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中国投了一个疫苗界的Moderna,沈南鹏坐镇董事会

科技界“以小博大”和“快速前进”的神话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上演。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新冠疫苗开发大赛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世界四大顶级疫苗制造商,除了辉瑞,其他包括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美国的默沙东以及法国的赛诺菲,统统都被淘汰出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家不为公众所熟知、从来没有产品上市销售过的后起之秀——德国的BioNTech,以及美国的Moderna,以超级快的速度冲过了终点线。

这两家公司都使用了mRNA技术开发疫苗。所谓mRNA,又称为“信使RNA”,它指示身体表达病毒蛋白并引发免疫反应。

与传统疫苗比,mRNA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快。如Moderna和BioNTech,从立项到开始做人体实验,两家公司都只用了大概40天。这是惊人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疫苗能做到这么快。

2020年12月11日,美国FDA批准对辉瑞和BioNTech的新冠疫苗启动紧急授权,标志着mRNA制剂的首次上市。mRNA疫苗由此成为新冠疫情中第一个上市的疫苗产品——整个开发周期,不足11个月。而过去,一个典型的疫苗开发周期是5-10年,有时甚至更长。

但mRNA技术实际上是被新冠疫情催熟的。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种新药是基于mRNA技术所开发。

换句话说:在危难面前,人类选择冒了一个险,赌了一把,目前看是赌成功了。但时光流转回2020年1月,当46岁的李航文身在上海,面对着和Moderna以及BioNTech一样的历史抉择时,他究竟是应该选择赌还是不赌呢?

(一)

斯微生物的故事,由此浮出水面

这是中国第一家在悄悄研发mRNA药物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是目前大环境下有点儿古怪的一家公司:

斯微生物创立于2016年,不仅在mRNA上已经高强度投入了6年,还拥有自主研发的对mRNA技术至关重要的“递送系统”——LPP递送技术。这使其在全球为数不多的几家mRNA公司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其他几家公司使用的递送系统都是LNP。

换句话说:在目前以仿制药闻名的中国制药行业,这是一家相当稀缺的真正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公司。

李航文,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罗斯维尔癌症中心药理及临床治疗系助理教授,有18年以上的癌症免疫治疗经验。

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航文

2020年1月,46岁的李航文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

一方面,他深知新冠疫情是验证mRNA技术的绝佳机会。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人保证过mRNA疫苗能够成功。甚至在当时,都没有人知道新冠是不是“一过性”的。

根据后来我采访前葛兰素史克mRNA团队高层的人的说法:导致前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葛兰素史克错失良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内部犹疑新冠可能是一过性的。

这也涉及到了一段让葛兰素史克“杯弓蛇影”的历史:2002年中国爆发SARS,葛兰素史克曾很快介入并研发出疫苗。但几个月后SARS就没了,葛兰素史克白投入了一场,颗粒无收。

此外在新冠疫情前,mRNA技术的首选目标其实是癌症。

截至2021年4月,包括Moderna和BioNTech在内,全球有超过50%的mRNA临床试验都集中在了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和脑癌的治疗上,且大部分仍处于早期阶段(临床I和II)。

斯微生物的前四年,80%的精力也在肿瘤研发上,20%才是传染病,包括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谭文杰教授合作开发MERS疫苗。与新冠病毒类似,MERS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

也就是说:如果介入新冠,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李航文要先把肿瘤领域的研究停下来,转而投入95%甚至是99%的精力到新冠上。而考虑到要做产业化疫苗以及如GMP等工业化项目,斯微公司账上的几千万人民币,恐怕一年时间都撑不到。

李航文的决定是:All In。

很快,大洋彼岸传来BioNTech和Moderna的好消息,资本,像海浪一样涌进了国产mRNA疫苗公司。

2020年5月,斯微生物紧急融了A+轮3000万人民币。当年12月,又融了B轮1.4个亿。这个时候,斯微生物的投后估值已经突破10个亿,是7个月前A轮+估值的近 3 倍。

斯微生物,一下子从一家默默无闻、孤独地攻克着癌症难题的小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变成了全国性的明星、资本界的宠儿。

(二)

不过,为什么斯微生物非得自主研发一个自己的递送技术,而不是花钱从欧美公司手里授权一个呢?

这需要从斯微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沈海法的个人故事说起。

十几年来,沈海法的大脑里一直盘旋着一个大道至简的难题:

一般来说,药物治疗分为两部分:1,首先,要有药物;2,要把药物送去该去的地方,也就是“药物递送”。

在医疗界,有人专门做前者,有人专门做后者,但沈海法是个罕见的“例外”——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钻研,明白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

2001年,刚在美国做完博士后研究的沈海法进入美国生物制药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有很多小分子药在培养皿中都能杀死肿瘤细胞,但一旦把他们放入肿瘤病人的身体里,效果就没了。换句话说:药没有去该去的地方,而是大部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肿瘤病人在做完化疗后会如此痛苦的原因:大部分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工业界的经验,让沈海法明白有特殊的药物递送系统是很重要的。2009年,他回到研究机构,开始专注于研究针对各种新型药物的“特定的递送过程”。

这期间,他和他的小组发表了100多篇研究论文,多篇刊登在 Nature 和 Nature Biotechnology 等杂志上,并获得了十多项专利技术的申请和授权。

沈海法也做出了好几款递送平台,有专门递送小分子药的,也有专门递送大分子药的。当他又开始研究肿瘤疫苗时,有一次他做出了亚单位疫苗。

他想到:既然我能够做亚单位疫苗了,那么我应该也能够做mRNA了。

但mRNA疫苗需要另外一种特定的递送系统,于是沈海法开始着手调查LNP,他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讲,还有改进的空间。

第二,LNP技术所属公司的专利覆盖范围很广,这导致后人再怎么努力,也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

沈海法决定不用LNP,转而自己发明创造出一个新的递送系统来。

斯微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沈海法

(三)

2021年12月1日,Moderna的股价暴跌了12%,正是与沈海法的发现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Moderna第一次因为专利纠纷问题引发股价暴跌。2020年7月24日,股价因为新冠疫苗而在2020年突飞猛进的Moderna,也因为专利纠纷问题暴跌了10%。

有意思的是:每当Moderna的股价因为专利纠纷暴跌,加拿大上市公司——Arbutus Biopharma的股价就会暴涨:2021年12月1日,Arbutus的股价暴涨了44%;2020年7月24日那次,则暴涨了一倍多。

这背后,涉及到了一段LNP系列知识产权归属权和商业开发权的复杂往事。根据我查阅的英文资料,如下图:


图底部的三家公司,分别是mRNA行业的三巨头:Moderna、BioNTech和CureVac。而这三家公司,分别从不同公司手里,拿到了LNP不同专利覆盖范围的专利使用权。

详细来说:2013年时,Arbutus曾经将他的LNP技术授权给Acuitas,随后,Acuitas又将这些权利再授权给了Moderna。

2016年,Arbutus因为反对后者的分许可行为将后者告上法庭,直到2018年双方和解。

根据Arbutus的说法,和解条件包括要求后者同意其“之前给Moderna的四个非独家病毒疫苗分许可是唯一能够生存的分许可”、“每个都仅限于特定的病毒目标”,以及“Moderna对Arbutus广泛的LNP知识产权套件没有其他权利。”

但是显然,Acuitas还通过2016年的一些协议,将某些LNP技术授权给了CureVac。而尽管2018年的和解条件中称Moderna是唯一能够继续存在的分许可,但Acuitas与CureVac的关系目前仍在,说明Acuitas正在将自己的LNP技术许可给CureVac,而不是再许可Arbutus的技术。

随即,Moderna也开始针对部分Arbutus的专利申请自己的知识产权,称已经开发属于自己的LNP递送技术,但结果喜忧参半。

简单讲:Moderna 获得了一项知识产权的胜利(’127 专利)和一项部分的胜利(’435 专利),这两项裁决都是上诉裁决。但在针对Arbutus的LNP递送技术的’069 专利中输掉了。之后Moderna提起上诉,但被法院驳回。

2021年12月1日Moderna股价暴跌,就是因为美国联邦巡回法院驳回了Moderna的上诉。

Moderna的股价在2020和2021年突飞猛进

(四)

那么,到底什么是LPP递送技术,LPP与LNP的关键区别又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mRNA技术有快速、精确、安全和有效的优势,但是mRNA本身是强免疫原性的物质,直接暴露会导致很多副作用,而且mRNA分子的结构非常脆弱,在注射进人体之后,很容易就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掉。因此,肩负起保护mRNA在注射后不会被免疫系统破坏掉、能够将mRNA送到细胞内并解决组织和器官靶向性问题的“递送系统”技术就非常重要。

实际上,递送系统是mRNA技术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瓶颈,就像房地产行业的关键字是地理位置,mRNA行业的关键字就是:递送系统、递送系统、递送系统。

2015年,沈海法的LPP双层纳米粒递送技术在小鼠模型上试验成功。

LNP的基本原理是:用脂肪颗粒保护mRNA分子,既伪装它们,以防止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又可以让靶细胞容易摄取mRNA分子,从而解决mRNA分子带负电荷的问题。

而根据沈海法的介绍,他把mRNA分子做成了一个核与壳的结构。其中,mRNA分子和聚合物浓缩成核,外面,再加上了一个壳。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把LNP比喻为是用“蜂蜜”,把mRNA药物包裹在里面进行传输,那么LPP则可以类比为是:用“核与壳结构的瓜子”,把mRNA药物包裹在瓜子里进行传输。
这种“核与壳”的结构,能够在递送时更好地包裹和保护mRNA,并能够随着聚合物的降解,逐步释放mRNA分子,从而做到mRNA药物的更精准传递。

不过,除了生物安全性方面的优势外,LPP的其他优势也正在逐步显示出来,比如说稳定性。

因为疫苗的竞争其实主要围绕四个变量发生:1,功效;2,安全;3,定价;4,稳定性(如物流)。而由于mRNA分子的脆弱性,不够稳定是mRNA疫苗的最大劣势。

像辉瑞 & BioNTech的新冠疫苗,运输温度必须是在零下70摄氏度,因此辉瑞根本不向那些没能力应对物流条件的国家出售疫苗。Moderna也差不多,其新冠疫苗对运输温度的要求是在零下50摄氏度到零下15摄氏度之间。

但根据沈海法和我透露的信息,斯微生物已经用LPP研制出了一个冰冻干燥的剂型。“有可能以后我们的mRNA产品,只要放到 4 摄氏度的冰箱里就可以解决物流运输和稳定性的挑战了。”沈海法告诉我说。

(五)

2015年9月,沈海法和同事撰写的LPP递送系统综述《克服药物输送生物障碍的纳米颗粒设计原理》在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 上发表。截至今天,这篇论文被引用了4285次。

2016年,在得知沈海法已经打通递送系统后,李航文决定回国创业。

“这个时候,美国的Moderna已经开始红火。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觉得这种画面感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晰。”李航文告诉我说。

在朋友的眼里,李航文的个性是个矛盾体。他既是科学家,但很多行为又不完全是科学家。他做学术没问题,但又不是一个纯学术的人。而在商人群体里,李航文肯定也不是最像商人的企业家。他有纯学术的一面,也有爱折腾的一面。

2016年,李航文放弃了包括辉瑞在内的好几个offer,兴冲冲地回了国。

就在李航文回国创建公司的第二年,斯微生物从沈海法就职的医院买下了LPP的独家专利归属权。

如果说2020年初,冒下风险决定全情投入新冠的李航文,显现出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CEO的魄力和勇于担当。那么从2016到2019年,默默无闻、艰难却又坚定地坚持着对肿瘤领域的钻研,并把LPP递送技术带到中国,则显示出了李航文的商业勇气和激情。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用上mRNA疫苗,其实是在2018年。

2017年,斯微生物开始在国内做个性化肿瘤疫苗-PCV。2018年,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斯微生物实现了首例病人给药。

2019年,近20个志愿受试者初步显示出疗效。

2021年12月,该疫苗在澳大利亚拿到临床批件,成为整个亚洲在mRNA个性化肿瘤疫苗研究方面的第一名——而与之相比较,其他几家国内mRNA创业公司都没有在肿瘤方面做出这样的突破。

这些积累,当然也为李航文的临场决策,以及斯微生物快速切入新冠疫苗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和经验。

“2020年初决定介入新冠,主要还是基于mRNA的技术特点。同时我们用mRNA做肿瘤疫苗已有两年多,已经看到初步效果,因此我判断做出新冠疫苗是大有希望的。”李航文告诉我说。

事实上,当时斯微生物还很快就进入了疫苗专班成为牵头单位。这里头,斯微是唯一一家未上市的私营公司,其他都是大型药企,或者是国家队。

今年4月29日,斯微生物自主研发的mRNA新冠迭代疫苗获得了药监局的批准,开始开展临床试验。

海外市场方面,该迭代疫苗已经在老挝开展 2 期临床试验,在巴西获得了临床I、II、III期的批件。

规模化生产方面,斯微生物在上海建立了可以年生产4亿剂的现代化工厂,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mRNA疫苗生产线。根据李航文的介绍,斯微生物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第三大进行商业化mRNA疫苗供应的公司。

换句话说,斯微生物将同时涉足mRNA平台技术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这又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

如果说,早期的斯微生物还更像是BioNTech——创始人的背景都是做肿瘤出身,并且公司只负责做研发。那么2020年之后的斯微生物,则越来越像Moderna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全都要一手抓。

(六)

不过,什么是斯微生物的大图景呢?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制药界其实有一个古怪现象——制药公司那么多,但传统上讲疫苗公司却只有四大。

如2019年,全球疫苗市场规模是350亿美元,但其中有超过80%的市场份额,是由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辉瑞和赛诺菲这四大疫苗制造商所垄断。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疫苗品种的生命周期很长,长达10-20年,甚至30年;第二,疫苗领域的竞争极其残酷,既要比效果、价格、物流能力,整个物流配送还需要有很大的基础设施去支持。

这些都决定了:如果一家公司想要长期经营,就必须把很多东西做到极致,才能够追求极致的利润率,而这最终就导致了优胜劣汰、寡头垄断。

因此,实际上很难找到一家医药公司既能够做疫苗、同时又能够做肿瘤药,因为这两者所需要的东西并不相通,包括平台、人才、研发思路以及途径,统统井水不犯河水。

而mRNA,恰恰却很特殊——这种技术天然就有既能够做肿瘤药、又能够做疫苗的能力,两者的底层技术是打通的。

换句话说,斯微生物的最大价值,其实不在于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而在于它是一家平台型企业。正如最终是美团干掉了卖方便面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mRNA,mRNA技术所涉及的市场非常大。

而这也正是李航文的最大心愿:

“世界前 20 大药厂,基本都是治疗药物和疫苗制造并行,但过去,中国是完全割裂的,做疫苗的就是智飞、沃森,做药的就是恒瑞,从来没有一个既做药又做疫苗的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中国第一个既有治疗性药物(包括肿瘤药、一些基因治疗药物代谢药等等)又有疫苗的公司。说白了,我就是想在中国打造一个像辉瑞这样的公司。”李航文告诉我说。

2021年4月,斯微生物融了C轮,增资近10个亿人民币,投后估值达到了近55亿人民币。

这一轮,由招商健康、红杉资本、景林投资、药明康德共同领投。沈南鹏坐进了斯微生物的董事会。

一个月后,斯微生物又融了C+轮,增资近3个亿,投后估值接近63亿;2021年10月,斯微生物再增资7000万,投后估值达到了122个亿。

李航文的人生,在2020年之后都变了。

“2010年我在美国时就看好mRNA技术,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最先突破的是新冠疫苗,我总以为肯定还是肿瘤。”李航文告诉我说。

其实,李航文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包括始于2018年的国际局势动荡。

突然之间,斯微生物拥有的自主研发递送系统LPP,除了有明显的商业机会和开发优势外,还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对于中国,将能够避开LNP专利上被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卡脖子”的风险。

硅谷教父Paul Graham的经典文章:四种类型的思想者

我对大学有很深的归属感,我觉得做学术研究是很Fashion的事,因为那里是很多思想的起源地。后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的归属感转到了创投圈。

所谓“归属感”,其实就是你身处于哪个人群感到最舒服。

这是Paul Graham写于2020年7月的一篇文章,它让我明白了大学是如何与创投圈联系起来的。相信大家看完也会有收获。以下是我的翻译简写。


The Four Quadrants of Conformism

对“人”进行分类最有说服力的方法之一,是根据他们的顺从程度和攻击性。

想象一个笛卡尔坐标轴:横轴的左边,是思想的传统程度,右边代表思想的独立程度;纵轴的底部,是性格的被动程度,顶部则代表性格的攻击程度。

由此产生的四个象限,定义了四种类型的人。

从左上角开始,逆时针转,你分别会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人:咄咄逼人的传统思想者、被动的传统思想者、被动的独立思想者,以及积极的独立思想者。

我认为,你会在大多数社会形态中发现这四种人。而人们属于哪个象限,更多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个性,而非这个社会里流行的信仰。

(一)

孩子是关于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任何上过小学的人都见过这四种孩子,而学校的规则是如此武断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了某个孩子属于哪个象限,更多取决于他们自己,而非学校的规则。

左上象限的孩子,是那些具有积极传统思想的孩子,他们是絮絮叨叨的人。他们不仅相信规则必须被遵守,而且相信不遵守规则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左下象限的孩子,是被动的传统思想者,他们是绵羊。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规则,但当其他孩子违反规则时,他们的冲动是担心孩子会受到惩罚,而不是确保这些孩子会受到惩罚。

位于右下象限的孩子,即:被动的独立思想者,他们是有梦想的人。这群人不怎么关心规则,甚至可能都不100%确定规则是什么。

而右上象限的孩子,即:具有积极独立意识的孩子,他们是顽皮的孩子。当看到一个规则时,他们的第一个冲动是质疑它。仅仅是被告知你该怎么做,他们就会倾向于做相反的事。

当然,在衡量顺从性时,你必须指明说的是什么。

这一点,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有所变化。对于年幼的孩子,规则是成年人制定的,但随着他们成为成年人,规则的制定者变成了同龄人,因此一群以同样方式藐视学校规则的青少年,并不代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而是相反。

在成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四种人独特的叫声,来识别这四种类型,就像你可以识别四种鸟一样。

  • 咄咄逼人的传统思想者的叫声是:“粉碎<外部团体>!” (在一个变量后看到一个感叹号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但这就是思想激进的人的全部问题);
  • 被动的传统思想者的呼声是:“邻居们会怎么想?”;
  • 被动的独立思想者的呼声是:“各取所需”;
  • 而积极的独立思想者的呼声是:“Eppur si muove”

(备注:这是指伽利略说的话。在酷刑的威胁下,伽利略被看到面对审判官时放弃了,但当他离开法庭时,据说他嘴里还在咕哝道:“还是一样,它在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人,在世界上并不是一样的多。

通常,被动的人要比积极的人多,有传统思想的人要比有独立思想的人多。因此,被动的传统思想者其实是人类最大的群体,而积极的独立思想者是最小的群体。

由于一个人处于哪个象限,更多取决于他的个性,而非规则的性质,因此大多数人即便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他们也会占据同一个象限。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罗伯特.乔治写道:

“我有时会问学生,如果他们是白人,在废除奴隶制前就生活在南方,他们对奴隶制的立场会是什么。你猜怎么着?他们都会成为废奴主义者!他们都会勇敢地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且不懈地反对奴隶制。”

我觉得他真是说得太客气了,他们当然不会。

事实上,我们的默认假设不应该仅仅是乔治的学生平均来说会和当时的人有同样的行为,而是今天那些有强烈传统思想的人在当时,也会有强烈的传统思想。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不会反对奴隶制,而且会成为奴隶制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

我承认我有偏见,但在我看来,咄咄逼人的传统思想者,需要对这个世界上的大量的麻烦负责,而我们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的许多习俗,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其他人免受他们的影响。

(二)

不过,为什么思想独立的人需要受到保护呢?

因为他们有所有的新想法。

例如,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光有正确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你还能够正确。但有传统思想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出于类似的原因,所有成功的创业公司的CEO,都不仅仅只是思想独立的人,他们同时也是积极进取的人。因此,社会的繁荣程度,只有在社会拥有防止“思想传统的人的习俗”的习俗时才会出现。这并不是巧合。

过去几年里,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保护自由探索的习俗被削弱了。有人说,这是我们反应过度了——它们并没有被削弱多少;或者说,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当思想传统的人占上风时,他们总是说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只是每次,都是一个不同的、不相容的更大的利益。

至于前者的担心,即思想独立的人过于敏感,其实自由探索的空间并没有被消除太多。但除非——你自己是思想独立的人,否则你无法判断;除非,你自己有思想的空间,否则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思想的空间被砍掉了。

只有思想独立的人,拥有边缘的那些思想。也正因为此,他们往往对一个人是否可以自由探索思想的变化会非常敏感。他们是这个煤矿中的金丝雀。

(三)

思想传统的人说,就像他们一直做的那样,他们不想关闭所有想法的讨论,只是想关闭那些不好的想法。

你会认为,仅是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玩危险的游戏。但我要把它说出来:有两个原因,我们需要讨论哪怕是“坏”的想法。

第一个原因是,任何决定禁止哪些想法的过程,都必然会犯错。

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聪明人愿意承担这种工作,所以它最终是由愚蠢的人来完成的。

而当一个过程犯了很多的错时,你需要给可能会出现的错误留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你需要禁止比你想的更少的想法。

但对于那些咄咄逼人的传统思想家来说,这很难做到。部分原因是,他们喜欢看到人们受到惩罚,就像他们从小就喜欢的那样。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互竞争。

正统观念的执行者,不能允许边缘思想的存在,因为这给了其他执行者一个在道德纯洁性方面超越他们的机会,甚至可能将执行者变成他们。

因此,我们非但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为错误而留存的空间,反而得到了相反结果:在这场竞赛中,任何看起来可以被禁止的想法最终都被禁止了。

第二个原因是:思想,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如果你限制某些话题的讨论,它不仅会影响这些话题,还会弥漫到任何在被禁止的话题中产生影响的话题。

而这并非边缘案例。最好的想法正是如此:它们在远离其源头的领域产生了后果。

在一个有些想法被禁止的世界里拥有想法,就像是在一个角落里有雷区的球场上踢球,你不仅仅是在一个不同形状的球场上玩你本来就会玩的游戏,事实上即便是在安全的地面上,你也会玩得更加低调。

(四)

在过去,有独立思想的人保护自己的方式是,聚集在少数几个地方——首先是法院,后来是大学——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定自己的规则。

人们从事思想工作的地方,往往都有保护自由探索的习俗,原因与晶圆厂有强大的空气过滤器,或录音室有良好的隔音效果一样。至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当咄咄逼人的传统思想者因为某种原因而横行霸道时,大学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这次可能行不通了,因为不幸的是,最近的不容忍浪潮是从大学开始的。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似乎已经平息,但最近随着社交媒体的到来,它再次爆发。

不幸的是,这似乎是硅谷自己的一个目标。虽然经营硅谷的人几乎都是思想独立的人,但他们却把这样一个只能梦寐以求的工具,交给了激进的思想传统的人。

另一方面,也许大学里自由探索精神的衰退,既是独立思想者们离开大学后的一种症状,也是独立思想者们离开的原因。

50年前会成为教授的人现在有了其他选择。现在,他们可以成为量化师或者创办创业公司。你必须要有独立思想,才能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

而如果这些人没有去创业而是成为了教授,他们就会为学术自由进行更加激烈的抵抗。因此,也许思想独立的人逃离日益衰落的大学这样的图景是过于悲观了,也许大学的衰落,正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已经离开了。

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种情况,但我无法预测它将如何发展。

一些大学,会不会扭转目前的趋势,继续成为独立思想者想要聚集的地方?或者,独立思想者会逐渐放弃它们吗?我很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可能会失去什么。

但是从长远看,我还是有希望的。

思想独立的人都擅于保护自己。如果现有机构受到损害,他们会创造出新的机构。这可能需要一些想象力,但想象力,毕竟是他们的专长。

钉钉已经是一家“半人马”公司

futuristic space station hovers in space

钉钉是中国市场上应用最广的一款企业级服务软件,但一直以来却没有一个相对统一、正确的估值。我想借用美国风投机构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对云公司的权威基准测试,来对钉钉做一个估值模型。

这个研究的大背景是:上周阿里发布了2022年财报,不仅提到阿里云首次实现十三年来的全年盈利,还更新了钉钉的一些关键数据。这让我意识到:国内的To B市场,其实已经是互联网巨头们如阿里、腾讯等的增长担当,堪称“全村的希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钉钉自己从未公布过年度经常性收入(ARR)。因此,我将主要根据国内SaaS圈的传言——“钉钉已经是一家半人马公司”来做估值推测。

所谓“半人马(Centaur)”,是硅谷近年来很热的一个词,专指ARR超过了1亿美金的云公司。这是一种罕见的云业务,是独角兽群体中精英子集的一部分。

第二,则涉及到中美企业级服务平台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这里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信任问题”,由于中国商业社会的信任和契约土壤与美国不同,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中国企业级服务平台的商业模式,必须是“软件+服务和陪伴”的模式,而且服务的供应链还会很重。但在美国市场,由于不存在这个问题,付费链路要短很多,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简单,主要以软件能力为主,服务为辅。

也就是说:钉钉的估值,其实无法简单地完全照搬美国SaaS公司的估值计算方式。正如明势资本执行董事徐之浩在接受我采访时所指出的:

“也许钉钉和Slack都是军舰,负责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但钉钉有点像是一个航空母舰的状态,Slack则是一个护卫舰或者巡洋舰,其实还是挺难直接去拿Slack的估值倍数来做比较的。”

以上是大前提。

(一)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业务形态与钉钉最像的一家美国公司——Slack的估值情况。

作为美国市场上的顶级SaaS公司,Slack于2013年8月乍一推出,就因其“致力于解决创业公司内部沟通、杀死电邮”的定位和优美设计,成为了当时发展最快的企业级服务公司。

八个月,就获得了独角兽称号,这对于一家SaaS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美国创投圈的人都在讨论究竟为什么Slack能够快速成功。

这就必须多讲一点Slack的商业模式了。

本质上,Slack的商业模式是以团队成员之间的历史消息为基础的。根据Slack的设定:其免费用户可以搜索1万条历史消息,但一旦要搜1万条以前的历史消息时,你就必须付钱。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工作场景中的消息记录,其实与私人社交场景中的不同。一旦我们看不到团队成员的对话,可能就意味着我们会陷入办公场景中的社交孤立,并且可能意味着公司内部沟通的失败和企业文化的失败。

而反过来说,一旦你付钱了,那么你公司的人越多,你也就越快会达到 1万条消息的上限。甚至假设你公司每人每天发100条消息,你公司有100个人,那么你用Slack的第一天,你们就要付钱了。

这也正是为什么,此前Slack的一些替代性产品比如说Yammer、Campfire、Hipchat以及Skype,都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像Slack这样让人上瘾。

所以,尽管Slack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基本就是“免费+增值订阅”(当然,Slack也有针对大企业的直接销售团队),但是Slack的成长速度惊人。

下面,是我根据Slack在2019年6月上市前夕提交给SEC的文件中所披露的数据,以及Slack历年来在一级市场的估值所拉出来的一组数据。如下所示:

  • 2017 年,年营收为 1.052 亿美金,一级市场估值 51 亿美金;
  • 2018 年,年营收为 2.205 亿美金(增速110%),一级市场估值略高于 70 亿美金;
  • 2019 年,年营收为 4.006 亿美金(增速82%)。当年6月Slack上市,上市第一天收盘价38.62美元,市值达到195亿美金,几乎是其在私人市场 70 亿估值的2.8倍。

由此,Slack获得的估值倍数分别是:48倍、32倍、49倍(二级市场)。

根据BVP的基准报告:ARR超过1亿美元的云公司,平均倍数在14倍左右,中位值倍数则是13倍,Top Quartile和Bot Quartile在9-18倍之间。

可见,Slack作为顶级SaaS公司,其获得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但是当然,Slack的收入增速也相当惊人。

根据BVP的基准报告:当ARR超过1亿美金时,Top Quartile和Bot Quartile的公司增速在35%-80%区间,平均增速是60%,中位值增速则是50%。而根据我上面拉出来的数据:Slack在ARR超过了1个亿美金时,其增速仍然高达110%和82%。

但是随后,Slack在二级市场的股价就迅速下跌了。

核心原因是:微软Teams的快速崛起。

微软Teams的成长速度图,Teams为蓝线

(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业务形态与钉钉很相似的另一个美国企业级产品——Teams的估值情况。

Teams于2016年11月推出,此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到了今年1月微软发布2022年二季度财报时:Teams的月活用户数,已经超过了2.7亿。

不过,Teams的情况相对复杂。

因为Teams是被打包在微软的Office 365里卖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独立产品,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独立的价格。更加麻烦的是:

微软在财报中也没有细分它生产力和业务流程部门的各部门收入情况(该部门包括了Microsoft 365、Dynamics等),因此,实际上很难确定Teams自己单独创造了多少收入。

下面,我将引用Businessofapps的一组数据。该网站根据Microsoft 365的收入及Teams的用户增长情况对Teams的收入做了估算。如下所示:

  • 2017年 0.1 亿美元
  • 2018年 2 亿美元
  • 2019年 8 亿美元
  • 2020年 68 亿美元

因此,相对应的收入增速分别为:1900%、300%和750%。

这样的增速当然是超级恐怖的。因为根据BVP的基准报告:当公司的ARR超过1亿美金时,Top Quartile和Bot Quartile的公司增速在35%-80%区间,平均增速是60%,中位值增速则是50%。

但是无疑,这样的估值计算方式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Teams的增长,实际上是极大地利用了微软的势能。这不仅在于微软把它包裹在Office 365里卖(Teams相当于是免费),还在于微软在大公司中的影响力以及微软的整个生态系统。因为其实同在Teams日活超过Slack的同一天,Teams就已经被91%的财富100强公司使用了。

不过,关于微软的生产力板块以及钉钉未来的成长性而言,有一点也许可以留意,那就是:

关于“云钉一体”,其实可以参考微软的业务结构。目前,微软的业务板块主要分为三大块:1,以Office为主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板块;2,智能云板块;以及 3,以Windows为主的个人计算板块。

而钉钉希望在阿里集团业务层面承担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上面微软业务板块中的1,也就是:微软云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业务(其中包含Teams办公平台,Power Platform开发平台、Dynamic开发平台等)。而这部分业务,在微软2021年的营收里是122亿美元。

如果我们按微软“PaaS+SaaS”业务在微软“IaaS+PaaS+SaaS”业务中的收入占比为15%这一基准进行测算,那么根据阿里云在2021自然年的营收是724亿元计的话,理论上说,未来钉钉的理想收入是在110亿元人民币左右。

(三)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钉钉的估值情况。

根据国内SaaS圈的传言:“钉钉已经是半人马公司”,以及“钉钉去年一年的收入比之前六年的收入总和还要多(钉钉在去年正式启动了商业化)”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BVP基准报告里的一些细节。根据该报告:衡量云公司估值的几个最关键指标——ARR、增速、毛利率和留存情况。而当云公司的ARR达到了1亿美金以上时,这些关键指标的数据如下:

  • 其YOY增长率在35%-80%的区间,平均增长率则接近于60%,中位值是在50%。
  • 其平均毛利率在70%以上,Top Quartile和Bot Quartile在60%-80%之间。
  • 其平均净留存率在120%,平均总留存率在90%。

此外,BVP还提到了云巨人公司的几个关键特征,如下:

“ARR达到1亿美金的云公司,将加冕为‘云巨人’。而且鉴于市场领导者的良性循环,云巨人通常能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加速增长。这是因为到了这个规模点之后,通常所有竞争对手要么被收购,要么落后,使云巨人能够逐渐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其次,云巨人倾向于通过添加第二幕产品来加速增长,并扩大其总目标市场,因此即使核心产品出现增长衰退,也会不断出现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风的公司整体成长。云领导者往往是多产品公司。

第三,很少会看到一流增长率的公司迅速沦为落后者。同样,很少会看到平庸的成长者演变成为高成长者。”

这里,由于我不清楚钉钉具体的增速、毛利率以及客户/金额留存情况,这些数据只有钉钉内部的人士才能知道。但是考虑到:过去六年多钉钉主要是在用免费做规模,去年才刚刚开始做收入,收入基数还很小,因此可以预见:今年钉钉的收入增速还会相当高。

此外在这三个指标中,我猜测“留存”指标会相对稍弱,因为今年中国的经济受疫情影响很大,并重创中小企业,可能会导致中小企业的整体留存率下降。此外,通常国内企业级服务公司的留存情况,相对就要比美国同类公司差一些,这和中国整体的数字渗透率还不如美国有关。

不过以上都只是公司内部的指标。如果要计算估值,还需要考虑外部大环境的影响。

公平地说,今年不是一个好时光。

截止上周一,今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下跌了23.38%,下图是我取自于Craft Ventures发布于今年5月的一份PPT,其中有一页内容,描述了成长股受到的重大打击。

如下图:52周内,包括一些著名的云公司和金融科技股下跌了78%:

对此,明势资本的执行董事徐之浩告诉我说:

“如果是在美国,以现在资本市场的情况看,如果增速、毛利率和留存这几个指标都还处于不错的状态,那么很被看好的公司,大概能够给到的倍数在9~10倍左右。当然,如果是在2021年,这个倍数可能会飙上去,会在20倍,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在9~10倍的区间,这里确实有一个近乎于接近腰斩的变化。”

综上,简单粗暴地讲,按照目前资本市场的情况,9-10倍的估值倍数,钉钉应该已经位于独角兽俱乐部的行列,或者是在独角兽公司的附近。当然,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值倍数。

(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前面我说的,因为中美企业级服务平台之间的差异,钉钉的具体估值方式实际上要比美国SaaS公司的计算方式复杂得多。

比如就商业模式而言,钉钉就不是简单的主要只有付费订阅一种模式,而是分为了三大模式:

第一,付费订阅;第二,钉钉生态下的软件佣金(钉钉有一个开放平台在销售SaaS生态软件,钉钉会提成15%);以及第三,硬件收入(钉钉把硬件SDK开放给了生态伙伴)。

此外,钉钉的估值还要计入钉钉与阿里云所形成的“云钉一体”之后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这里包括有:销售方面的协同(如去年开始阿里云的销售团队开始销售钉钉)、交付层面的协同(指钉钉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伙伴),以及产品解决方案的协同。

最后面的——“产品解决方案的协同”,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某家电梯公司原来是阿里云的客户,其每年向阿里云缴纳云主机费。但当他们公司员工和业务全都上了钉钉之后,就意味着其可以把每年生产的电梯都装上钉钉,这样这些电梯就可以连接IOT传感器,然后,把每台电梯运行的状态、运行的时长,设备故障报警等信息,全都传到钉钉上,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钉钉来直接查看哪栋楼、哪个电梯需要做保养。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这家电梯公司在云服务器方面所消耗的费用一下子就大大增加了。这就是云钉一体在“产品解决方案的协同”层面的一个很好案例。

但是这种协同,实在是太难以对标估值了,在美国市场也没有这样的模型。因为跟微软也不一样,微软主要还是单品,美国市场上并没有这种解决方案的融合模式。

也因此,钉钉在全球企业级服务平台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而且这种“特别”是很有潜力的。

综上,还是回到中美企业级服务平台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中国企业级服务平台公司的市场规模肯定没有美国大,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差距会慢慢缩小,甚至有一天,中国的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市场。

透过微软,看钉钉生态的想象空间

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

我感觉:阿里“云钉一体”战略下的钉钉与微软和Teams的发展越来越像。

先说一个结论:微软从来不是一家产品型公司,但这并不妨碍它赚大钱。本质上,微软是一家To B的公司,微软最强的其实是它的生态,微软有95%以上的收入都是由它的生态合作伙伴促成的。

有意思的是:在3月22日我参加的阿里钉钉发布会上,钉钉在创立了7年之后,也首次正式对外公布了它的生态战略。

包括:首次明确了生态边界,钉钉会做什么,钉钉不会做什么;以及首次提出了生态内的商业化,钉钉每收入1块钱,就给生态合作伙伴带去9块钱,等等。

根据IDC的数据:截至2020年,微软与它生态合作伙伴的收入关系比是“1比9.58”。与钉钉的“1比9”非常接近。

所以几个问题如下:为什么说微软是一家生态驱动型公司?微软在生态中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此次钉钉给自己确立的生态边界是什么?钉钉又将如何打造它的生态大系统?

(一)

还是从我更熟悉的微软说起。

根据微软最新披露的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微软继续成为华尔街的大赢家,再一次迎来了一个创纪录的收入季度。

今年二季度,微软共创造了517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20%。这主要是由微软云Azure持续强劲的增长所推动。今年二季度,微软云创造了221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32%,再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而此前,根据微软披露的2021年总收入是168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我来给萨蒂亚.纳德拉算一笔账,那么:

自纳德拉执掌微软的八年间,微软公司的总收入,从2013年的778亿,跃升到了2021年的1680亿,微软的年收入增长了近116%。

究竟纳德拉给微软带来了什么燃料剂?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知道的是:纳德拉的最大贡献,是引导微软向云计算转变。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微软的成功,其实一直以来都取决于渠道,而纳德拉对微软的所有愿景,都是通过“渠道”——这个镜头来过滤的。

也就是说:当微软有任何改变时,纳德拉会在第一天就思考:这对微软的合作伙伴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纳德拉带领着微软,向着更加开放和协作的“云优先”战略转变时,这里隐含的销售愿景,其实已经转变成为:推动微软客户对微软云Azure以及基于微软云Azure之上的Microsoft 365和Dynamics 365的消费。

而这种方向性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微软希望它的合作伙伴,从原先Windows时代的那种专注于单一产品的纯经销商身份,转变为提供托管服务的可信赖的顾问身份,并在微软日益相互交织的产品组合中创建多种产品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而这,彻底改变了微软生态合作伙伴的生活。

以Dynamic Consultiing为例。

这是一家微软的金牌合作伙伴,专门从事微软解决方案Dynamics 365、Power Platform和Modern Workplace的实施与管理。根据Dynamic Consultiing总裁乔纳森.斯蒂普拉的说法:

“当我第一次成为微软合作伙伴时,微软的老板还是鲍尔默,但自从纳德拉接管以来,纳德拉对微软的方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纳德拉不仅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发展轨迹,也真正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愿意为纳德拉做任何事情。”

艾玛.麦圭根,则是微软最大合作伙伴——埃森哲智能平台服务和微软业务部的负责人、埃维诺联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指出了微软与其合作伙伴关系的真正优势。

他认为,这一优势是:首先,合作伙伴实施了微软广泛的技术平台解决方案,然后他们在各自的目标行业中建立起一些核心解决方案。再然后,这些合作伙伴开始推动一些更具创新性的思维。

也就是说,微软与其合作伙伴关系的真正优势是:这种关系释放了微软生态合作伙伴的大量机会。

更直白一点说:纳德拉用他的云优先模式,改变了微软的渠道,从而为合作伙伴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和盈利能力。

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微软自己“上有SaaS、下有云”的核心商业模式。

根据纳德拉自己透露的数据:目前,全球约有30万个合作伙伴参与了微软95%的商业收入。

这也就是为什么,纳德拉会用以下这种古怪的方式来描述微软的原因。他在去年4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认为我们处理业务的方式、我们的业务模式,以及我们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不是生态合作伙伴采用了我们构建的东西,并为他们自己增加价值,然后,最重要的,共同痴迷于这种结果会如何帮助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微软)基本上不会作为一家公司而存在。”

所以,纳德拉的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以合伙人为主导的世界观。

而纳德拉驱动这一世界观的核心思考题是:究竟微软可以如何帮助合作伙伴推动技术的加速以及客户成果?

(二)

另外一边,中国。3月22日,在经过了七年的实践摸索之后,钉钉正式公布了生态战略。

首先,钉钉明确了边界——钉钉将只做一件事,那就是PaaS化。

也就是说:钉钉将只做基础能力和基础产品,并把这些能力和产品作为底座,开放给生态合作伙伴。

其中,钉钉在去年提出的“低代码革命”,是钉钉PaaS的先锋部队。所谓低代码,即是指无需编码或只需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这是一种APaaS(Application PaaS),目的是解决应用程序大量创建的问题。

根据钉钉的介绍:过去一年多,因为低代码,大量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应用在钉钉上被开发出来。截至2021年12月底,钉钉上的应用数目增长了5.56倍,低代码应用数目超过了240万,所有开发者数量超过了190万。

不过,随着业务数字化的推进,新的问题又凸显了出来:究竟该如何解决应用之间的“相互连接”问题呢?

为此,钉钉又在今年提出了BPaaS(Business PaaS),也就是要改变软件的研发方式、交付方式以及使用方式,并推出了BPaas的第一个重磅产品——“酷应用”。

这是一种可以让用户在钉钉工作群中直接调起应用组件、无需下载安装、也无需跳转到其他界面的应用形态。

以酷应用和微信小程序之间的差异为例,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钉钉总裁叶军的介绍:

和使用小程序时需跳离原操作流不同,在酷应用中,业务流的界面并不需要跳离,因此能够提供“沉浸式体验”,而这种体验将带来产品、技术以及体系架构的变化。

第二,酷应用都基于钉钉底层的BPaaS能力开发。当酷应用之间做连接时,应用背后的实体公司不需要像小程序那样先必须线下碰面谈合作,因为酷应用底下的连接器、主数据,包括钉钉IM标准的群接口、机器人接口都是一样的,酷应用之间通过钉钉就可以实现各种数据的流转。

而钉钉有关生态战略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公布了钉钉的商业化。

根据钉钉的介绍,最近一年多来,钉钉上营收过千万的ISV生态伙伴数量,新增了11家;近一半上架应用的ISV公司成功融资;以及钉钉上纯SaaS过去一年获得的总融资额已经超过了60亿元。

“推出商业化,是为了让生态体系能够更容易被衡量,并加快生态正向循环的发展。”叶军说。

目前,钉钉在免费标准版本基础上,已经创建了专业版、专属版和专有版三个商业化版本。此外,钉钉还有平台抽佣、硬件的专利授权等。这些都是钉钉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钉钉的生态愿景是:钉钉每收入1块钱,就给生态合作伙伴带去9块钱。

不过,这里的1:9关系,叶军告诉我:是真实已经发生的数据,而不是钉钉对未来的期待。

“首先,钉钉上有一个应用广场,广场里有1100多款SaaS公司提供的优秀经典软件,这些软件卖给客户每年收1万元,钉钉是收15%的交易佣金。这个15%里,又有近5%在各个奖励等活动中返回给生态伙伴,所以这里是1:9的关系。”叶军说。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135个地级市都有服务商,而服务商在当地服务钉钉客户、在为他的钉钉工作台做各种数字化产品定制、开发当地本地化的软件时,这个软件的开发本质上也是1:9关系。”叶军说:“因为钉钉的底座比如说一年收了1万元,但在底座之上开发这个企业需要的财务系统、业务生产流程、管理系统等等,可能是一年10万元,所以是1万比10万,这个数字也接近1:9。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1:9是真实的数据,不是未来的期待。”

(三)

不过,叶军又话锋一转说道:“当然,未来也可能会有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叶军所说的1:9,仅仅只是钉钉与钉钉生态之间的收入关系比,并没有把钉钉和阿里云之间“云钉一体”互动所产生的收入计入进来。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钉钉与生态收入关系比的想象空间,可能会比微软还要大。

因为当你把“价值”做得越深的时候,就越容易激发生态合作伙伴去创造各种各样的业务系统和应用,而这也就会进一步增多生态合作伙伴的整体回报机会。

根据IDC的数据:2020年时,微软每产生1美元,微软合作伙伴通过服务和软件获得的收入是9.58美元。IDC预计:到2024年的时候,微软合作伙伴的收入将增长到10.04美元。

现在,钉钉距离“云钉一体”正式被提出来也才不到两年的时间,云生态与钉生态的深度融合,也没有反映在钉钉与其生态收入的比值里。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钉钉与其生态的收入比。

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想象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此次发布会上钉钉首次披露的“云钉一体”的最新进展里看出来。根据钉钉的分享,如下:

过去一年,阿里云的销售团队拉动了钉钉大客户的大幅增长,钉钉因为云销售团队带动的新增大客户超过了200家。

钉钉发现:云钉一体的企业对于云的消耗量大幅高于大盘的平均值以及“有云无钉”的企业,这说明:钉钉对于企业云上创新和业务数字化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

云钉一体正式进入到生态融合阶段,云生态和钉生态将进一步融合,共同构建钉钉大客户生态服务体系和能力。

这个34岁的光纤传感器博士和10个人的小团队,拿下了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

1月29日凌晨4点15分,34岁的胡峻浩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邮件:

他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拿下了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

FDA的“突破性设备计划”于2015年启动。截至去年底,获得该认定的中国公司公开信息上能够找到的只有6家。

造成中国公司如此少的原因是:FDA的要求极为苛刻。

申请设备除了必须满足“在危及人类生命或不可逆转的使人衰弱的疾病或状况方面,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或诊断”等条件外,其技术创新性还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首创。

34岁的胡峻浩,成为了中国第七个拿到该认定的人。

胡峻浩,1987年生人,16岁读大学,24岁博士毕业,曾任新加坡通信研究院的研究科学家、资深光纤传感器专家。

不可思议的是:获得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的其他6家中国公司,有3家是上市公司,另外3家,则均已经融了1个亿至40多亿人民币。而胡峻浩的团队仅在2017年融过A轮和A+轮,团队规模10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市场之所以会吸引大量医疗创业者,最重要原因是:其尊重创新产品带来的临床价值,给创新技术厂家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本质上,也是全球医疗设备公司去申请FDA“突破性设备计划”的根本驱动力。

但敢于同时挑战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医疗科技创业者并不多见。胡峻浩究竟是吃了什么豹子胆,敢于去机会巨大、但审核也极为严苛的美国市场竞争?

(一)

简单讲,胡峻浩拥有一种特殊的技术。他把工业级别的传感器——高精度光纤传感器,应用到了人体测量和医疗领域。

光纤传感器原本被广泛应用于如潜艇水下监听、飞机机翼结构受力分析等军事和工业领域。
由于这不是通用技术,全球范围内用这种技术来测量人体参数的公司很少见,但光纤传感器能拿到的人体数据很精确,只是成本也很高。胡峻浩通过技术优势,将其成本从一个几十万美金降到了几百美金。

2016年初,胡峻浩这种拿数据的特殊方式引起了谷歌以及国际健康保险公司Aetna的注意。

谷歌甚至花了几十万美金买了他的十几个智能坐垫。

这个时候,胡峻浩已经在美国和中国都成立公司,计划推出一款内置了光纤传感器的智能坐垫,以改善办公人群因为久坐而引发的健康问题。该产品在Kickstarter上众筹大获成功。

不过随后与谷歌高层的一番私密聊天,惊醒了胡峻浩。当时,见他的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专门致力于生命科学研究的机构Verily的一位高层他给了胡峻浩一个建议:

去拿FDA的认证。因为只有拿到FDA认证的产品,你的数据才能被产业链下方的医疗和保险机构信任和采用。也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把你的数据做二次分析。不然的话,你的传感器设备只是向消费者卖了一个硬件,事情结束。

这个时候,“可穿戴设备”概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如日中天。

但Verily高层的话,却指出了这一类公司真正具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不是面向消费者,而是面向医疗机构

因为可穿戴设备的最大问题是用户粘性不强,再过几年,消费者可能就不用了。而只有通过数据将患者和医生服务结合起来,可穿戴公司拿到的数据才能形成“闭环”解决方案,并最终形成较高的整合价值。

另外一边,Aetna给到的反馈也差不多:他们要的不是一个设备(智能坐垫),而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两者,都指向了可穿戴公司作为一种整体解决方案的平台思路,如下:

一个可以不断收集和分析患者生理数据(参数)的设备,然后,把这些数据打包成服务,帮助医生和医院更好的管理疾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数据服务也可以跟保险公司和医药企业合作,实现共赢。

胡峻浩醍醐灌顶。2016年中,他重新设计了智能坐垫的形态,将其变成为一张可以放在医疗机构床下的“智能床垫”,同时把商业模式转向To B,为合作伙伴设计了一整套“物联网+云+AI”的解决方案。

大耳马科技的“智能床垫”产品

从技术上说,这套设备可以以无接触方式放置在55厘米厚的床垫下进行测量(透过床垫,非接触获得体征参数)。然后设备会将用户的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数据和行为数据通过网络实时自动上传至服务器进行算法处理,并同步到App或Web端。

这样,机构人员就可以在监护中心大屏幕实时监护全院客户的生命体征和夜间睡眠状况:当客户离床过久或生命体征数据发生异常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同时在App端,客户的家人也可以同步观察客户的健康状况。

受Verily高层的启发,2018和2019年,该产品分别拿到了中国CFDA的认证和美国FDA的认证。这也是全球第一款获得了CFDA/FDA双认证的⾮接触式⽣命体征监测设备。

根据胡峻浩的介绍:目前在中国市场,该设备几乎独占了国内智能病房的市场。未来这款智能床垫产品还将整合传统心电和血氧传感器,以提供完整的生命体征监测。

(二)

不过,越往医疗的深处走,事情似乎越不简单。

2017年,胡峻浩遇到一个难题:他想快速迭代——用他独特的光纤传感器再做“附加值更高”的第二代医疗器械产品。但是他发现:他缺乏一个具有“临床价值的清晰表达”。

这实际上也是科技界人才进军医疗领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2017年,我在硅谷采访了美国非传统医疗器械孵化器TheraNova的业务发展副总裁林源。林源曾就职于强生和巴德,在医疗器械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当时她和我讲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以下是林源的原话:


2016年我从斯坦福商学院刚毕业时,有一位工程背景的人来找我做联合创始人,是典型的‘稍微了解一点医疗,但科技背景很强’的人才。当时他做了一个小设备,上面有七种不同的传感器想放在心脏上,然后拿到七种不同的信号。

他的哲学是:深度学习、AI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拿到足够信息,我就能算出这个患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没有打动我。因为在这些信号里,有一些,是跟这个病有关,有一些,是跟那些病有关,还有你拿到这个信号就告诉我能算出结果,我觉得中间还有太多路要走,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怎么才能够打动我呢?他首先需要在‘技术路线’上说服我。如果他是跟我说:我就去诊断心衰,然后,心衰可能会需要四个信号/四个标准来诊断,然后,我能够拿到这四个信号,然后,我是用什么办法拿到。如果能谈到这个逻辑上,那就没问题。当时我就问他:到底你能诊断什么东西?他没有搞得特别清楚。所以实际上,他对‘临床’这件事情是没有理解的。


“拿数据在医疗上不是最重要的。”林源指出:“最重要的是,你拿到的数据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数据?数据的质量如何?”

“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人的胸毛稍微多一点,你拿到的数据都是不准的。而且,你把这个传感器放这儿和放那儿,位置稍有一点差异都不一样,我们叫Garbage in Garbage out(无用输入、无用输出)。”林源说。

(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美国医疗科技的发展看,一个完整的大数据医疗平台其实有三个环节,如下

1,新数据采集技术或传感器技术;2,数据在医疗场景的闭环应用;3,互联网的云平台。
以上,如果(1)数据不能指导(2)临床治疗,不能形成价值闭环,那么光有(3)互联网平台的意义并不大。

也就是说:在林源所说的案例里,这位科技人才是从第3个角色切入(软件能力),而胡峻浩所处的位置其实是1——他有一个很好的新数据采集技术,可以采集到比别的传感器更精确的数据。但是他还需要把这个新技术应用到具体的医疗场景里,落实到如何指导疾病治疗的价值闭环上。

就在胡峻浩为此头痛的2017年夏天,他遇到了前心血管创新医疗器械公司——先健科技的全球市场负责人和研发经理庄少春。

庄少春有长期与国际、国内知名医生联合开发创新性医疗器械的经验,以及在国际核心市场营销“创新性医疗器械”的经验。在国内医疗行业,有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多见。

原因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内医疗器械企业,还处在以模仿和比拼性价比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的阶段。这种策略在医保全额报销的发达国家很难深入。而先健科技,恰巧是国内第一批以创新产品策略深入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他们的许多细分产品在欧美的定价都超过欧美公司,但却很受欢迎。

庄少春敏锐地识别到了胡峻浩的光纤传感器技术有独特的价值——

其能够采集到丰富的心脏血流运动和肌肉运动信息,可以用于评估心脏的收缩、舒张、节律、瓣膜等功能。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量甚至超越了市面上广为人知的心电图ECG(心脏的电信号信息)。

换句话说:这样的技术,有希望作为众多心脏疾病的快速诊断平台。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传统上,对心脏疾病的诊断只能在医院里用昂贵的设备完成,甚至有些指标需要做有创手术才能诊断。而胡峻浩的光纤传感器,能够从“体表”就获取这些信息。

第二,更可贵的是,这些技术的用户体验极好,信号采集简单,有机会进入家庭场景,成为大数据平台的一环。

以深圳大耳马科技最后确定首先切入的——“心衰”市场为例。

⼼衰病程分为慢性期和急性期。在慢性期间,患者可以正常⽣活,但心脏功能弱,容易频繁进⼊急性期,而且急性发作时很⼤⽐例会被直接送进ICU。患者每次急性发作,对⼼脏的功能都是一次新的伤害。

那么,能否监控⼀种⽣理指标,在患者出现急性发作前,就能够提前识别并进行提前干预,避免心脏的反复受伤呢?

对此,国际大公司曾研究过许多传统参数如心电图、血压等等。但这些参数都不能够预测心衰的急性发作。

直到CardioMEMS(雅培)的一款产品——“植⼊式⼼脏充盈压监测”问市,国际学术界才逐渐坚信:“心脏的充盈压”是最好的预测指标。用这个指标来管理用药,就能提前预判心衰的恶化,做到提前干预,效果显著。

不过几十年来,这个参数只有通过“有创”手段测量,因此CardioMEMS产品的使用,需要先做一个植入手术。

也就是说:胡峻浩和庄少春的团队像是在挑战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究一种从体表就能获取数据、无创测量心脏充盈压的技术和产品。

2017年时,林源其实还和我展示过一张图,如下:

这里,横轴是数字医疗产业的组成部分;纵轴,则是产业的“附加值”。

可以看到:早在2017年时,产业附加值最多的一块,就已经落在了“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景/临床价值”上,而算法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

“这是因为随着AI人才的积累,算法现在已经是一种可购买的商品。而高质量的数量来源仍然很稀缺,必须是从医院来。”林源指出。

“此外有关数据来源的另一个概念是:已经存在的很多数据来源,价值没有新来源的数据高。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都想拿到心脏的压力数据,但是你放一个传感器进心脏才能拿到,而我是吹了一口气就能拿到,那么后者这种低创伤性的数据来源,就一定要比前者的数据来源价值更高。”

也就是说:胡峻浩的心衰产品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上图的两个高附加值区域:数据来源(无创)和应用场景(心衰)。

2022年初,经过四年研发,“⽆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终于获得美国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根据胡峻浩的介绍,作为⼼衰管理解决⽅案,这个设备的优点是:

这是⼀种准确、⽆创、便利的监测⼼脏充盈压设备(NIFP),可以实现⽆创测量,且在居家环境下,患者就可以⾃⾏完成测试(2分钟时间),测试结束后,连接平板电脑上传结果即可。

(四)

事实证明,谷歌Verily高层的话是极具远见的。

2017年7月,长期与Fitbit竞争、估值曾高达近30亿美元的Jawbone宣布倒闭,公司CEO同时宣布:正着手组建一家新的健康创业公司,将主要专注于医疗软件和硬件。
而Fitibit尽管没有这样极端,把消费级业务全部关闭,但它在2018年初也宣布了将把更多重点转到“医疗保健”的战略上。

Fitbit认为:医疗保健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保持活跃并有动力使用新工具,因此将保持消费级和医疗保健业务同步发展的策略。

2019年11月,谷歌以21亿美金收购了Fitbit这个时候,Fitbit实际上已经成为谷歌在——“消费者医疗保健系统前端”——的战略布局。

同是在这个时候,大耳马科技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已经快要研发成功。与此同时,第一代产品“智能床垫”在美国FDA的认证也拿下来了。

胡峻浩开始积极布局美国市场。他找到了以前在Beddit(被苹果收购的睡眠检测公司)的COO来帮助做拓展,计划与美国的RPM公司展开一系列合作。

所谓的RPM公司是指:美国侧重于在居家场景里的患者疾病管理的数字医疗公司,即“远程医疗监测(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公司。

但没想到的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考虑到美国那边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人们都不出门了,胡峻浩先暂停了美国市场的运营。

几个月之后,美国RPM赛道的公司却因为疫情开始了腾飞

因为远程医疗服务需求的激增,2021年7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正式修改医保法案,将RPM公司的服务纳入医保,并在2020年11月将“Hospital at home”的服务解决方案也纳入医保。

这两件事很重要,因为美国市场的医保制度和其他市场不同,对于创业公司,一旦服务能进医保,就意味着:将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以,这直接拉动了2020-2021年间美国一系列数字医疗科技公司的融资情况和估值水平。如下:

Biofourmis融了1.436亿美金;Hinge Health以62亿美金估值融了4亿美金;Medable以21亿美金估值融了3.04亿美金;Evidation以10亿美金估值融了1.53亿美金;Tytocare融了1.567亿美金;Vida Health融了1.1亿美金;Monogram Health融了1.6亿美金;HUMA融了1.3亿美金;Noom融了5.4亿美金等。

(五)

现在,胡峻浩团队的“⽆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已经拿到FDA的认定;接着,要通过FDA的正式审批。但由于该设备是“无创”的,也就意味着:这一项目做临床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此外,胡峻浩也在期待将已经拿到FDA认证的“智能床垫”再次杀入美国市场。

“现在美国的RPM公司已经腾飞,无论是与这些RPM公司合作,还是自己独自做,这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已经被CMS医保覆盖的市场。”胡峻浩说。

他急着回美国。

“刚刚我们也拿到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院(受访对象要求保密)的邀请,和我们洽谈‘⽆创⼼脏充盈压监测设备’的应用合作。”胡峻浩说。

不过,心衰只是胡峻浩和庄少春在众多心血管疾病中决定首先切入的第一个领域

除了心衰,胡峻浩的独特光纤传感器能够拿到的信息还和人体里的很多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如:房颤、心脏瓣膜疾病、心梗/冠心病。

他们打算先从最刚需、最难、技术壁垒最高的市场做起,取得战略高点后再转身,降维占领较低壁垒的市场,切入“心力衰竭远程管理”市场。这也是远程医疗最大的潜在市场。

“心衰,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第⼆阶段是,通过⼼衰产品的推⼴,建⽴软硬件结合的数据平台,并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快速将技术平台扩展应⽤于多个其他⼼⾎管疾病管理领域。”胡峻浩告诉我说:“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联合⾏业伙伴,将我们的⼼⾎管数字医疗平台结合药企/保险,形成针对不同疾病的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产品,将硬件终端和软件平台普及到⼤量的基层以及居家。”

Peloton黄了?明星健身公司Peloton是怎么跌落神坛的

有些人有些事,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但是没过多久却发现:这原来是一场虚假的繁荣。

1月20日周四,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了美国科技圈:明星健身公司Peloton被CNBC爆料已暂停生产高端自行车,并计划再暂停生产低端自行车和低端跑步机。

我说这是一个爆炸性消息是因为:

Peloton经常被与Zoom相提并论,两者都是著名的“疫情股/Stay at home股票”:在疫情初期,两者的业绩和股价都一飞冲天。

其中,Peloton的股价在9个月内涨了8倍多:从2020年初疫情开始时的19.72美元,一举冲到了2020年底时的高点162.72美元。

以下两张图,我取自于由Coefficient Capital制作的PPT《2021年被改变的消费者趋势》,从中可以看到Peloton的光辉岁月。如下:

第一张图告诉我们:Equinox是北美一家豪华型的连锁健身房,会员需要每月缴纳168美金-230美金才能持续使用。但从2020年3月开始,其市占率就被Peloton迅速蚕食,有相当多Equinox会员,把支出转到了Peloton上。

而第二张图,则说明了Peloton的两大指标——订阅数与月活订阅数——都在疫情期间突飞猛进。

Peloton于2019年9月上市,旨在通过让人们在家健身的方式,颠覆性破坏传统面对面的集中式健身,是近年来美国在品牌方面做得最好的创新公司之一。

很多使用过Peloton的人,都很喜欢它的产品。不少人甚至认为:Peloton是新的苹果,因为它在硬件、软件以及服务这三者之间,找到了让“魔法”发生的相交点。但Peloton的辉煌岁月,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停产消息爆出当日,Peloton的CEO约翰.福利称这一传言是“假”的,但也同时承认:目前公司正在考虑“所有的选择”,包括大裁员以及限制生产。此外,Peloton已经聘请麦肯锡来帮助削减成本。


(一)

需要注意的是:Peloton的陨落,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Peloton的产品线。

我很喜欢健身,所以几个月前其实我有搜索过中文网络,想看一下目前中国家庭健身的渗透率情况。

其中,翻到一篇演讲,讲到为什么Peloton的模式无法在中国复制。演讲7000多字,从什么是对商业本质的思考,一路论证到了拼多多和小米。但是从我作为一个用户最直观的感觉看,除了两个国家健身习惯有差异外,演讲其实漏掉了Peloton模式不能够在中国复制的一个最朴素的原因。

那就是:美国家庭的房屋面积比中国大太多了。

美国国家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但人口却只有3亿多。实际上,美国房屋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屋之一(如果不是最大的话)。

2019年时,《大西洋月刊》就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什么美国的房子那么大?》,指出:

美国家庭单户住宅(Single Family)的中位面积,约在1600-1650平方英尺之间。也就是:在149平方米-153平方米之间。就更不用说,Peloton主打的是中高端用户了。

所以Peloton最主要的产品/公司收入,就是让你把它昂贵、但是精密的联网自行车或跑步机,买回家。

此外,它还提供一个健身课程App,允许任何人订阅。但非Peloton的硬件会员,每月订阅费用是12.99美元;而Peloton的硬件会员,则每月订阅费用是39美元。

为什么这里,反而是Peloton的硬件会员需要缴纳更多订阅费呢?

……

本文剩余内容的主要摘要如下:

1,在订阅App健身课程方面,为什么反而Peloton的硬件会员需要比非硬件会员支付更多订阅费?
2,Peloton如何考虑它的可服务的可寻址市场(SAM)以及总的可寻址市场(TAM)?
3,根据Peloton的招股说明书和财报:其自上市以来,收入和数字订阅客户数都实现了三位数的增长,且创造了一种粘性很高的商业模式(App数字订阅业务的流失率相当低)。Peloton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现在整个事情一团乱麻,甚至激进投资者在上书董事会要求公司CEO和联合创始人辞职,并探索把Peloton卖了的可能性?
4,哪些服务类型,适合在家里消费?而哪些,则可能不是最优选择?


说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在微信公号写的东西和我在知识星球写的不太一样,关心美国创投圈的专业读者,请移步到我的知识星球。如下扫码登录(老星球用户续费请见底下那个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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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篇大佬的博客《论科技行业与加密货币的大周期》

昨晚纳指又再下挫,从而把今年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幅度推高到了-10%以上(详见《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与风险投资暴涨》)。

周末推荐一篇文章,来自美国最大的独立风险投资家埃拉德.吉尔。

这篇文章写于2021年的10月,我推荐它是因为:是时候考虑一下大周期了,这篇文章也将帮助我们“更有框架”地看待今年或来年即将发生的事。以下是我的翻译简写,祝大家周末愉快。


MegaCycles in Tech & Crypto

过去每 8-10 年,科技行业就会经历一个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这是指:一种新技术或平台会出现,然后,投资与投机活动猖獗。其中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高增长幸存者,而其余大多数新的创业公司会倒闭或合并。

这已经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半导体、8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以及90年代的互联网中。

每一个连续的浪潮都要比之前大——无论是从创造的市值方面,还是从涌入的资金量看。

但在200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风险投资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停止了。科技领域实际上已经被一个长达20年的繁荣所取代。即便是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对科技创业公司的形成或增长产生多大影响。

虽然这种缺乏周期性的现象,无疑有多种驱动因素。例如,繁荣的一个方面或原因可以用几件事来解释,包括:由于量化宽松造成的低利率或无利率环境,导致资本持续需要寻找高回报/高增长的家园,因此随时间推移,由于其他地方缺乏收益,更多资金就会涌入到科技领域。

但另一个潜在的解释是:科技浪潮的相互叠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多个重叠的技术浪潮,而不是任何单一新技术的8-10年的单一周期。这些浪潮都发生在彼此之上,这既增加了整体结果的规模,也平滑了任何的下降周期。

例如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有云计算、社交、移动、SaaS、垂直SaaS、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重叠的浪潮。所有这些,在过去都有自己的10年周期。人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型周期(多周期),可能会比之前的单一周期多持续(至少?最多?)几年。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取决于资本的供应和量化宽松,但很多,只是软件同时吃掉了多个行业。疫情在消费级领域(如Instacart等)和企业级领域(如Zoom等),也是技术采用的一大驱动力。

“大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缺乏衰退。

与科技领域的急剧衰退导致大量裁员和公司死亡不同,随着一波又一波新技术转移的叠加,好日子一直在滚动。这有好也有坏的副作用,我将在未来的文章中讨论。

这些周期之间的时间间隔,一直在坍缩,每个周期的规模,也在增加。随着每个浪潮的加速,它也可能加速后续的浪潮。例如,在线人数的10倍增长,在线时间的增长,在线消费的增长,都加速了彼此和基础技术浪潮。有时,由于网络或规模效应,一些东西的采用会增加更多的采用。反之,则会使事情变慢(尽管大数量的人仍不可避免地会赶上)。

有趣的是:加密货币本身以前有一个更加陡峭的周期,大约是4年一个循环。

第一个加密货币的周期,实际上是比特币白皮书空投+最初的采矿。第二个周期,则是以太坊、ICO、新协议以及代币的出现。我认识的许多加密人士认为:在2021年,我们“应该”会有一个下降周期。

但是,这没有发生。

对于缺乏下行趋势的一个潜在解释是: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印钞和支出,现在简直就是在给人们送现金。这既创造了货币刺激,将使多种资产膨胀,也可能使投资者寻求加密货币作为通胀/美元价值低的对冲。

另一种解释,则可以围绕加密货币的“大周期”来展开。

就像科技界有多个重叠的浪潮一样,加密货币现在也看到了DeFi(Uniswap、Aave、Maker等)、NFT、DAO的多个重叠浪潮,以及几年前开始的多个有趣的第一层协议(Solana、Near、Celo、Minna等)的推出。也有越来越多的努力被建立在加密货币与传统法币轨道之间,以及更广泛的采用趋势。鉴于加密货币努力的多样性,市场某个部分的突然下降和消亡(比如说,如果NFTs由于某种原因遇到颠簸)可能会被另一部分(DeFi或BTC运行)的新趋势或者上升所抹平。

换句话说,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它们的相关性,因为加密货币的足迹和它的用例已经扩大了。

有些人认为,在使用和市值方面,加密货币也可能已经变得足够大,以至于可能会抑制一些过去的巨大波动性。在2.4万亿美元的市值中损失50%,是1.2万亿美元,但你仍然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而且由于规模庞大和多种使用情况,可能有很多买家在等着。

市值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加强加密货币的反身性。即便是在2021年加密货币下跌50%时,它仍然会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市值,显然它不会永远消失。这促使更多的参与者持续进入市场,所以会有更多买家和用户,并有可能出现更强的反弹。

同样,在没有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优秀的人才可能会继续进入市场。

在200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中,我们在技术领域大规模裁员,许多离开技术领域的人都没有回来。2017年,随着加密下行周期的到来,进入加密货币领域的人才放缓。目前,加密货币市值的可持续性较好,意味着更多技术和新毕业的人才会继续进入加密领域,这应该有助于推动市场的下一波创新浪潮。

我认为:观察在未来的一年里(也就是指2022年),加密货币是否会回到周期性行为中,并很快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或者我们现在是否已经陷入一个加密货币的大周期(即指加密货币不会暴跌),这将会非常的有趣。

而阻碍我们看清这一切的最大障碍,是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印钞和支出。鉴于正进行的供应链和能源问题以及各个行业的定价上升,更多人似乎担心:会出现过渡性或者长期的通货膨胀或“滞胀”的机会。

比特币的诞生,部分是对金融危机和美国货币政策的一种反应。那么人们也可以说,加密货币的早期起源,是为了对冲我们所发现的自己身处的某个“确切的环境”,因此,“对冲目前美国的宏观”,也可能会是人们眼下飞向加密货币以及加密会从下跌周期中快速反弹的充分原因。

End. 

特别备注:在埃拉德.吉尔写完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后,纳斯达克指数到达了16000美元的高点,以及比特币到达了67000美元的高点。之后截至今天,纳指和比特币就一直在走下坡路。Let’s wait and see how it goes.


美国科技界每个人都在读这篇博客:Web3真的是去中心化的吗?

上周末,似乎美国科技界的每个人都在读莫西.马林斯派克的一篇博客。

莫西.马林斯派克是全球最著名的端到端加密的即时通讯服务之一Signal的联合创始人。

他也是著名的密码学专家、网络安全先驱,以及科技方面的全能聪明人。

马林斯派克的这篇文章,是对Web3现有事物运作方式的一个严重控诉,并触及了Web3领域内最重要的矛盾之一:Web3真的是去中心化的吗?

尽管博客发布于上周五,但它在周末以及本周都在一直掀起波澜,引发了相当多辩论。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以下,是我对马林斯派克这篇文章的一个翻译简写。


《我对Web3的第一印象》

尽管我认为我是一名密码学家,但是我没有被“加密”所特别地吸引。

我不认为我真的说过“离开我的领域”这句话,但我更有可能去点击Pepperidge Farm Remembers上的Meme图,以了解“加密”这个词过去指的其实是“密码学”,而现在更多指的是NFT空投。(PS:这里有美国meme文化的梗) 

另外我也要说明一下:我个人没有我们这一代人对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转到仪器化经济中的那种兴奋。 

即便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层面讲,我也还没能成为一名信仰者。因此,考虑到最近对现在被称为Web3的东西的所有关注,我决定更彻底地探索在这个领域内所发生的一些事,看看我可能错过了什么。

一,我如何看待Web1和Web2

Web3是一个有点模糊的术语,很难严格评估Web3的野心应该是什么,但总体论点似乎是:

Web1是去中心化的;Web2将一切都集中到平台上;而Web3,将再次把一切去中心化。Web3应该给我们Web2的丰富性,但是,它去中心化。

那么,究竟为什么“中心化平台”会出现呢?了解一下原因是好事。我认为解释其实很简单,如下:

# 1,人们不想运行自己的服务器,而且永远也不会运行自己的服务器。

Web1的前提是: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既是内容的发布者和消费者,也是基础设施的发布者和消费者。

当时,互联网上的每个人(PS:其实指极客),都有自己网站的网络服务器,都有自己电邮的邮件服务器,都有自己状态信息的finger server,都有用于生成自己字符的chargen server。但这不是人们想要的。我认为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人们并不想运行自己的服务器。

即便是书呆子,也不想;即便是全职工作以建立软件的组织,也不想。如果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就是:人们不希望运行自己的服务器。因此,为你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是成功的,而那些根据这些网络的可能性迭代新功能的公司则更加成功。

# 2,一个协议,要比一个平台的发展慢很多。

30多年后,我们的电子邮件仍然是未加密的;与此同时WhatsApp在一年内,从未加密到完全的端到端加密。人们仍在尝试通过IRC来可靠地标准化地分享视频;同时Slack让你根据你的脸来创建自定义的表情符号。

这不是钱的问题。问题是:如果一个东西是真正去中心化的,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地难以改变,而且经常在时间方面卡住。

而这对技术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发展得非常快,你跟不上,就会失败。这里,有整个行业来专注于定义和改进像Agile这样的方法论,以试图找出如何组织庞大的用户,使他们能尽可能快地使用自己的去中心化服务,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关键。

当技术本身更有利于停滞而不是运动时,这就是一个问题。而成功的秘诀是:采用90年代的协议,将其集中化,并快速迭代。

但Web3打算与众不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为快速感受Web3并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决定建立几个DApps并创建一个NFT。

二,制作一些分布式应用

我做了一个名叫Autonomous Art的dApp,让任何人可以通过对NFT做出视觉贡献,来铸造一个代币。

视觉贡献的成本随时间推移而增加,贡献者支付的铸币资金会分配给所有以前的艺术家。在写这篇文章时,已有超过3.8万美元用于创造这个集体艺术作品。

此外我还做了一个名为First Derivative的DApp,允许你创建、发现及交换追踪基础NFT的NFT衍生品,类似于追踪基础资产的金融衍生品。

这两者,都让我感受到了Web3是如何运作的。

明确地说:如果“分布式”是指状态和更新状态的逻辑/权限所在:是在区块链上,而不是在“集中式”的数据库中,那么,这些应用程序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布式”,它们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响应网站。

关于加密世界,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那就是:缺乏对客户端/服务器界面的关注。

当人们谈论区块链时,他们谈论分布式信任、无领导的共识,以及所有这些工作的机制,但是却往往掩盖了客户端最终不能参与这些机制的现实。

所有的网络图都是服务器的,信任模型是在服务器之间,一切都与服务器有关。区块链旨在成为对等点网络,但其设计目的,并不是让用户的移动设备或浏览器真的有可能成为这些对等点之一。

随着向移动设备的转变,我们现在牢牢生活在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世界里——前者,完全无法充当后者——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同时,以太坊实际上将服务器称为“客户端”,因此,甚至没有一个词来描述必须存在于某处的实际不受信任的客户端/服务器接口,并且没有人承认如果成功,最终会有数十亿(!)服务器。

例如,无论它是在移动端还是在网络上运行,像是Autonomous Art或者是First Derivative这样的dApp,都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区块链互动,以便修改或呈现状态(集体制作的艺术作品、它的编辑历史、NFT衍生品等)。但这在客户端,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区块链不可能存在于你的移动设备上(或现实中的桌面浏览器上)。因此,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在某个服务器上远程运行的节点与区块链互动。

一台服务器!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人们不想运行自己的服务器。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公司,他们将以太坊节点的API访问,作为一项服务出售,同时还提供分析、他们在默认的以太坊API之上建立的增强型API,以及对历史交易的访问。这听起来……很熟悉。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有两家公司。几乎所有的dApps都使用这两家公司以便与区块链互动,他们是:Infura或是Alchemy。

事实上,即使你把MetaMask这样的钱包,连接到dApp上,dApp通过你的钱包与区块链互动,MetaMask也只是在调用Infura!

这些客户端API,没有使用任何东西来验证区块链状态或响应的真实性。结果甚至没有签名。像Autonomous Art这样的应用程序说:”嘿,这个智能合约上的这个视图函数的输出是什么?”Alchemy或者Infura回应了一个JSON Blob,说“这是输出”,然后,应用程序渲染了它。

这让我很惊讶。大家已经为创建一个无信任的分布式共识机制付出了如此多的工作、精力和时间,但是几乎所有希望访问它的客户端,都是通过简单地信任这两家公司的输出,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验证。

……

……

需要大家到我的知识星球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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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也可能是地狱

我最近买了一本书,是李彦宏的《智能交通》,起因是:听了罗振宇今年改为云直播的跨年演讲,其中老罗提到了李彦宏书中的一个细节:5G云代驾。

意思是:短期内,如果技术上100%的自动驾驶达不到,那么就可以用人工实现双保险,即:当自动驾驶车辆在路上遇到复杂状况时,第一时间人工接管。

也就是说:深夜里,成都街头奔跑的一辆车,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住在青城山脚下的老司机在监管着。

我听了有点困惑:这样做真的安全吗?所以买了书,准备好好看一看。

关于智能交通,其实中外大佬们都有过很多系统性思考。比如美国专注于颠覆性技术的作家、连环创业者鲁特.布里奇斯。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介绍布里奇斯最新思想的文章。当时,文章写了我整整20多天,因为首先要看完英文书,然后,还要做很多数学题。但是因为当时我在美国,不了解国内的数字付费阅读基础设施,所以我把文章的首发权,卖给了国内的门户网站。现在有了我自己的知识星球,以后我看到任何第一手信息,都会集中写在我的知识星球里。

最后:我的这篇文章写于2019年的年初,以下是文章正文。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鲁特.布里奇斯的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2015年的5月和2018年的6月,都没有引进中国。

(一)

有关于自动驾驶的大规模应用,一个公认的时间拐点是:2027年。

到了2027,自动驾驶的大规模普及将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如果这一新技术没有被“深思熟虑”地部署,它将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来看三张图。第一张图,是美国高峰时段的交通现状。如下图:

经历过加州堵车的人都知道:那种奔溃感,丝毫不比北京和上海的早高峰和晚高峰逊色。美国曾花了1650亿美金来改造高速公路,并花了650亿美金改造大规模运输,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拥堵问题。

第二张图,则十分有趣了。

它告诉我们:诡异的是,如果把图中的左图和右图做对比,那么,美国其实没有拥堵。真正的问题在于:太多的车里面,坐的是一个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车辆配置问题,而不是公路资源问题。为进一步做说明,我们再来看第三张图,如下:

这是2016年美国的“通勤方式”分布图。按图中所示:在2016年,美国人一个人独自开车的情况,占到了总通勤方式的76.3%,甚至占到总开车人数的9/10。

也就是说:在10个开车的人里面,就有9个人,是独自一人开车的。

而“合伙开车”,仅占到了9%。

合伙开车是美国的一个发明。为减少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美国自1969年始,在高速上设置了一条合伙开车道Carpool Lane,专门供车里坐了两个人或以上的车辆通行。它的好处在车流高峰期时非常明显,如下图:

但合伙开车道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因为拥堵带来的痛苦,似乎无法刺激它的使用。

事实上,真正能影响它使用的,只有一个东西——油价。

美国的石油依赖进口,1973年石油禁运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和苏联就控制了石油的价格。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美国合伙开车道的使用,在1970年达到高峰,为20.4%,但到了2011年,下降到9.7%,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油价的大幅下跌。

合伙开车道的无效性,也说明了——我们“单人独占一辆车”习惯的顽固性。那么,到了无人驾驶时代,还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原来行动不便的人群,也将加入移动大潮,包括:老人、残疾人等。其次,更多人会想住得离市中心远一点。再次,因为无人车的成本极低,一些人可能会频繁让“空车”自己开回家去取东西,或是让空车自己开回家,去供家里的其他人使用。

换句话说:造成一个城市交通拥堵的三大要素——车辆、车程,以及空车率,都将增多。

简而言之:无人驾驶解决不了拥堵。事实上,如果不好好做规划,这一新技术将起到很强的反噬作用,进而把我们的交通完全毁灭。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二)

这是鲁特.布里奇斯在他的新书《我们自动驾驶的未来:天堂还是地狱?》里提出的一个问题。

2015年5月,他出版了有关自动驾驶的第一本书《无人车的革命》,完美预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自动驾驶行业快速发展的很多细节。但在2018年底,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尖锐的问题。

他指出:现在,美国平均一辆车,坐着1.06个人。按这一数据,到2027年,(即便不考虑无人车带来的增量),美国会需要有1.144亿辆的车,来搭载1.213亿人。

“但目前美国交通高峰期的9900万辆车,已经让公路系统拥堵不堪。到了2027年,美国的公路系统如何去承载这1.144亿的车呢?”布里奇斯问。

除非,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绝不能是最具破坏性、也最为昂贵的公路扩建。


(三)

有意思的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美国的“拥堵”,实际上不是公路资源问题,而是一个车辆配置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多人共乘”的公交系统,其实是能够解决城市拥堵的。

但美国的公交系统,已经接近死亡。

在2016年,公交作为一种通勤方式,在美国的总通勤方式中仅占到了5.1%。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2017年的第二季度,全美国公交乘客的数量,比十年前同期下降了13%。

这一部分原因,是2009年美国经济危机后一些财政困难的城市削减公车服务造成的。但其他因素,也在加剧这一趋势。

比如说:Uber和Lyft等打车软件的兴起。

根据2018年10月加州大学-戴维斯交通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自打车软件提供更方便的“点到点”的服务以来,芝加哥的公交系统使用率下降了6%。

而在一些更“闭环”的环境,这种冲击就更明显了,比如说:机场。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Uber和Lyft等打车软件服务,使北美的许多机场遭到冲击。

这些机场面临的威胁是:原来停车场的收入(占非航空收入的2/5)和汽车租赁优惠(占非航空收入的1/5)减少了。每一年,停车场的收入都比原预期的要少上10%或者更多。

《经济学人》引用了咨询公司LEK Consulting的数据称:

“2014至2017年间,美国商务旅行中用这类打车应用的比例,从8%飙升到了62%;而乘坐出租车的比例,则从37%下降到了8%。租来的汽车数量,也从55%下降到了30%。”

这样的趋势,从根本上冲击了机场的财务收入。

因为Uber和Lyft的接送服务,在机场赚的钱,不如出租车多。出租车每次出行平均为机场带来3.5美元,但一款叫车应用带来的每辆车,只给机场带来2.90美元的收入。

“更糟的是,当无人车时代完全来临,机场怎么办?”《经济学人》称:“无人车甚至可以在人们下车之后自己开走,这也就意味着:机场的停车设施费用,也不用支付了。”

这将对机场构成直接的威胁。

但其实,鲁特.布里奇斯在2015年就预测了这样的结果。

他在2015年出版的《无人车的革命》一书中提到:无人车的最佳商业策略,是像Uber那样去“出租”,这将保证无人车能在最短时间内被最多人使用,而只要使用的人数达到足够规模,运营商就能把成本降到不能想象的低。这是无人车移动出租服务经济模式最可怕的地方。

现在,跟我来看一下我手机上的Lyft:

目前,我们使用Uber或Lyft的成本,是约每英里2美金,而这已经造成一些经济形态的改变。

那么,当Uber或者Lyft车子里的司机(人工费)都没有了的时候,这种拥有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服务形态,将很快占领绝大部分的出行市场。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单人独占一辆车”的驾驶习惯,却没有改变。而由于无人车的普及,导致城市拥堵的三大要素:车辆、车程以及空车率,都将增多。地面交通,将拥堵不堪。

换句话说:重新发明公共交通,从未像现在如此紧迫。


(四)

那么,具备什么样特点的公交系统,才能够重新吸引我们呢?

我们可以暂时把这种超级无人公交车,称之为是:eSAVs(其中e指Electric;S指Shared;A指Autonomous;V指Vehicles)。

在布里奇斯的设想中,它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它必须和打车App一样,能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关于这一点,没有比之前云九资本董事总经理邱谆在接受硅发布采访时的一段说明,更好的解释了。2017年,邱谆曾以“共享单车”为例,说到了为什么“无人车”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他说:

“前几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但为什么共享单车出来后,骑自行车的人又回来了呢?这是因为,以前骑单车一个很大问题是:人们想要用车时就用,用完就走,这在以前用自己买单车方式实现不了。‘共享单车’模式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创造了一种‘按需’模式,核心其实不是‘共享’,而是‘按需’。

延伸到汽车行业也一样。

我想要一辆车时,车会自己出现。上去后,不管我开还是它开,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到目的地后,下车走人就可以了,不用管车怎么停,或还要回去再找。也就是说,任何时候车都能出现,并用完就走。而要实现这点,就必须有无人驾驶,因为如果有人工司机,那么从‘经济角度’和‘运营角度’成本上都实现不了,必须是它自己开过来,然后到目的地后还能自己开走,去找停车位和充电桩。这是无人驾驶带来的重大意义,也是投资逻辑上,为什么我们要投无人车。大家投的,其实不是无人车,而是整个出行的下一个模式。”

根据布里奇斯的描述:无论你身在何处,这些eSAVs会在3分钟内到达。

第二,必须要有三个版本,以消除目前公车座位浪费、非高峰期空乘率太高等问题。

布里奇斯认为:这些新型工具应该分为2人版、4人版和10人版。我们可以先假设叫它们为:eSAV-2s、eSAV-4s和eSAV-10s。

第三,为了消除乘客心里的“不安全感”,每一个人都必须注册。

是的,就像使用操作系统一样,当你第一次坐车时,需要注册。你需要提供有效的照片ID,供eSAVs扫描检测。

之后每次乘车,车都会在你进入前进行识别,如果你外貌发生了变化,可以启动备用的语音签名。

如果你是缓刑者或正处于保释期,则必须始终是一个人乘车。而如果你是通缉犯,那么一上车,你就自动被eSAVs带警察局去了,附近的警察会提前得到通知。

它甚至还有一些这样的细节。比如说,美国人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住哪,以防被人持枪抢劫。那么,如何保护个人的住址隐私呢?

布里奇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假设你是第一个上车的人,你可以抬起一个智能屏,将它锁定;当第二个人上车前的一、二个街区,你的智能窗户就会自动变暗;而在你下车前,另一名乘客的智能窗户也如此。

这一智能窗户,还可以让你有小睡的隐私。

第四,交互和导航。

有趣的是:前几年,中国出租车里前排座位后背的广告屏,在这里,将变成乘客与eSAVs的交互界面。

而因为这其实已经进入“物联网”和“智慧城”的概念,路面上的所有车,都将自动分享全城的交通信息,并确定:哪些路正非常拥挤或者有交通事故。你正在前行的,将永远是最优路线。

不过,最最让人惊叹的,还是第五点。

根据布里奇斯的设想:eSAVs也会有类似“合伙开车道”的专用群道(Platoon Lane)。在这些道路里,eSAVs将能够像“鱼群”一样,整齐划一地快速移动。车队在无线电号的连接下,可以同时加速、转向和制动,就像一个“同步鱼群”,所有的车,会在1/1000分之一秒内,重复领头车的动作。

布里奇斯说:这种“车队”,在同一时间内,能够来回运载的客流量,是目前公交系统的7倍。

这不是痴心妄想。

2016年4月,欧洲的卡车车队挑战赛中,沃尔沃、戴姆勒等公司的车队,在近距离行驶了数百英里后,在鹿特丹会合。这种“鱼群式”车队,在高峰期增加每小时车道可容纳的车辆数、大大减少拥堵方面,有很大潜力,目前业界还在研究这种车队。


(五)

不过写到这里,我要来泼冷水了。

因为2019年2月,美国的一个公交创新项目死亡。这个创业公司,叫Chariot。

2015年,它刚冒出来时,我曾经在硅发布上写过它《Uber 已经过时? 看 Chariot 怎么颠覆公交系统》。Chariot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定制公交路线。

然后,它让大家投票;接着,它会从数据库里选出投票率最高的路线,供大家进一步表决。当表决达到一定程度,比如100%,Chariot就会开通路线,并租来专用车辆进行公交服务的运营。

2016年,Chariot被福特以6500万美金收购。

需要注意的是:Chariot的票价,要比Uber这种打车软件便宜很多,它针对的正是那种有固定上下班路线,但是收入不高的人群。

但即便如此,福特也下定决心放弃。2019年2月,福特突然宣布:Chariot将彻底关闭,原因是:愿意共乘一辆车的人,实在太少了。

Chariot的死亡,也侧面说明了:要让人们放弃“独自占用一辆车”的习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需要有多强的激励,才能够把人们从——“单人独占一辆车”——的驾车习惯中撬出来呢?


(六)

布里奇斯的答案是:免费。

也就是说:在交通高峰段,只要有人愿意与他人共乘,那么就可以在享受eSAVs酷炫功能的同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为了进一步大家刺激乘坐,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叫“红萝卜+大棒”。

需要说明的是:当无人车大规模普及时,大部分车都将是电动车,这是业界共识。而十年之内,电动无人车的部件如电池、电机、传感器和电子设备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根据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算,布里奇斯得出的数据如下:

到2027年:

  • 2人型的eSAV-2s,运营成本将为18美分/每英里;
  • 4人型的eSAV-4s,运营成本将为24美分/每英里。

而“红萝卜+大棒”激励机制,被设计为如下。我们先来讲“大棒”策略,它是指:在高峰期情况下,

  • 如果“一个人独自使用”eSAV,需要支付:1.4美分/每英里。
  • 如果要“上高速”,则需要支付:5美分/每英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高峰期独自一人使用eSAV并上了高速,那么他将要支付:

1.4美分/英里+5美分/每英里+(18美分或24美分)/每英里。

这就是大棒策略。以降低大家单人独占一辆车并上高速的机率。

而如果,这个人在高峰期,选择了与他人共乘(通常情况下,是1-2个人),那么,他不仅可以免费坐,还可以进入到速度更快的“群队专用车道”。还记得吗?前面说过,这种车道在同一时间内,能实现的来回客流运载量是目前公交系统的7倍。

这就是“红罗卜”策略。

布里奇斯相信:在这一方案的刺激下,将大大增大我们与人共乘eSAVs的想法。

不过,所有的创新,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高峰期免费乘坐这些超级无人车,这里产生的巨大成本,将由谁来承担呢?


(七)

答案是:谁都不用出。但是政府必须和私企合作。并且布里奇斯认为:介入公交市场,将会是无人车私人企业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竞争策略。

下面,是一系列把我头脑搞得很大的数学题,请您也做好头脑风暴的准备。

首先,按照美国公交协会的报告:

2013年,美国共投入了313亿美元来支持259亿英里的公交客运。但其中,消费者自己花钱买票,仅占到21%。也就是说:乘客其实只承担了乘坐公交总费用的1/5。其它的79%,主要都来自政府补贴(州和地方税)。

如此计算的话:2013年,平均一个公交乘客,平均每一英里,政府给到这个乘客的补贴,是95美分。而布里奇斯指出:如果政府把这一补贴给到私人公司,那么将完美解决成本问题,并且,双方都不需要再增添费用。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前面提到过:

  • eSAV-2s,运营成本是18美分/每英里
  • eSAV-4s,运营成本是24美分/每英里

但是由于这些eSAV,实际上不可能全部都客满,所以大概可以估算出下面这些数据:

  • 每个乘客,平均乘坐eSAV-2s的成本是:9美分/每英里(18美分/2);
  • 每个乘客,平均乘坐eSAV-4s的成本是:8美分/每英里(24美分/3,因为不可能坐满,所以不是除以4);

以及以此类推,每个乘客,平均乘坐eSAV-10s的每英里成本,应该更少。也就是说,基本可以假定为:每一乘客,乘坐eSAVs的运营成本是:9美分/每英里。

而前面说过,如果进入专供eSAVs使用的群道车道,同一时间内,“eSAVs车队”能运载的客流量,是目前公交系统的7倍。现在可以来计算了:

95美分-(9美分*7)=32美分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交通部门把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95美分/每英里补贴,给到无人车私人公司,那么,哪怕是花掉63美分,去运送目前客流7倍的eSAVs免费乘坐,仍然剩有32美分,可以去提供其他服务。


(八)

根据上面的数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eSAVs将产生多大的威力。

首先,美国将有多少人可以免费乘车?

2013年,美国共有1.054亿人在用车,而在市中心,用公交系统的人是367.3万。现在假设:如果政府补贴能允许给7倍于目前公交客流的人提供服务,那么就是:

367.3万*7=2600万人。

而这2600万人,需要多少eSAVs来提供服务呢?

假设提供服务的全是eSAVs-4s,根据布里奇斯的计算:每个eSAVs-4,平均搭载2.8个乘客。同时高峰期,在同一时间内,eSAVs能达到的行程量,是目前公交系统行程量的三个来回,也就是六倍的行程。

计算如下:

2600万乘客/(6倍的车行程 * 每趟车里有2.8个乘客)=155万辆eSAVs。

这是一个大数字吗?

布里奇斯指出:从制造能力讲,2017年,美国共卖出约1720万辆的汽车和轻型卡车,他预测:再过十年,2027年,美国满足制造155万辆eSAVs,应该不是难题。

那么,这155万辆eSAVs,究竟能够“移走”多少路面拥堵呢?

刚才说过:高峰时段,2600万人,可以免费用eSAVs。而本来就有367.3万人是公交通勤者,也就是说:新产生的公交乘客,约有2230万人。

而按“每一辆车搭1.06人”计:如果不用eSAVs,这2230万新人本来会在路面上创造出2100万辆的车。但是用了eSAVs之后,155万辆的eSAVs,就可以把2100万辆车给灭了。

也就是说:这原来将产生的2100万辆车,没有了。

但这不是减少的车辆总数,因为eSAVs自己,也产生了车辆数。所以,正确的计算方式应该如下:

考虑到eSAVs在高峰期每小时可以来回跑三趟。也就是说:高峰每小时,其共产生了930万次的单次车程(6次*155万辆车=930万单次车程)

这也相当于:这一小时内,路面有930万辆的eSAVs在跑。所以改用了eSAVs后,正确的路面跑的车辆总数应该是:

2100万辆 – 930 万辆 = 1170 万辆 

而原本1.0540亿开车的人,按平均每辆车1.06个人计,路上原来会有9940万辆车。也就是说:

高峰时期,用155万辆的eSAVs,可以免费搭载2600万的通勤者,并让整体路上跑的车辆总数减少12%(1170万辆车/9940万辆车=12%)。

并且这一切,不花一分钱。

只需要在高峰期,给那些原本就有9美分/每英里公交补贴的2600万美国人,免费使用超级无人公交车eSAVs。


(九)

现在,全书最最宝贵的内容来了。

按照布里奇斯设计的2027年模式,到了2027年,美国在交通高峰时间段,路上跑的车型比例会是如下:

……

本文剩余内容的主要摘要如下:

1,在2027年模式中,交通高峰时间段,传统私家汽油车、电动无人车以及免费的eSAVs,在路上跑的车型比例分别是?
2,令人惊讶,尽管电动无人车所占的车型比例不高,但它所占的总车程量却相当高。那么在2027年模式中,传统私家汽油车、电动无人车以及免费的eSAVs,各自所占的通勤者比例又分别是多少?(这里最让人惊讶的是eSAVs的能量之大)
3,“2027”年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数字,它非常有可能会因为电动车成本下降不如预期快、无人车移动服务市场渗透率不如预期快等原因而有所延迟。但布里奇斯的“2027年模式”,不仅将解决致命的拥堵问题,还将产生巨大的投资回报。这个投资回报是指:每年多少万亿美金的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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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数字化转型离不开这家公司:云扩科技

(一)

去年4月,全球RPA标杆巨头UiPath上市。就在UiPath成功登陆纽交所之后的第8个月,中国RPA领域的创新领军者——云扩科技,将办公室搬到了上海徐汇万科中心。

“实在是中国市场需求增长太快,我们员工的数量也大幅增长,原来的办公室已经坐不下了。”2021年12月15日,云扩科技乔迁大喜之日,云扩科技的CEO刘春刚告诉我说。

10个月前,云扩科技完成了由Flaming Capital领投的B+轮融资。此前,云扩科技已经获得红杉资本、金沙江创投、眀势资本、深创投等超过4500万美金的投资。而此次B+融资,云扩将主要把资金用于“RPA+AI+LCAP”超自动化平台的商业化推进上。

云扩科技,创立于2017年,其创始团队基因根植于微软,创始人兼CEO刘春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微软云计算部门数据管理自动化产品的负责人,带领团队发布了xplat自动化管理工具,被全球数十万Azure客户所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创投圈,RPA实际上是一个热闹了好几年的赛道。而去年4月随着UiPath上市,RPA也再次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不过,云扩科技值得关注,因为在2020年Gartner发布的《RPA市场竞争格局》中,Gartner列出了全球RPA市场里最具代表性的厂商,其中,云扩作为本土厂商首次进入国际视野。这个时候,距离云扩科技成立才三年时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相比本土ERP厂商和Gartner的关注清单,你就能够看出这种差距了。

其次,与美国的RPA巨头UiPath更多服务的是大客户不同,云扩科技实际上走的是另一种商业策略,即:这几年在硅谷悄然兴起的“产品驱动增长”策略。

也就是类似Dropbox以及Slack等新兴软件公司的打法,让客户们先免费使用,然后,需要增值服务再付费。这种策略不仅可以覆盖大客户,也可以覆盖中小客户。

那么,为什么云扩科技要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大力推进它的“RPA+AI+LCAP”超自动化平台呢?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RPA市场的什么变化?以及中美RPA市场的主要差异在哪里,中国的RPA厂商又有可能向海外输出产品和服务吗?

(二)

我们制造软件机器人,所以人们不必成为机器人。

这20个字,是整个RPA产业的精髓。所谓RPA即是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指的是:企业内部可以通过部署RPA软件机器人,来完成一系列重复性的、基于规则的单调任务,从而让人类员工可以专注于更有价值、更富创造性的活动。

比如说,证件票据的验证、纸质文件的录入、财务发票的录入和对账等等,类似单调乏味的重复性工作,假设企业全部雇人来做,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有出错率,员工也无法获得工作满意度。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RPA市场在2012年左右,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拐点。而RPA市场的演变,就像其他任何主要的技术趋势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也包括了阶段性的突破。

根据刘春刚的介绍,主要是“需求侧”与“供应侧”的变化,共同促成了现在RPA的火爆。

首先,在需求侧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余波中,伴随着像ERP这样的传统技术走向成熟,企业需要找新的降低成本的驱动力。而2020年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的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这种需求。

其次,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意识到,必须找到不受科技公司干扰(绑架)的方式,而RPA被认为是一种更简单、更划算的数字化方式。包括像银行、汽车、制药以及全球物流等一系列大的传统行业,都已经开始部署RPA工具。

当然,人口结构也是一大主因。

“中国一线城市的劳动成本上涨,每年都超过了15%以上,全球就更加如此了。”刘春刚指出:全球人力成本上涨,以及可用劳动力的下滑,都使各行各业的公司开始关注内部个人的效率提升,从而开始关注RPA技术。

而从员工工作满意度讲,实际上随着千禧一代人群进入职场,他们想要的,也是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工作。

第二,是供给端的变化。

“在企业服务领域,实际上很难有什么10年前大家从没听说过,但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革命性技术,大部分都是软件技术和算法的更新迭代。而RPA背后的人工智能算法,以及UI automation界面的自动化技术也如此。”刘春刚指出。

“但这几年,以云扩为代表的RPA厂商们,把这些传统软件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封装成为了很好的产品,实现了让RPA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为企业节省成本。”刘春刚说。

根据Gartner的数据:2020年,RPA的平均价格被预计下降了10%-15%。而在2021年和2022年,每一年预计都将再下降5%-10%。

所有这些趋势,都使企业在采用RPA时,投资回报(ROI)可以得到几倍的提升。而这也就进一步深化了RPA技术的下沉。

以云扩科技的重要客户之一国药集团为例。按照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运营与信息分管副总刘璺的说法:“云扩的RPA,使国药集团的业务在每个相关流程的平均成本,节省了超过50%以上。”

根据Gartner的预测:到2022年,全球90%的大公司,都将以某种形式采用RPA产品。

而实际上,RPA是所有软件行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根据Gartner数据:2021年全年,全球RPA软件的收入将达到近2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19.5%。同时预测到2024年,尽管有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但RPA市场仍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三)

需要注意的是:云扩科技也是第一家将 RPA+AI+LCAP 打造成为一体化智能自动化平台的厂商。

所谓“RPA+AI+LCAP”即是指:RPA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低代码开发应用平台的融合。那么,为什么云扩科技要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大力推进这样一个超自动化平台呢?

“因为中国市场的客户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刘春刚告诉我说。

过去,大量的客户只是采用RPA解决一些重复性场景,比如把发票录入到SAP系统里。但这些场景,并不触及企业真正核心的业务场景。“而现在,我们看到大量客户在进行了第一波RPA的尝试之后,已经愿意把RPA技术应用到真正核心的业务场景中。”刘春刚说。

换句话说:过去,传统RPA能够做的是流程的连接,也就是流程的自动化,更多解决的是企业内部的一些“片段”。

但现在云扩的超自动化平台,不仅能解决这些问题,还能让客户基于云扩的产品,进行有效的机器人协同管理,例如机器人在执行过程中的状态,都可以通过云扩控制台监测。此外,员工还可以利用全栈式低代码应用平台云扩ViCode,自主开发出应用界面以获取机器人运营的效果。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云扩有一个北京的客户,应用RPA技术做舆情监测,所有机器人都直接跑在云端。

而因为舆情监测需要监测非常多媒体,这就要求每天有多个机器人在不同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之后,再进行存证、分析以及展示。也就是说:每天都要有多个机器人在做“协同工作”。

与此同时,这些机器人不是给一个人使用,而是给整个部门使用,而这就涉及到了公司内部各部门间的“协同”,以及全信息的权限管理等等,非常的复杂。

但是这些,才是企业真正的核心业务,而云扩的超自动化平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去年11月全球知名分析机构Forrester发布的《中国低代码平台发展报告》,因为云扩的RPA+LCAP解决方案,以及客户的高度认可,云扩科技成为了少数入选Forrester的领先RPA厂商。

Forrester在这份报告中指出:

“云扩ViCode结合强大的云原生与RPA+AI技术,能够帮助员工摆脱复杂的代码编程,通过拖拽可视化组件,轻松完成业务功能搭建与迭代,快速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而这也正是云扩科技的核心理念。

“我们之所以强调低代码,是希望能够降低RPA机器人的使用成本和学习门槛。因为云扩的产品理念就是简单、智能,让RPA人人可用。”刘春刚指出:“让每一个客户都能够轻松使用,是云扩RPA+低代码所形成的超自动化平台未来的最大产品特色,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而从企业数字化的转型来看,这也符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经典路径。

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统筹建设,指公司通过CEO、董事会,将金字塔顶端的ERP等系统,在企业内部落地推行,整个建设工程庞大。而另外一种,就是持续不断地改进和优化。

“后者正是‘RPA+AI+LCAP‘超自动化平台的机会,因为超自动化就是指在不改变企业现有IT基础设施的同时,整合功能和数据孤岛,以增强业务流程。”刘春刚说。

云扩科技创始人兼CEO刘春刚

(四)

有意思的是:云扩科技的海外探索,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根据刘春刚的介绍:2019年,云扩科技在日本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公司。而这是国内所有RPA厂商里真正在海外建立子公司的第一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RPA赛道上海外市场与中国市场的差异。

“首先,包括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工普遍都贵,人们不愿意做重复性的事情,甚至某些地区,还有劳动力人口很少的问题(如日本)。而这就导致:海外企业为自动化服务付费的意愿,要比中国市场高很多。

第二,海外公司的信息化建设要更早。这就决定了:海外公司的内部流程会更规范,也就更适应RPA 流程自动化技术,因此海外企业的RPA需求空间也会很大。”刘春刚指出。

这些,都是海外市场对中国RPA厂商的吸引力。甚至具体到价格差,相比于C端消费者的付费能力,如果说,海外C端消费者的付费能力,可能与中国一线城市相差不会太多,那么在企业级服务领域,这个价格差简直就太大了。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海外市场比中国市场要培优很多,一旦有任何中国企业级服务公司找到出海路径,将对整个中国企业级服务公司的出海有很大帮助,而这也是我们在2019年就启动探索的原因。”刘春刚告诉我说。

不过,企业级服务公司要出海,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因为比如说,消费级产品是一个绝对的标品,主要由C端采购,但企业级软件的出海,企业决策会相对复杂。

“实际上很难说ToB出海更容易还是更难,但企业采购的核心原因和C端消费者采购的原因肯定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去积极探索。”刘春刚说。

此外,中国企业还需要去克服一个难题。

“因为在过去的10-20年里,企业级服务的购买是反过来的,是海外在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如微软、甲骨文、SAP等等这些公司。但现在,如果要他们把思维逐步转化为:中国企业也会做、甚至是能够做出比海外更好的高科技产品来让他们去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刘春刚告诉我说。

不过,与中国消费级公司存在着出海优势一样,中国的企业级服务出海也存在着机遇。

“因为就优势而言,中国的研发成本要比海外低很多,而这个优势,就会驱动中国的企业级服务往海外走,因为中国软件技术人才的储备,包括庞大的AI人才的储备,都是中国未来可以向海外输出的能力之一。”刘春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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