国著名风投机构Union Square Venture联合创始人弗雷德.威尔逊称:“2017年,是美国白人男性主导地位终结的开始。”

果不其然,《纽约时报》的文章随即在硅谷引发地震。

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向全体员工发出邮件称:过去两年,谷歌已经因为性骚扰问题解聘了48名职员,其中13人,是“高级经理及以上”级别,而所有这些职员在遭到解聘时,都没有拿到离职金。但谷歌公司的员工不买账,约有200名员工计划本周四集会抗议。这也迫使桑达尔.皮查伊再次道歉,他告诉全体员工:谷歌对处理过去性骚扰事件的悔悟程度还不够,并承诺将对类似事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还承诺:支持那些选择参加本周四罢工的员工。

一个问题是:人类职场上,一方面男性高管用权力和金钱追逐着女性;另一方面,公司出于形象保护和包庇这些高管,在这些事情上,硅谷与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地方并无二异。何以之前台下暗涌的湍流都未能够成气候,如今,却搞出了“MeToo”女性觉醒运动这么大的名堂?其背后的历史成因究竟为何?

谷歌,全球职场的缩影

鲁宾的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谷歌在保持沉默的同时,向鲁宾支付了巨额离职费,并在鲁宾离开之后,又在他的创业公司中投资了数百万美元。

但谷歌保护和包庇的,不仅仅只是鲁宾。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另一起骚扰案中,谷歌向负责搜索业务的高级副总裁阿米特·辛格尔支付了数百万美元。

《纽约时报》引用三位知情人士信息透露:2015年,一名谷歌女员工表示辛格尔在一次有数十名同事参加的酒后活动中摸了她。谷歌对此进行调查,发现当时辛格尔喝醉了,而且没有目击者。

谷歌认为这名女员工的说法是可信的。知情人士说:谷歌没有解雇辛格尔,但接受了他的辞职,并通过谈判达成离职方案,给了他数百万美元,并要求竞业禁止。

接下来,在谷歌对真相保持沉默的情况下,辛格尔不到一年后,成为Uber的工程主管。几周后,美国科技网站Recode报道:辛格尔离开谷歌是因为受到“不正当行为”的指控。Uber随后解雇辛格尔,理由是:他没有事先披露谷歌的调查结果。

此外,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法律官、谷歌风险投资基金CapitalG的董事长戴维·C·德拉蒙德,也被指控有“性丑闻”。

据《纽约时报》报道:谷歌法律部门高级合同经理詹妮弗·布莱克利和谷歌其他员工说:2002年加入谷歌任总法律顾问的德拉蒙德,和她有过婚外关系。而她跟德拉蒙德,是跨级别的汇报关系。

她透露:他们2004年开始约会。2007年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德拉蒙德向谷歌坦白了他们的关系。谷歌随后采取行动。

布莱克利说:当时谷歌HR主管、现谷歌首席文化官斯泰西·沙利文告诉她:谷歌不鼓励管理人员与下属发展关系。

“我们中的一个,不得不离开法律部门,”布莱克利说,但“显然不是他。”

之后德拉蒙德的事业蒸蒸日上。据《纽约时报》引用谷歌文件:自2011年,其已从股票期权和奖励中获得约1.9亿美元,可能通过其他期权和股票奖励获得逾2亿美元。

而2007年,女方被调到销售部门,一年后离开了谷歌。谷歌要求她签署文件,说她是自愿离开的。她说,她“签了豁免书、谅解书和他们想要的一切。”

她说,2008年底,男方离开了她。她说,后来他们为儿子打了一场监护权之战,最终她赢了。

今年54岁的詹妮弗说:谷歌对待男方的处理方式强化了一个信息,即”谷歌觉得,我应该独自承担所有一切的责任。”

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谷歌Google X研发部门的董事理查德·德沃尔面试了一位女工程师斯达·辛普森。面试中,她说他告诉她:他和他的妻子是“多角关系”。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一个开放的婚姻。

她说,接下来的一周,他邀请她参加“火人节”。辛普森和母亲一起去了,她说,她认为这是一个和德沃尔谈谈这份工作的机会。她带去了适合工作会面的职业服装,但在德沃尔营地,他让她脱掉衬衫,并提供背部按摩。她拒绝了。但他继续坚持,后来她妥协了,但仅限于“颈部按摩”。

辛普森今年30岁。她说,当时“作为一个24岁的年轻人,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推辞。”

几周后谷歌告诉她,她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并且没有解释原因。辛普森犹豫了两年,才向谷歌报告此事。她说,这件事让她非常受困扰。

谷歌的一名HR后来告诉她:她的说法“很可能”是真的,谷歌已经采取“适当的行动”,并让她对所有事情保持沉默,辛普森做到了——直到德沃尔的名字频频曝光在《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

之后,德沃尔在一份声明中为“判断失误”道歉。他说,Google X决定不聘辛普森女士前,她去了火人节。他没有意识到,她没有得到通知。

但谷歌事件,只是全球职场的一个缩影。由#Me too运动摘下的人性面纱,也不仅只有谷歌,还有英特尔等。去年,英特尔的CEO布莱恩·科兹安尼克因为陷入“性丑闻”而被迫辞职。

紧接着2017年10月,亚马逊工作室首席官罗伊.普莱斯,也因为遭遇性骚扰指控而被亚马逊叫停职务。停职后不到一周,普莱斯离职。艾萨,哈克特是负责亚马逊《高堡奇人》节目的制作人,她向娱乐刊物《好莱坞记者》曝光了针对普莱斯的性骚扰指控细节,包括2015年7月的一次公司聚会上,普赖斯曾多次向她提出非分要求。

最初,哈克特一直拒绝公开详情,但在看到诸多女性公开遭遇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或被强奸并指控韦恩斯坦的罪行后,她被迫公开了遭遇普莱斯性骚扰的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普莱斯此次被指控的性骚扰事件也是亚马逊公司历史上罕见的高管性丑闻。而普莱斯,同样是被#Me too运动掀翻的。

#Me too运动——Uber打响第一枪

由男性主导的科技产业,其实一直都是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指控的“温床”。而谁也没有想到,Uber会成为美国#Me too女性觉醒运动的第一个枪口。

2017年2月,Uber一名前员工苏珊.福勒撰写了一篇博客,称Uber内部有反复的、系统性的“性骚扰”问题。

根据她的描述:2015年11月当她作为工程师第一天上任,即收到了新经理通过公司聊天系统给她发的一连串挑逗。

这位经理说:他正处在一个“开放式关系”中,女朋友很容易就能找到性伴侣,但他不能。他不想在职场中找麻烦,但总不能幸免,一次又一次地碰上麻烦,因为他总在不断地找可以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这种信息明显已经越界。苏珊向公司HR反映,并期待公正处理。但事件的走向,却截然不同。她被告知,这明显是“性骚扰”,不过此人是初犯,给个警告就够了。另外此人绩效“傲人”,因此犯下这样一个对他来说可能是“无辜”的错误,也不好多加问责。

苏珊还被告知,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另一个团队;二是,留下来,但这个男人可能会对她绩效有负面影响,而他们也不能干涉。

反抗无效后,苏珊调往另一团队。随后,她发现公司在撒谎,因为很多女工程师都有类似遭遇,有的,还和她事涉同一经理,而她们早就上报过公司。此人绝不是“初犯”。

仍然没有任何措施被做出。此外,苏珊在申请调任中一直被无理由“受阻”。最后发现:原来是这个组织的经理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其它团队,都在多多少少流失女工程师,而她如果留在团队,能让他的经理看起来不错。

按照苏珊的统计:2015年她加入Uber时,所在组织,女性的比例超过25%,但当她试图转到另一组织时,比例降到了不到6%。而有两个原因造成了她们的流失:一是,组织混乱;二是,性别歧视。

苏珊还指出:很多事到了最后都会落到——“此人业绩出色”的说辞上。换句话说,公司对很多事情无动于衷,甚至保护和包庇被投诉的人,是因为被投诉者“绩效卓越”。

这一博客,始料未及地引爆硅谷。之后,许多女性跳出来实名或匿名撰写类似经历。Uber迫于压力安排检察官涉入调查。接下来的几个月,因为男权主义、谩骂、不当的肢体语言甚至性骚扰,Uber声名狼藉。

2月到5月,创业圈炸开锅

去年2月到5月,所有Uber利益相关者都在等待这家公司的内部文化调查。这一调查,耗时三个月,而在这三个月中,有关Uber的问题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泻千里。

每天,都是Uber高管因为调查而间接辞职的消息。Uber还被爆出:其重要高管、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心腹,曾在印度发生的一起强奸案后(印度一名妇女被Uber司机强奸和殴打,该司机已有至少四项刑事指控,之后被逮捕,后判终身监)前往印度,获得该强奸案受害者的医疗鉴定(被怀疑可能获得方式不合法),然后,将文件递交给公司高管,因为这家公司的很多高管不信,认为这是个“阴谋”。

甚至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自己,也被扯出了相关丑闻。2014年,卡兰尼克接受GQ采访,讨论Uber是如何让自己对女性需求暴增的,还戏称Uber为“boob-er”。

而当Uber内部文化调查结果最终出炉,看过的人称:“丑陋不堪”。作为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卡兰尼克下台。

在此期间,卡兰尼克的心腹——埃米尔.米迦勒的丑闻也被再度挖出来。

这个人曾经发布言论,计划花百万美金雇4个顶级研究人员和4个记者,去追踪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生活和家庭”,以此让媒体尝一尝滋味。这件事发生在一名女记者写专栏指责Uber存在“性别歧视”并说自己已删除Uber之后。米迦勒称:这个女记者,该为所有跟随她删除Uber的女人“负责”——被司机性侵犯。

Uber高管还曾用公司工具跟踪过女记者,因为该记者写了比较Uber和Lyft的文章。甚至投资人彼得·西姆斯也被吓到了:他曾收到一枚短信,说他在芝加哥Uber的一个聚会里被全程定位追踪,他很恐慌,却被告知“冷静”,而且要“为被Uber选为跟踪的人感到荣幸”。

这家公司明显在很多涉及管理“判断力”方面的事上都出错了。但Uber性丑闻获得如此高关注度,不仅因为苏珊的勇敢,和选择了公开化的方式,还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独角兽公司,头顶着近700亿美金的估值。除了众多看热闹的吃瓜观众,投资者们则胆战心惊。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负面舆论,Uber流失大量人才,而这些事,也确实影响了它的估值,

搞笑的是:为平息众怒,Uber董事会特别引进了一位女董事。而同在Uber创始人宣布离职的那一天,女董事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有大量数据表明:当董事会有一位女性时,通常,会有第二位女性的可能性很大。”

不知道怎么回事,Uber董事会成员大卫.邦德曼脱口而出:“事实上,这也代表废话会变多。”

5小时不到,他宣布自己的这句话特别愚蠢,引咎辞职。

6月到8月,投资圈炸开锅

大卫.邦德曼是美国投资机构TPG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他在Uber董事会上的这一失态,或许预示了后面的情节。

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下台后没过几天,炸弹炸到了女性从业人员更为稀少的投资圈——做了10年多投资的贾斯廷.卡德贝克,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贾斯廷曾在两个著名投资机构任职:一个是Bain Capital,另一个是光速创投。2014 年,他创建了自己的风险投资机构Binary Capital。

6月29日他被美国付费阅读媒体Information报道:六名女性创业者联名状告他惯于通过工作关系“性骚扰”。InformatIon的内容专注垂直于创投圈,贾斯廷积累十年的投资名誉,一夜之间扫地。

为起到警示作用,三位女创业者选择了实名揭露。她们是:Evertoon的创始人Niniane Wang、旅游创业公司Journy的创始人Susan Ho和Leiti Hsu。

其中,Wang指控贾斯廷曾邀请她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时试图和她上床;Ho则指控:贾斯廷半夜发消息谈论投资她公司事宜时,邀她出来见面;Hsu指控:贾斯廷曾在曼哈顿酒店一个酒吧桌子底下,摸她腿。

另外三名匿名状告者,一个是贾斯廷的前同事,表示收到过贾斯廷言辞露骨的短信挑逗;另一位,在和贾斯廷见面谈交易时,被邀请去酒店房间。还有一位透露:她和贾斯廷说她有男朋友,贾斯廷随即问:你想要“开放式关系” 吗?她极为震惊,最终,决定不从贾斯廷机构融资。

而十几位科技界女性透露:当行业里“有权力的人”提出她们不想做的事时,实际上,她们很难做出不伤害自己公司前景的回应。一些人,因此放弃创建自己的公司,或者因此,从未试图创建自己的公司。

但贾斯汀一开始是否认的,直到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连夜赶写了一篇檄文。雷德·霍夫曼在硅谷号召力之大,是一位当年微软花重金收购Linkedin时,被民间智慧解读为是“微软想让他为微软在硅谷搞好声誉和人脉”的人物。那天,霍夫曼大概是没睡,他连夜写了一篇其长无比的文章,叫《女企业家的人权》。

他说到:“为什么我们对这种事通常不愤怒不表态?我认为女企业家们实际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她们不知道人们是否关心。这就是为何我要快速行动的原因:我们中,有很多人其实关心!这是完全不道德和无耻的行为。我们要站在你们这一边,请说出来,并行动。”

受其激励,光速创投连续发推文,称其实早已在贾斯廷任职他们机构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他的问题:“我们收到过一个所投资公司的指控,之后,按要求让贾斯廷离开了该公司的董事会。我们很遗憾,当时没有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现在,显然我们应该做更多(指把事情公开化)。”

六位女性赢了,贾斯廷离职。其风险投资机构Binary Capital,随后宣布解散。

而紧接着7月1日,投资界著名元老级人物——孵化器500 Startups的创始人戴夫·麦克卢尔因为性骚扰问题离职。一名女创业者指出,早在2014年就受到过他的骚扰。

这惊动了整个美国投资圈。500 Startups成立于2010年,在投资界赫赫有名,不得不出来主持乱局的新CEO克里斯.廷蔡在谈到500 Startups的变动时说:“道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和改变。麦克卢尔现在在我们机构里的角色,仅限于普通合伙人。他也将接受咨询服务,改变态度,防止不当行为再次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硅谷老牌风险投资机构KPCB的女合伙人鲍康如,曾指控因拒绝“潜规则”而在KPCB遭到排挤。这件事未能在创投圈引起多大关注。而在贾斯廷事件里,最重要的举报者Wang其实已经为此努力了七年。何以是这一时间点,事情扳过了局面?

“2017年是白人男性主导地位终结的开始。”美国投资机构Union Square Venture的联合创始人弗雷德.威尔逊说:“我认为有一件事,扣动了女性崛起的扳机。那就是:特朗普于2016年底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白人男性统治的缩影。我不是说,特朗普的选举导致了这些勇敢的女性挺身而出,她们绝对是出于自己的勇气和愤慨,才这样做。但我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性骚扰)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它使这一切,再也没有回头路。美国的一个巨大变化是:现在的女性感到有权力甚至是有义务,挺身而出,讲述自己的故事。”

国内风投来美国必备神器Otter

上周去Los Altos拜访Sam Liang,想看看他最近在做什么。Sam之前是谷歌地图的架构师,是谷歌地图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之后他离开谷歌做了Alohar,公司2013年底被高德地图收购,现在已经归属阿里巴巴。

Alohar旗下有个产品叫PlaceUs,很有意思,它指出了地图业务的一个发展趋势,即

基础地理数据其实已经不再具竞争优势,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一个可以购买的东西(已经有多种数据来源)。那么,现在什么东西具有竞争优势呢?

把“场景”也就是context引入到地图概念里。我举个例子。

当我在应用上看到我国内朋友时,我得到的信息将不只是她的地理位置信息,而是她在“干什么”的一个状态,好比她在开车。那么这时我可能就不会给她打电话了,因为开车接电话不安全。显示“场景/状态”而非“地理位置”,以此帮助协调多人的生活和工作,这是AI在地图中的意义之一。

如上图,三年前的PlaceUs曾经非常开拓我的视野。那么,现在Sam在干什么呢?

去Los Altos前,我特地搜索了一下他的新公司AISense,发现去年底已经完成A轮,已有投资者包括德丰杰DFJ DragonFund、500 Startups等。早期天使投资人里,我还看到了大卫.切瑞顿。

这个人是谁?就是那个闻名硅谷的斯坦福教授,他第一个写了支票给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后面那两个人拿了这张支票创办了谷歌。


言归正传。Sam的新作品是Otter,这是一个语音产品。我问Sam:“其实你有非常多选择,为什么二次创业选择做语音呢?”

请注意:这个时候,Otter这个App就放在我和Sam中间的桌子上。下面是Otter记录下来的Sam说的东西。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啦,那边语音刚落,Otter已经基本全记下来了,这个速度太快。



言归正传。Sam的新作品是Otter,这是一个语音产品。我问Sam:“其实你有非常多选择,为什么二次创业选择做语音呢?”

请注意:这个时候,Otter这个App就放在我和Sam中间的桌子上。下面是Otter记录下来的Sam说的东西。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啦,那边语音刚落,Otter已经基本全记下来了,这个速度太快。


我翻译一下:

“我做这个东西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需要用语音沟通,尤其是对企业家,有很多重要商务会谈,比如今天这种情况,我们面对面见到,然后可能只有40分钟。

但我们会谈很多信息,而企业家的时间很贵,我们怎么才能最好地利用时间呢?那就是不要把谈话内容又忘了个精光。但我发现:人们花很多时间开会或会谈,但其实一结束就忘了大半部分,所以Otter这个App,第一个作用就是帮人们更好地记住会谈内容。”

下面,我帮大家快速拎一下Otter的核心要义。这里,已经显示出硅谷关于语音的一些趋势和洞见了。

第一,Otter关键字:转录

这是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因为不同人用Otter,Otter能帮到他/她的地方不一样。比如中国很多小孩在美国读书,刚开始时可能英文听力不好,听教授讲课吃力,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Otter看英文文本抓关键字,因为你的阅读能力一定比听力强。

但这是Otter的核心吗?绝对不是。

Otter核心是“转录(transcription)”,也就是说:把声音转成文本信息,而且转的速度极快,几乎实时。这样的产品形态,就把一堆以“录音”为切入点然后再付费转文本文字的产品甩出去了。

那么为什么转录会成为一个趋势呢?我想是因为:文字形式的信息有其它形式的信息(如语音、视频)不可替代的功能,越是严肃/商务领域的信息,越是如此,因为你听完看完会忘,而严肃/商务领域的东西,你不想忘。

2,Highlight神器

文字信息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让你在最短时间内,对内容一目了然。

这一点,语音做不到,视频做不到,甚至后两者在信息的展开中,还是不可逆的。而既然,你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阅读并来回逆,你抓重点的速度肯定也就更快了。

3,技术上和亚马逊的Alexa或谷歌的Google Assistant不同

我第一次用Otter时,其实愣了一下,因为它要我先对它说一段语音,包括告诉它我是谁,我做什么职业。

我想:这应该是个“工具”,应该像谷歌地图那样打开就直奔主题,怎么往复杂方向去了呢?后来我才明白,看下图:

图里描红之处,会自动呈现你的名字和头像。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凡涉及谈话,必然涉及两个人或多人,那这个时候,“什么信息是谁说的”这件事就很重要。而Otter被设计成:能对多人谈话进行理解和捕捉,这和亚马逊虚拟语音助手Alexa或谷歌语音助理Google Assistant的技术不同。

后者一般发生在人和设备之间,而且通常是一个人在说话,同时,你和Alexa说话时的内容都会很短,无非是问一些短问题。

但人类的谈话则要复杂多了:不少于两个人;其次一聊一小时很正常;再次,语速不会像我们对着机器说话时那样慢,而Otter的目标,就是捕捉类似情境下的对话、会议、采访、讲座等,然后把它们变成一个可搜索的档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所有技术包括语音识别,都由AIsense自己构建,不用现有语音识别API。据Sam说,这是因为希望提高准确性,并优化多个说话者。

4,也支持导入音频、视频,帮你转录

但需要打开电脑用Otter的官网搞。

5,语音世界的Dropbox和Slack

这时你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一大片语音的海洋,我们再来看下Otter的Logo,它强调语音谈话的可记忆、可搜索和可分享。

这个概念熟不熟呢?

其实挺熟的,让人想起Dropbox,只不过Otter做的是语音会话。甚至在商业模式上,Otter和Dropbox也很像:

免费用户这块,每个月可以用10小时的语音转录,而如果你想要更多,则需要付费$9.99,获得一个月100小时的转录。

Sam估计:免费用户会占这个App的绝大多数,付钱的则将来自企业级用户。但就像Dropbox和Slack,他们的绝大部分付费/企业级用户,其实都由他们的消费级用户带来,比如职员用着用着觉得需要,回头和老板推荐购买。Otter应该也是这种模式。

不过,Otter应该还有一种商业模式,那就是技术授权。

目前AIsense已经和美国最大在线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合作。其实我也是Zoom的用户,经常用它视频采访,我知道Zoom不提供文字信息,只有在线录音功能,而现在,AIsense将为Zoom提供转录技术。

6,潜在使用场景

理论上,除了企业内部使用外,Otter的技术使用场景还可以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等。

因为这些领域的信息,都是极严肃信息领域。Otter负责提供这些领域的语音对话搜索,就像支持用户搜索电邮和文本。

7,但其实,Otter还有一大用途

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给到大家硅谷的一些趋势信息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意。

每年,我都看到国内风投和创业者朋友一波波地呼啸而来,然后,再一波波地呼啸而去,有一些,总是很头痛自己的英文听力,加上硅谷是个移民城市,这里的英文有非常多国家的口音,印度的,爱尔兰的,英格兰的等等等等,也许你可以用Otter帮你记忆,会谈中老外说的关键信息;或者,仅仅是把它当作速记神器用,回国飞机上再全面check一遍英文文字,也很好。

总而言之,什么东西对创投圈朋友最贵呢?我想绝不是钱,而是时间。但愿你们的每一次辛苦奔波,都没有被辜负。

扎克伯格能当美国总统吗?

“Impact”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在美国的创业圈里经常被提及。大概意思是指:能够对现实产生显著的、立竿见影的改变。

在这个词里,也隐含有“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之间很强的相关性。我举个例子。

两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Fremont吃饭,他说:你看啊,每天硅谷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创业,每个人都说:我有一个idea。但是,真正动手注册公司上官网出产品开始干的人,你猜这个比例是多少?

5%都不到。

这是因为:除了拖延症,创业让人顾虑重重,它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经济”。在创业世界里,你的Behavior和Behavior产生的后果,会发生得非常真实和直接。它要求你对每一个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并且你立马就会看到这些决定的后果。

这种奖励和惩罚是来得如此之快,你基本不能躲避你行为的任何后果。

但是如果你“幸存”下来,并开始掌握很大资源时,这时候你能产生的Impact也是非常可怕的。

好比谷歌改动一个搜索规则,数十亿网页的搜索结果就得改变,全世界SEO工作者都得忙上好几天;或者假设某天微信突然说:每个用户只能关注20个微信号了,估计立马引发腥风血雨一大片。

那么,目前全世界最有Impact的人是谁呢?马克.扎克伯格。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今年第一季度,Facebook的全球月活用户数达到了21.9亿人次。也就是说:扎克伯格的用户基础已经增长到超过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已建立起一个系统,跟踪、分析和开发我们的行为。就像它被大规模讨伐的”假新闻“,毫无疑问,Facebook能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

但是扎克伯格想要的可能还要多。

2,

硅谷最早传扎克伯格可能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消息,是在2017年的1月。当时,一个背景是:2016年底,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就像巨型炸弹爆炸,硅谷立刻炸开锅。

揭竿而起者无数。

包括野心勃勃的YC孵化器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和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等,后者有几乎全硅谷最好的人脉网络,现在他要用这张网络对付特朗普,号称准备在政治上花上数亿美元,并四处布道一个新行业正在硅谷冉冉升起,那就是“政治”,而他现在,是这一行业的最活跃投资者。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一个名字来得那么一剑封喉、一针见血。

2017年1月,美国媒体Vanity Fair发表了一篇专栏,题为《扎克伯格会成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吗?》,指出:硅谷似乎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天可能会竞选美国总统。

“‘他想成为皇帝’”这句话,在多年来认识他(扎克伯格)的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考虑到这是硅谷,一切合情合理。

硅谷是一个什么地方?硅谷是一个“如果我对XX不满意,我就自己动手造一个“的地方。在这里,到处飘荡着企业家的灵魂,而按自身意志对现实施加Impact,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3,

很多迹象表明,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

按照《连线》杂志的说法:2016年,扎克伯格做了一件事,调整了Facebook的股权结构,而调整内容之一,就是确保他可以竞选公职的同时,保留他在Facebook的权力。

第二,根据Politico的说法,扎克伯格的参选计划已露苗头。

线索是:他和妻子聘请了前民主党民调委员、前奥巴马总统顾问和希拉里2016年的总统竞选首席战略家乔尔.贝南森,作为他们联合慈善项目的顾问。

这对夫妻还请了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前参议员蒂姆·凯恩的通讯顾问艾米·达德利、以及指导小布什2004年连任竞选的肯·梅尔曼。

第三,扎克伯格宣布:他2017年的年度心愿,是拜访全美50个州,和每个州的领导人及选民会面。为了记录这次行程,他还聘请了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竞选时的摄影师查尔斯.奥曼尼。

甚至,扎克伯格在一个场合回答有关“无神论”的一个问题时,突然说:他已经放弃无神论,并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是明显的一个“政治上更谨慎的回答”。

4,

还有其它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心里逻辑。

企业家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Wealth-creating型的,也就是财富驱动型;另一种,则是Impact型的,通常胸怀天下,想帮助社会,纠正错误,或者扭转某种不公平,后者的企业家能量和技能为这些使命所驱使。

显然,扎克伯格是后者。

”他想成为皇帝”这句话在多年来认识他的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2012年Facebook上市的时候,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在那封信里,他开篇写道:

“其实Facebook最早不是作为一家公司而创立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即‘连接全世界’。”

换句话说:组建公司,不过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方式罢了。

坊间还流传有扎克伯格曾如何激励人的一些故事。

扎克伯格小时候迷恋文学,当其他孩子还只是“看”书时,他牢牢记住了很多细节。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个史诗通过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歌颂了英勇善战、为集体建立功勋的英雄故事。

2010年《华尔街日报》记述了Facebook的一次员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扎克伯格在Palo Alto的希尔顿酒店的潮湿地下室,对着数百名员工引用了电影《特洛伊》。当他讲述一个使者告诉阿基里斯,面对阿基里斯准备战斗的巨人撒撒罗尼亚人时,他是多么害怕。这个时候,扎克伯格对着他的员工们大声喊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记住你的名字!

据说多年来扎克伯格一直重复这一说法。当新员工问为什么要加入Facebook时,他告诉他们:“因为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坊间还传扎克伯格喜欢《埃涅伊德》,尤其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时间无所边界,伟大没有尽头。”

2015年底,一个新闻轰动了全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宣布将持有的Facebook股份的99%,全部捐出用于公益事业。当时,扎克伯格31岁。

2016年,扎克伯格夫妇再次宣布:未来10年,将通过两人的慈善组织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投入30亿美元,在旧金山创立一个生物中心,资助科学家们攻克世界上最主要的疾病。夫妻俩表示:想着手“未来100年攻克所有疾病”的伟大理想。

“扎克伯格有这样一种性格,不管他决定做什么,他都会把这件事做得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好。如果他想做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么他会在‘给人们最多的钱”方面,做成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NGO。只不过,碰巧扎克伯格干的事是造Facebook罢了。而事实上,Facebook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社交网络。”

Vanity Fair引用扎克伯格身边人的一段话说。

这个人还指出:Facebook不会是扎克伯格对社会的唯一贡献。“他有更大的计划。”

不过当舆论愈演愈烈之际,扎克伯格站出来说:他没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想法。

但是连扎克伯格自己,也没能阻止“扎克伯格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传闻。

人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罢了,不会有政客会提前声张自己要竞选总统的。

5,

这一切突然销声匿迹,是在2017年的年底。

除了扎克伯格公开否认外,这一年的夏天,在对Facebook“假新闻”的持续讨伐中,Facebook的危机达到高潮。

首先,Facebook正式确认俄罗斯势力曾在大选期间利用它干预美国大选。紧接着被曝:它有多达数千万的用户数据泄露,而数据使用方剑桥分析公司,与特朗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些人说:这些事和Facebook缺乏对人们隐私权的尊重,将会是扎克伯格竞选总统的最大失误。

我倒觉得,这一切,反而可能会让少年得志的扎克伯格更加成熟。

美国竞选总统的最低法定年龄是35岁。2020年,扎克伯格36岁。2024年,扎克伯格40岁。扎克伯格有的是时间。

或许有一天,扎克伯格真的会厌倦网络世界,而去尝试一些更”真实“的事;也或许,这些传闻真的不过全都是扯淡,只是刚好映射了一堆人的内心戏罢了。

但在这场很快就被人忘记的舆论大讨论中,我倒觉得,一个最有意思的看点是:

Vanity Fair专栏最后几段话所指出的那个方向:

”未来5-20年,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特朗普一直承诺要重振制造业的低技能部分,但他忽视了机器人、无人驾驶和算法,在未来几年内将征服数百万工作的现实。美国在很多方面面临挑战,自动化的崛起可能是最大的。这对政府的要求之一,就是学会适应这些变化,并为最脆弱的人制造安全网,但是特朗普似乎对这场危机无动于衷。在未来,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很容易受到黑客攻击,战争不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而会发生在软件和软件之间。来一个懂科技的总统,到时候了吗?“

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硅谷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呢?

中国创业圈”年龄歧视“真实写照

红杉资本董事长 Michael Moritz 今年初在《金融时报》写专栏,称中国科技公司的“职业道德”远胜过美国竞争对手:高层经理上午 8 点左右开始工作,直到晚上 10 点才离开,其中大多数人是每周工作 6 天,而且很多其实是 7 天都这么做。今年初,雅虎酋长杨致远也谈到了中国科技界的 996 现象,称令人钦佩。以下文章来自 Bloomberg: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文为硅发布翻译简写。

年过三旬?在中国科技界,你已经太老了

2017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时间刚过 9 点,欧建新向妻子和两个子女道别,离开家去公司。他在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的深圳总部工作,任研究工程师。约一周前,欧建新被公司劝退,但管理层想找他再谈一谈。

“公司有内斗”,他曾这样告诉妻子:“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尚不清楚那天欧建新是否面见了管理层,外界只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到公司后去了研发园区他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从 26 楼跳楼身亡,年仅 42 岁。

事发四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在博客平台“美篇”上发文,写了丈夫的死和死亡情况。她在博客中说:中兴通讯拒绝给出欧建新被解雇的理由。据彭博社报道:当时彭博商业周刊记者试图与该公司联系,两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将博客撤下,她和中兴通讯的发言人都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然而,欧建新的故事却有自己的生命:事发后四个月里,阅读欧建新妻子的博客成为了一种“病毒现象”,美篇平台内容仅注册用户可见,站内博客浏览量超过 10 万,但通过口耳相传和媒体报道,故事到达率达到了百万级别。

中兴劝退欧建新的原因和他自杀动机依然无从知晓,但对谈论这个故事的网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几乎立刻,读者抓住了欧建新的年龄:42 岁。在中国,他可能会被认为太老而无法胜任工作。根据中国最大招聘网站“智联招聘”数据:四分之三的科技工作者年龄小于 30 岁,中国互联网多年来的焦虑在这一刻集体爆发,并被称为“ 30+ 的中年危机”。

Helen He 留着波波头,皮肤光泽,看上去与女大学生无异。她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招聘官,深知年龄的压力:她已经 38 岁,而老板让她不要招任何超过 35 岁的应聘者。

“多数 30 多岁的人已经结婚,而且必须照顾他们的家人——这导致他们难以专注于高强度的工作,“她也认为这是社会共识。但也许她已经料到:自己有一天要离职换工作时,也可能会面对同样情况:“如果一个 35 岁的应聘者不是来应聘“经理”的,招聘公司甚至都不会看他简历一眼。”

“理想化的年轻人”是美国科技产业的DNA。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是著名的大学辍学生,分别创办了:苹果、微软和 Facebook,而在这些公司文化里,充满了对权威的不信任。

自 2015 年以来,谷歌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应对一场与年龄相关的集体诉讼,而在 3 月,ProPublica 调查显示:过去五年中,IBM 在美国裁掉 20,000 名上了年纪的雇员,以“大幅增加 1980 年后出生的员工数量”。两家公司都表示:他们遵守了就业法。

而在中国,歧视的年龄边界甚至比美国还要年轻。

讽刺的是:中国大部分知名科技公司都由 30 岁以上的男性创办。雷军 40 岁时创办了小米,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预计今年上市,估值 800 亿美元。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时 34 岁,而李彦宏创建百度时 31 岁。腾讯的马化腾是个例外,创业时年仅 27。然而,互联网行业新一代创始人要年轻许多——滴滴出行的程维和今日头条的张一鸣,事业起步时也就 20 来岁。

科技行业的工作和职业运动员类似。

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对年长员工的压力,但在科技行业尤甚,狂热雇佣年轻人才,反映了中国渴望证明自己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已连续几十年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 2025 计划”把活跃度带到一个更高水平,科技行业也迫切需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中领先全球。

表面上看,欧建新的死与 2010 年和 2011 年富士康低薪工人自杀潮有相似之处,都可以被广泛归因于劳动滥用。然而,谈论和回应欧建新故事的人,在意的是事件揭露的另一个问题。

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里,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它海外竞争对手,而雇佣年轻员工,比雇佣经验丰富的人所花费成本更少。为应对激烈竞争,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常期望员工按所谓的 996 时间表工作: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节假日照常。前文提到的 He 女招聘官曾在知乎写过一篇文章,讲人过了 30 岁后,很难从熬夜中恢复过来,生活重点从工作转向家庭,加班加点成为更大的负担。“在人力资源方面”,她写道:“我发现,刚到 30 岁中年危机就已经开始了”。

在智联招聘,数以万计的招聘信息都要求 35 岁以下的应聘者:京东招聘高级经理,要求有硕士学位;携程招聘销售,要求年龄在 20-28 岁间(京东称,其严格禁止基于年龄或性别的招聘限制,携程拒绝评论)。北京一家技术初创公司最近招聘前端开发人员,招聘公告中表示:该公司愿放宽对教育程度的要求,但限制年龄;大学学位不是招聘必须的,但如果你超过 30 岁,就别再来应聘。

“在科技行业工作,就像是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曾投资小米和 Twitter 的企业家、天使投资人 Robin Chan 说:“你在 20-40 岁时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爬到行业上游,成为佼佼者。之后,你可以去干点儿别的,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中国的国家法律禁止基于性别、宗教和残疾的歧视,但基于年龄拒绝聘用某人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年龄原因被解雇的人,很少向律师寻求帮助”,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社会活动家和访问学者 Lu Jun 说,他曾成功争取禁止中国雇主歧视乙肝携带者的立法,而在这之前,歧视很常见。

由于没有诉讼的法律依据,很少有人采取行动,但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对雇主施加压力。2011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其网站上发布招聘公告,要求应聘者年龄在 28 岁以下。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就此事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媒体进行了报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实此事后,这条招聘信息被删除。

公共机构在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上功不可没,因为经常被私企当作学习的例子。Lu 说,这会造成涓滴效应。去年秋天,在欧建新的故事开始流传前不久,人权律师 Zhang Keke 听到几位同事谈论,深圳检察官办公室职员的职位要求,年龄上限为 28 岁。“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已经足够开放,我不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他说。中国第五大城市深圳被誉为是全国的硅谷——中兴、腾讯和华为总部都在那里,各方面也更为开放。

张因涉及有争议的案件闻名,两年前创立公益律师网络,负责处理歧视案件。他将深圳招聘信息发送到他的网络上,最终召集了一个由八名律师组成的小组,向深圳检察官办公室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他们通过考试方式取代年龄限制。

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以“对抗”的方式,来回应与年龄相关的招聘压力。

有些人说,这个系统教会他们比 30 多岁的同龄人更努力工作。成都诺基亚公司 33 岁的刘怀义,感觉在这个公司 IT 部门里,他的价值被缩小了,但这“促使我改变和提高技能,以能够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说:“我不认为 35 岁后就找不到工作,IT 业的人都必须不断学习跟上。”经过八个月努力,他被跨国医疗保健公司的一个 IT 职位聘用,这个岗位能提供给他更多工作保障。

顶尖技术人才的竞争,促使产生更高薪水同时,也放宽了对诸如 AI 和机器学习等复杂领域技术人员的年龄要求,这往往需要高级学位。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数据:中国人口中有 47% 的人口年龄超过 40 岁,20 年前这一比例为 30%。而这一数字,到 2030 年预计将上升到 55%。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去年中国出生人数是 1720 万,而 2016 年是 1850 万。

技术招聘人员 He 仍然希望年龄歧视在中国能最终消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更少的年轻候选人可供选择。”她说:“如果你没有更多的年轻员工,你将别无选择。”

就目前而言,她正为有朝一日自己的年龄会对不上自己的工作而准备。她在上海有两套房子,第二套已经租给别人,以获得额外现金,但她也梦想写一本书,并正致力于作为一个作家和在线影响力作者的职业生涯。她开了一个微信号,读者如果喜欢她的文章,可以给她小费。她在 4 月还发布了一本电子书,介绍公司可以如何用微信接触求职者。

她建议其他人也照着做。“我们担心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失去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如何支持自己的家庭,并过上体面生活?”她问:“我们得现在就开始做点什么。” 

高盛开始做比特币业务了?

据《纽约时报》消息:与大多数银行远离被丑闻污染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不同,金融业最具传奇色彩的名字,高盛,正计划在华尔街银行设立第一个比特币交易业务。 

几年前,比特币被认为是“荒谬”的,高盛提出过比特币交易的建议,但被同行耻笑。

而过去两年,全球越来越多对冲基金和大型投资者对虚拟货币产生兴趣,像科技公司 Square,已开始向客户提供比特币服务,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则于去年 12 月允许客户买卖比特币期货合约。

高盛负责该业务的人是 Rana Yared。她指出,通过大量研究,高盛的结论是:比特币不是欺诈,没有货币特征,不过由于数量有限,在一个复杂的虚拟系统中“被挖掘”,许多客户希望把它作为一种类似黄金的有价值的商品。

高盛认为:当客户说想持有比特币或比特币期货,因为觉得它是一种储存价值的媒介时,高盛与其客户产生共鸣。

Rana Yared 还透露:高盛已经收到对冲基金的询盘,还有捐赠基金和基金会,他们从比特币百万富翁那里获得虚拟货币捐赠,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处理,高盛最终决定买卖比特币。

Yared 称:团队成员绝非加密货币的粉丝,都抱着谨慎和质疑态度调研。“加密货币的风险高于一般金融产品,但我们认为也并非不可捉摸”。

直到现在比特币仍充满争议,如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称其是“欺诈”

值得注意的是:高盛不会交易实际比特币,仅仅建立加密货币投资者和主流金融体系间的桥梁,而不是做市商。也就是说,它以代理人身份行事,任中间人。高盛用自己资金,通过 Cboe Global Markets 和 CME 集团交易所提供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为客户提供比特币投资,属于一种金融衍生品,仅限于大型机构投资者。

进一步拿到监管许可后,高盛会设计更多灵活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直接面向客户。

两周前,高盛第一个数字资产交易员已经加入,名叫 Justin Schmidt,现年 38 岁,曾是对冲基金电子交易员。Schmidt 会被先安置在高盛的外币办公室,因为高盛认为比特币交易与新兴市场的货币走势最相似。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于不阻碍创新,没有提供有关加密货币金融产品安全与否的指导。但机构投资者和卖方银行介入越深,监管进度和法规出台就越快。

相关行业人员指出:高盛试水,其他银行也许会跟随。“加密货币资产被机构接受仅仅是个开始,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影响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如经纪人、存款信托和结算公司等私人的、中介性质的服务”。

Spotify背后的天才:“我经常对事情的难度没有概念”

这是关于一个人改变了一个行业的故事。

成功的创业故事都是相似的:一个对危险或者”难的事情”,没有太多概念的无知无畏者;一个等待了很久的伯乐,还有很多很多的运气和耐心。

在 Spotify 的故事里:它是瑞典一个年仅 23 岁的少年,1983 年出生,天赋是音乐和编程,看上去整个人运气好到爆,13 岁时月收入已经过 5 万,加入和组建的公司总旋风般被收购;而他的伯乐,是数字音乐革命先驱 Napster 创造者,为 Spotify 这个产品等了十年,他也是扎克伯格的伯乐,是第一个发现 Facebook 和扎克伯格的人,他就是——肖恩.帕克。

中学时月收入已经过 5 万美金

1983 年 2 月,丹尼尔·艾克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工薪家庭,外公是歌剧演员,外婆是爵士乐小提琴师。4 岁的时候,他得到人生第一把吉他,从此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5 岁,丹尼尔从搞 IT 的继父那里获得一台 Commodore 20。在打穿了 200 多款游戏后,他觉得很无聊,找了本书,开始学写游戏。“我觉得那不是多难的事,”他说,音乐和编程对他都很简单。

13 岁那年,他第一次创业。在自家电脑上倒腾很多时间后,开始有人找他做网站。起初,他收费 100 美金,第二次他把价格提高到了 200,一年过去后,他把价格提高到 5000 美金。等到他一个月挣 5 万美金时,他父母突然发现家里多出了一个大电视机。

为业务扩张,他还开始建立自己的“童工工厂”——丹尼尔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建网站上,然后,用游戏机贿赂同学,让他们用学校计算机为他工作、替他考试,甚至还有不同“助理”替他打点公司。

丹尼尔手下长期有 20 来个程序员为他干活,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他喜欢边听音乐边敲代码,感觉累时就组乐队玩——他会演奏吉他、贝斯、鼓乐、钢琴和口琴。

16 岁时,税务机关找到他要求缴清税收,这时,他父母才发现儿子收入已经超过全家,甚至还可以多雇一个保姆。

高中毕业,丹尼尔进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八个礼拜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第一学年的学习重点“理论数学”不感兴趣,于是选择辍学。

丹尼尔痴迷谷歌,曾向谷歌申请工程师,却收到回复——“把学位读完再来吧。”正处叛逆之年的丹尼尔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搜索引擎与谷歌竞争:”我以为很容易,但事实证明:这真的太难太难了。”

“我总是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丹尼尔说:“我总是天真地认为事情会解决的,我不完全明白事情有多难。”

23 岁成为百万富翁

2005 年,eBay 收购欧洲公司 Skype,欧洲市场的并购活跃度被打开,丹尼尔所在或组建的公司,几个月内都被收购了。

这包括他离开校园后加入的一家名为 Tradera 的电商网站,这个网站后来卖给了 eBay;他还创建了一家在线营销公司 Advertigo,后来,一家名为 TradeDoubler AB 的斯德哥尔摩网络广告商找到他,以 125 万美元收购了 Advertigo。

23 岁的丹尼尔轻松成为百万富翁,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买了一套三居室房子、一辆红色法拉利,带着香槟出入高级会所,到处约漂亮姑娘。

但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丹尼尔常常感到失落、矛盾、空虚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想成为谁。

“我一直想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这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没有人会教你在财务独立后该做什么。我感觉周围的朋友、姑娘在利用我,他们很开心,但我不开心”。

丹尼尔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

他卖掉法拉利,冬天躲到森林里,或父母家附近的小屋中,像个僧侣一样活着,弹吉他,冥想。

丹尼尔习惯于定五年计划,“我总是每隔几年,改变一下自己想法,以观察自己是不是喜欢手头的工作。我喜欢思考,如果从人生中抽出五年,我想做什么呢?”他意识到:钱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他的挚爱,从始至终都是音乐和技术。

“我并不把它们看做工作,总是能玩得很开心,但同时希望,我的作为能影响世界”。丹尼尔说。

痴迷 Napster

数字化对音乐行业的大革命,其实是从 P2P 文件共享平台 Napster 开始的。

Napster 巅峰时期有用户 8000 万,尽管只活了三年,但在它的残骸之上,Kazaa、Grokster、Morpheus 和 Limewire 等无数平台涌现,至今,Napster 仍阴魂不散——没有人能告倒所有的 P2P 公司,因为没有办法阻止用户自发分享。

丹尼尔十分迷恋 Napster,“它重塑了我的音乐教育,我现在喜爱的乐队——披头士和 Led Zepplin 及大量 70-80 年代乐队,几乎都是在 Napster 上发现的。”

他谈到 Napster 时,认为——“Napster 本质上,对消费者和文化是有益的”。

但 Napster 被围剿后,顽固抵制变革的音乐行业仍难消解数字化革命。1999 年,实体唱片尚有 238 亿收入,而到 2016 年,数字+实体 CD 收入仅为 130 亿。CD 的销售和购买受存储空间、版权、平台的重重限制,也反过来削弱了艺术家的利润空间。“音乐的守门人”,从广播电台到 MTV,都越来越难满足公众的多元化需求。

换句话说:一方面是音乐过剩,一方面是体验受限。音乐产业一直在等待一位救世主,但它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的 iTunes 是剂不错的解药,但同样有毒。

iTunes 把 CD 销售碎片化,长期看是拆东墙、补西墙策略,更何况,每首明码标价的歌曲,都存在一个“我喜欢、但不足以购买”的区间,且 iTunes 无法在 iOS 的体外生存。

丹尼尔是乔布斯的忠实信徒。他常常阅读乔帮主传记,把办公室装修成皮克斯风格,但他不认可乔布斯对音乐流媒体模式的嘲讽,“乔布斯很出色,但也时常做出错误判断,”丹尼尔说。

丹尼尔的产品观非常乌托邦,他希望构建一个比 Napster 和 iTunes 更好的应用,同时具谷歌和 Facebook 基因:深度且社交化。在这个应用里,你可以听任何你想听的歌,可以随意分享,最最重要的,用户体验——你将听到熟悉,听到惊喜,听到一个 更广阔 的音乐世界。

顺便,如果可能的话,救一把音乐行业。

创办 Spotify

如果音乐和编程才是丹尼尔挚爱(而不是钱),那么他该做一份什么样的事业呢?

有意思的是:丹尼尔当时老板、42 岁的马丁.洛伦松和丹尼尔一样,也有着甜蜜的烦恼——公司上市后,获益 7000 万美元,但马丁远离管理层,深居简出,家当只有一张床垫和一把宜家椅子。

两个人的境况相似:一不缺钱,二不关心钱,但仍然希望创业。

他们经常一起看《教父》三部曲、《情枭的黎明》等黑帮电影,谈论音乐与艺术。

马丁后来成为 Spotify 联合创始人,还引荐了日后在 Spotify 立下汗马功劳的天才程序员——路德维希.斯特里格斯。这个人,构建了 P2P 文件分享软件 uTorrent(丹尼尔短暂担任过 uTorrent 的 CEO,这家公司后来被 BitTorrent 收购)。

2006 年,丹尼尔和马丁把自己的钱投入到创业,用 Spotify 这个名字注册了公司,Spotify=帮助用户“spot”(寻找)和 “identify”(发现)自己喜欢的歌曲。

路德维希则根据苹果 iTunes 界面,和丹尼尔的三星平板电视的平滑黑风格,基于广告模式,开发了 Spotify 第一个产品原型,依靠流媒体技术和与唱片公司签订许可协议,来避免盗版方面的法律问题。

前两年,公司都在打造产品,一分钱都没有融,丹尼尔几乎堵上全部家当。由于拿不到音乐版权和许可证,丹尼尔甚至把盗版音乐灌入 Spotify,拿去给投资人展示。丹尼尔常开玩笑说:那段时间急得头发都掉光了。

而因为缺少风投,两位创始人马丁和丹尼尔只能源源不断地为 Spotify 提供前期资金。

重要人物的出现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他是第一个发现扎克伯格并帮助扎克伯格拿到第一笔投资的人,他叫——肖恩.帕克。没错,也就是那个 Napster 的创始人。

丹尼尔的耐心,得到了肖恩的关注。2009 年,这位因制作 Napster 而成为音乐行业公敌的人发现几位年轻人正在完成 Napster 未竟的使命。

他很快给丹尼尔写了一封“情书”,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iTunes 扼杀了音乐市场的创新,而去中心化的 P2P、音乐订阅(Rhapsody、Pandora 及后续的 Rdio、MOG 和 Turntable 等),连优秀产品的门槛都摸不着。投资人对流媒体糟糕的现状难咎其责。Napster 后,我等了十年,才看到与之比肩的产品——你们的设计“快速、便捷、优雅、干净、广阔”,仅仅在社交功能上还不够完善,我可以帮你们来迭代进化”。

2010 年,肖恩通过 Funders Fund 投了 Spotify 1500 万美元,作为 Spotify 粉丝和投资者,他坚信:“Spotify 在与盗版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肖恩在 Spotify 的全球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代表公司董事会和 Warner、 Universal、EMI 和索尼进行版权谈判——这是 Spotify 梦寐以求的生产线。唱片公司的加入很快造成“杠杆效应”,Spotify 成为世界上最大音乐库,音乐人也更倾向于加入平台。

另一方面,肖恩还把丹尼尔引荐给了扎克伯格,Spotify 实现了音乐媒体的社交化。

2011 年 7 月,Spotify 登录美国,并成功嫁接到 Facebook 上(允许用户分享自己的 Spotify 播放列表),实现病毒式增长。音乐的分享,加速了付费用户的增长。扎克伯格称:“丹尼尔看到了在任何人面前播放音乐的机会。”他本人也十分喜欢 Spotify。

在肖恩帮助下,Spotify 的商业模式也逐渐成型,音乐产业的大部分传统限制,逐渐被 Spotify 的方便易用所取代,而版权和授权如同源头活水不断丰富 Spotify 的曲库,形成一个丰裕的长尾。

丹尼尔喜欢用“无摩擦”形容 Spotify,“数字服务正在变得更即时、无缝……在 Twitter 上信息的半衰期很短,但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首歌,却与你今天的心情完美契合”。

免费模式催化了用户分享和增长,用户有 6 个月的时间沉迷在音乐的海洋中,然后,是时间和曲目限制——以激活付费。

丹尼尔认为:音乐产业在经历销售低估后,正驶向一个黄金时代。Spotify 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可以增加 CD 销量,卖出更多演唱会门票。Spotify 将增长放在盈利前,某种程度上补贴了音乐行业,从 2008 年以来,其 70% 营收,都返还给音乐行业。不少质疑 Spotify 模式的音乐人,如 Taylor Swift,最终选择回归 Spotify。

2017 年,丹尼尔替代 Universal 音乐集团 CEO 被 Billboard 评为音乐业最具影响力人物,“音乐行业收入的重新增长都要归功于这个人”。Ed Sheeran 称:自己是丹尼尔的粉丝。

2016 年丹尼尔结婚,Bruno Mars 在婚礼上表演,Chris Rock 主持,扎克伯格、肖恩.帕克等悉数到场。

到 2018 年 Spotify 预计收入将增长 30%,付费用户增长 36%。出于巨大用户基数和极高口碑,Spotify 选择跳过投行发行,直接上市(详见硅发布报道《为什么说 Spotify 上市如此重要?》)。

Spotify 将拥有双层结构,两位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持股约 9.3%,马丁持股约 12.4%。两人加起来,拥有 80.4% 的投票控制权。而迎接两位掌舵人的,将是巨头林立的市场。 \lsdqf

YC孵化器要杀入中国了吗?

硅谷著名孵化器 YC 前几日宣布:将在 5 月 19 日清华大学,举办 YC “创业学校-北京”活动。这被美国媒体视为是:YC 在中国的第一次官方活动,也是 YC 孵化器首次正式进入中国。

YC 此行目的有两个:“我们将在北京举办创业学校,以与中国当地企业家见面,并开始就 YC 能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对话”;第二,找到中国创业公司加入 YC 在硅谷的核心组合计划。

换句话说:短期内 YC 孵化器对中国市场的规划是——带优秀的中国创业公司去硅谷,成为 YC 学员;开始在中国落地“创业学校”影响力,把 YC 品牌拓展至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4 年 YC 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把孵化器交给比他小了整整 20 岁的萨姆·阿尔特曼,YC 发展进入下一阶段。简单讲:如果说 2014 年前的 YC 还略显书呆子气,那么由阿尔特曼领导的 YC 则更具野心和进攻性(详见硅发布报道《这小子正和马斯克一起拯救世界,顺便统治硅谷》),表现之一,就在对 YC 影响力的大幅规模化上。

实际上,早在阿尔特曼 2016 年的工作目标里就有——“把 YC 开到中国去”——这一条。

不过这一切没有实现,外人仅看到:

但以上这些接触,都称不上是“正式”,因为任何中国公司想真正进入 YC,都必须与美国创业公司一起,申请一年两期的创业学校。

这个申请有多难?作为“创业者的哈佛”,YC 每年会从几千封申请中,淘汰掉九成,然后筛选出 500 来家企业集中面试;最后,只有 40-50 创业公司能进入训练营。中国第一家申请成功的创业公司 Strikingly 曾分享过他们经验:

“YC 著名的 10 分钟面试,其实就是个小型路演,产品构建和创新性都要足够抓人,回答必须精简凝练——每个答案在 15 秒之内,同时创始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必须无懈可击。”

而近年,YC 在努力推动美国地区之外的创业公司发展,足迹遍布印度、东南亚与非洲,但中国公司比例仍然偏低。

根据 YC 自己的数据:

从 YC 毕业的近 1400 家公司里,中国公司不到 10 家,包括 branch8(香港)、渡鸦科技(Project Flow)、TeamNote 及 Grub Market 等。

“中国人才济济,近年新晋独角兽涌现,却难进入 YC 视野,这对双方都是遗憾。”YC 合伙人 Eric Migicovsky 称,其甚至意识到:YC 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机有点晚。

“在北京举办活动,及与遇到的中国创业者交流,将帮助我们了解规划未来战略需要的信息,”Migicovsky 称:”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中国创业公司加入我们在硅谷的核心计划。”

据媒体披露:YC 现任总裁萨姆·阿尔特曼也将出现在 YC 清华大学活动现场。

中国政府反击美国封杀中兴, 邀请海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巨额芯片基金

据路透社昨日消息:中国政府已向海外投资者释放——“欢迎投资中国最高级别国家半导体基金”的消息。

这一突然发布的消息,被视为是中国政府为减少芯片进口依赖,或更具野心的——希望成为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级玩家,及针对美国封杀中兴事件的一个有力反击。

中国欲吸引外资来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芯片产业

此前,为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一个亿万美金规模的国家级半导体基金,目标是募集 2000 亿人民币(317 亿美金),以支持从处理器设计到设备制造商的国内企业。

而突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官员这周表示:“国家 IC 基金的第二阶段仍在筹资,我们欢迎海外企业参与换句话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现在可以吸收外资了。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电子信息市场,我们将继续以‘创新’和‘国际合作’方式前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官员称:“我们将推动关键技术的更快突破。

据路透社引用该官员之前的话,——“尽管目前这支基金投的主要还是本土项目,但接下来也会向中国本土的外国半导体公司开放投资机会。”

美国封杀中兴事件已经迫切提醒北京要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这支“大基金”之前的计划,在还没有释放将吸收海外投资者消息前——超过 10 年时间、掏出 1500 亿美金,实现在芯片设计与制造的领先地位——其实已经让美国一些官员感到头痛,警告称其或会损害美国利益了。


养鸡?硅谷精英的新身份象征

谁能想到,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身份象征是“养鸡”?——养鸡下蛋,正在成为硅谷一种新风尚。

当然硅谷精英们养鸡的方式也很特别,和世界其它地方都不一样。那就是——特别地“创投圈”。

首先,养鸡者会像风险投资家那样操作:

撒钱,好几万美金,买一群鸡(包括用高科技打造鸡窝);然后,测量这些鸡的生产力(下蛋数量和颜色),从中找到最优秀的鸡;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善“优秀的鸡”和他们后代生活的环境。

他们甚至还衡量一只鸡的“性格”,比如是不是温和、与人友善,自己孩子抱着它时是不是安全。

另外就像创业公司,对鸡群的选择也不简单。他们通过一系列工程模型和表格来衡量“营业利润”。有的甚至会像讨论软件更新一样讨论他们的鸡,比如叫“1 代”、“2 代”等;他们还不停委托家禽提供商寻找更罕见、更有趣的鸡。

两个案例

《纽约时报》讲述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亚马逊无人超市 Amazon Go 主管 Ken Price。据他介绍:亚马逊不论开始什么项目,总会事先写好要给媒体的宣传稿,然后决定要不要做。而他已经把这种“策略”用在养鸡上。

Ken 去西雅图为亚马逊工作前曾在旧金山工作十年,过去养过 6 只鸡,现在他正在筹划“下一个战略”。他的下一个战略是:朝着可持续性成本结构转变。换句话说:全资投入那些吃得最少、但下蛋最多的鸡。

另一个案例则来自谷歌无人驾驶 Waymo 首席产品经理 Johan Land。他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会着迷于“养鸡”的。

工作要求他超乎常人地专注,这也意味他需要学习从工作中脱身。他找到了一种平衡方式:与他 13 只鸡和 3 只羊一起,在自家后院与家人喝酒聊天。

平时 Land 天天与电脑为伍,大脑总在思考未来和规划,但“坐下来好好看看这些动物真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与看电脑屏幕不同,你是真的在目睹一个生态系统的运作,而这和我在工作中做的抽象事情完全不一样。”

含金量很高的鸡窝

但既然是养在硅谷的鸡,“鸡窝”肯定也非常高科技。

与一般人从商店买点胶合板就开始搭了不同,硅谷这些鸡的主人会雇专业人员用可回收材料或红木来搭(价格 2 万美金左右),有的鸡窝标准,甚至达到人类住房的品质。

此外,一些鸡窝还配有太阳能发电板、自动门、电子灯和室内摄像头。鸡主人们喜欢向来客展示摄像头拍下的有趣事件。比如据说,鸡窝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当鸡睡觉时,通常鸡们会为了一个好位置而竞争,然后,才安定下来睡觉。

有些住在硅谷高端住宅区的,还会给鸡窝装上完备电线、水源和门窗;还有人会用 Coop Tender 系统来控制鸡窝的温度、通风情况和灯光。

这个系统还连着自动门和危险探测系统。因为硅谷有钱人的房子其实很多是在山上,鸡们面临着来自老鹰、浣熊和山猫的威胁。有了这个系统,当危险来临,鸡窝安全灯就会被打开,而鸡的主人们会收到紧急短信。

还有试图把鸡窝变成 Airbnb 房子的。《纽约时报》记录了一个叫 Scoott Vanderlip 的人,他的“鸡窝”每年可以吸引住客 2500 人。

“尊贵”的鸡

当然,这些鸡受到的礼遇不要太好。

硅谷有些养鸡者拒绝在鸡面前吃烤鸡,因为怕鸡伤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还曾为一只独眼鸡注册过“需要情感支持的动物”账户,因为这只鸡的消化功能不好,教授只喂它吃婴儿食品和小麦。教授每周固定时间还给鸡洗澡吹干,说“它特别特别喜欢吹干的时候。”

鸡也可以进主人的家里乱跑。

有风投喂给鸡吃的食物是:烤三文鱼、牛排、新鲜莴苣和有机西瓜;甚至还有人专门雇了给鸡做饭的厨师。细究起来也情有可原,因为鸡主人们通常会吃自己鸡下的蛋,鸡的健康就很重要。还有的人,甚至会花上几千美元在鸡的手术和 X 光检查上。

但是鸡不可避免也会有老死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引发鸡主人们的大量情感涌动。不过,受到这种礼遇的鸡的寿命已经很长了,一般鸡的寿命在 6-7 年左右,但硅谷的鸡,能活 10 年。

总结一句话:养鸡,是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时尚。而静静地看着鸡,正在成为硅谷精英家庭最喜欢做的事。他们管这叫啥呢?——“乡村电视”。 fffff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