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思维方式#，节选自微信号“无处不哲学”（zhexue365）文章《敬畏感及中西比较》，作者为 张伟胜。
“敬畏”是一个颇具宗教色彩的哲学概念，但它与现实生活又有相当密切关系。它的基本含义是：敬重与畏惧，用来指称人对某种伟大而神秘力量产生的崇敬和谦卑感。
按照康德说法，真正能使人具有敬畏感的莫过于两方面：一是对头顶苍穹无限星空的敬畏；一是对自己内心道德律的敬畏。
何谓“敬畏感”
人之所以对无限星空产生莫名敬畏，是因为人感到隐藏在旷远幽深的星空之中的那种神秘，它既不是我们知识理性所能洞悉，也不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所能控制。
别尔嘉耶夫把这种敬畏感看作“是对达到了最紧张状态，达到极限的忧郁体验”。他理解的忧郁是人的一种“向上”倾向，当人向往某种存在的“高度”却又无法达到，觉得高不可攀时所感到的痛苦。
德国宗教哲学家鲁道夫.奥托则有不同理解，他以希伯来语的敬畏为例，说明敬畏是指“在心中分别为圣”，就是要用一种特殊畏惧感为某物划出界限，用神圣范畴去评价它。人在这种力量前除诚心归顺外甚至不可能产生任何抵抗意识，我们可以在整本《旧约》中看到类似情感。在他看来，这种敬畏感不仅非理性，甚而是反理性的一种情感表达，根本无法对其进行概念分析，因而是神秘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康德对繁星闪烁的苍穹那种与日俱增的敬畏感，既是对彼岸世界“不可思议”发出的惊叹，也是人面对如此神秘境界而显得这般渺小的一声唏嘘。然而，康德并没有因此而鄙视人。
人虽然在无限面前不敢自大，但人能对其感到敬畏，却正好证明人有自己独到之处，因为一个没有理性的动物是不可能产生敬畏感的。第一个关于无穷量的观点，抹去了人的重要性；而第二个关于道德律观点，揭示了一种不同于动物性甚至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
这个意义上说，人敬畏道德就是敬畏人自身，敬畏唯人才具有的那种德性。而敬畏感又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直接关联，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各自生存智慧。
中西方“敬畏感”之不同
“上帝”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即使从近代后至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益挤占上帝地盘，上帝在西方人观念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依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根据基督教学说，一方面他们认为上帝是人和世界的创造者与主宰者，上帝万能、至善，是时间之外的绝对和永恒，由此产生人对上帝的一种无限敬畏，人们敬畏上帝就是为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和上帝在一起。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人类是与生俱来便带有“原罪”的罪人，人类希望通过爱上帝而得到上帝宽恕，除去自己身上的“原罪”，并重新回到上帝的天国。
因此，人对上帝的敬畏感是人在内心深处对上帝召唤的一种响应，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是自甘堕落，自绝于上帝，就是抛弃自己，就会永远堕落沉沦下去。由于在基督教世界中，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从内心深处认同上帝对人的主宰关系，所以世世代代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感大多专一而虔诚。
但在西方人对上帝专一而虔诚的信仰与敬畏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隐藏于上帝光环背后的影子“人”。如果抛开基督教教义，再进一步分析人敬畏上帝的深层心理，其实不难看出与其说人敬畏的是上帝还不如说人最终敬畏的是自己。
人是因为敬畏自己所以才敬畏上帝，尽管人对上帝的这种敬畏感十分虔诚。假如上帝抛弃人类，再也不来拯救人类，人类对上帝再也不能指望什么，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人对上帝的敬畏感便荡然无存了。虽然这个结论肯定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但它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与西方不同，在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没有一种类似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那样能对整个民族精神生活进行高度控制的一神宗教产生。真正的宗教信仰在民间始终都只是少数人的事。对神的认识和态度，也与古希腊神话所描述的大不一样。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虽然也有类似人的生活，但他们对人并不关心，人与神之间没有任何亲近感。而在中国远古神话中，神与人相通，神富有人性，它不是高高在上控制和主宰人类的异已力量，而是乐于为人类服务、帮人类排忧解难的神人，例如盘古、女娲、伏羲等莫不如此。所以中国人对神是敬而不畏，很有几分亲切感。倒是从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中衍生出的“天”的观念，因为其高远莫测，反而让人产生几分敬畏感。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个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但从认识维度看它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不是“天”与人合，而是人与“天”合。这个观念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最为典型，因为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相互感应的和谐整体，但其中起主宰作用的还是神秘的“天”、“天命”。
所谓“天命”，就是“天”控制着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依赖于“天”，人从生到死一切都得“听天由命”。人对“天”只能祷告、祈求、却不能支配，因此孔子“三畏”中第一畏，就是“畏天命”；而“天”对人却既可以赏赐也可以惩罚，“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且“天命靡常”，不可捉摸。
所以，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以人对“天”的服从为前提。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人感应”。这个“天”有点类似西方人的上帝，其神秘而全能，令人不得不敬而畏之，就连农民造反起义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招牌，可说是“挟天威以令天下”。
但中国人对“天”的这种敬畏感，与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感颇为不同。许多情况下，它不是那种无条件的虔诚无限的敬畏之情。
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真正最敬畏的只有一个“天”，但人们“敬天”原是为“保命”，为自己命运好一点或至少能公平一点，把“天”当作命运“判官”，人间道理说不通时还有个“天理”作依据，可是当人们感觉到“天”并不那么公道，也不一定能保佑人一生好运时，那敬“天”何用？畏“天”何益？对具有浓厚实用主义意识的中国人来说，去敬畏一个于已无用的“天”是没意义的，于是，指天骂地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事。
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相比，从中国人敬畏天命的态度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人真正敬畏的是什么。在这点上，中国人的态度比西方人要真诚坦率得多。在这里，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反而得到最生动诠释。人的价值才是至高无上，上帝也好，天命也罢，只有符合人的价值目标才会具有真实意义。上帝和天命不过是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人本质的一种对象化。
就像康德所意指那样，人对无限星空的敬畏，只有在对人自身理性的敬畏为基础时才具有真正意义，因此中国人对“天”的敬畏不够虔诚，也许自有自己理由。
民族性格差异及各自生存智慧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与西方人敬畏感的不同，来进一步分析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和各自生存智慧。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觉得不是很符合事实，但要说许多中国人从不曾有过真正信仰，我看还是有几分道理。我们确实缺少一种对某个信仰对象虔诚、一以贯之的敬畏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实际的民族，不管是人是神，只要能保佑我们，给我们带来好运，我们就敬重他，拜祭他，无论是儒释道、耶稣基督还是青天大老爷，我们都一视同仁，决不歧视。
中国文化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极强的包容性，不像有些宗教文化，对所谓异端具有强烈排斥性。在中国人看来，三教合流，四教同堂都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反过来，如果不能保佑我们，不能给我们带来好运，不能主持人间公道，那么管你是上帝还是“天命”，照样弃之如敝履。
这种注重实际的民族性格，使得我们不可能产生某个神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教在民间也从未消亡、佛祖照样赢得大众喜欢，上帝也能传布它福音。今天可以信这个，不行明天可以换一个试试。中国人向来不认死理，我们有自己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从我们老祖宗开始就讲得很明白，那就是“变通”的道理。
中华元典《周易》讲得最多的就是“变通”道理。中国人最崇尚的也是“变通”道理。善变是我们民族性格基本特点之一。作为思维与实践的根本方法，“变通”确实有其深刻道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有“变通”，我们才能化险为夷，遇难呈祥；有“变通”，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
然而事实证明，爱“变通”的民族性格确实也有先天弱点。纵览中国几千年历史，久则久矣，但那种虎虎有生气的积极进取意识、健康竞争意识、改革开拓意识，在大部分时间里未能成为社会发展主流。随遇而安，厚古薄今的思想却历来很有市场。
而过于早熟的宇宙意识，又常常使我们显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过早失去那份人类应有的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内心世界的惊讶感与好奇心，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爱变通的性格居然走向了它的反面——求稳怕变。这同样也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之一。说中国人善变，从长处说是应变能力强，生存能力强；从短处说，是指我们几千年来一直落在一个封闭之变、循环之变的思维陷阱之中，所以“万变不离其宗”；说中国人不求变，也是意指没有突破这种循环状态，缺乏强烈的开放性意识。这种善变与不变奇特统一的民族性格，既是我们中华文明能够五千年香火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到近代由盛而衰反让西方人后来居上的内在原因。
西方人对我们这种既善变又不求变的民族性格很不理解，也不认同。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智慧。
西方人的民族性格，用我们中国人话形容就是有点“一根筋”，也就是凡事爱认死理，他们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对任何事物特别是对那个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神秘本体有一种极强好奇心，喜欢寻根究底，喜欢没完没了追问，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非得弄明白为什么、怎么样，不弄明白誓不罢休，就有那么一股劲。
在信仰问题上，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有一大群神供他们敬仰，人们可以喜爱这个也可以喜爱那个，但对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之本体奥秘的寻根究底、执着追问，以及由种种追问所指向的某种神秘对象无限敬畏、一往情深的民族性格，在那时便已大致形成。
基督教占了统治地位后，上帝代替种种神秘对象成了他们唯一敬畏对象。一千多年来，上帝始终是他们生命核心和灵魂家园。虽然对上帝的理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并因此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神学流派，为了自己信仰，他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以神的名义发动宗教战争，但无论他们心中上帝是何等样子，对上帝所具有的那份虔诚与敬畏和对认识上帝的那份执着精神却是如出一辙，别无两样。
这样的民族性格一方面造就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狭隘的宗教执着心理使他们失去包容其他文明的气度；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们勇于竞争，开拓进取，形成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精细严密的思维逻辑和一以贯之的哲学理性的积极传统。尽管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发展对基督教造成很大冲击，然而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并没有因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各个角落的渗透而消失。
特别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人们心理的浮躁倾向，直接导致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现。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一方面着力解构现代性，另一方面推动人们重新体验神秘的敬畏感，寻回正在迷失的精神家园。
应该说从生存智慧意义上看，中国人与西方人各有千秋；从人性意义上、民族根性意义上，对信仰有所执着或无所执着也各具优劣。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崇尚“变通”意识、没执着信仰的民族虽然可以具有非同一般的适应能力和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但也确实不太容易对自己所敬畏对象保持一以贯之的神圣敬畏感。
他们的信仰往往是有条件、有保留的信仰，时刻准备一旦靠不住便立即抛弃。某些方面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显然与把自己所敬畏的对象当作一种实用性质的“敲门砖”有关。
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牢固建立起真正终极意义上的信仰，对自己信仰也缺乏建立在“绝对”和“无限”基础上的坚定信念，对“绝对”与“无限”的兴趣和忠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入骨髓的敬畏感确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长。
国人缺乏虔诚敬畏的实用主义心理倾向和态度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不容忽视的影响。如对人生理想的定位，对工作敬业精神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无一不是打上深深的“变通”意识烙印。
“变通”可以使人对环境作出随机灵活的反应，但也可能使人失去信仰、失去敬畏、失去原则。中国人虽然注重伦理道德，但是如果没有像康德所说的那种对内心道德律与日俱增的敬畏感，那么，在世俗生活实践中伦理道德要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无疑具有相当大困难。
现在社会当中存在的信任危机或者说诚信危机就是最典型表现之一。信任危机或诚信危机的发生正是人们丧失了最基本敬畏感的社会标志。因无所敬畏、无所顾忌而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欺骗，是消解人类生活共同体及其凝聚力的最危险的腐蚀剂。
真正的敬畏感
真正的敬畏感能引导人产生积极向上超越的倾向，是防止人性堕落的非常强烈的内在情感力量，它不是一种外在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内在德性追求。真诚的信仰和神圣的敬畏感是人类共同、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是人对自己所特有人性的认真看护与持守。
人无论是敬畏上帝还是“天命”，或敬畏法律还是道德，说到底最后敬畏的是人自己。自己的人性是人之所以畏的根由。人没有敬畏感，就意味在其心目中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崇高的东西能令其向往和追求，对其来说，当下的世俗欲望就是一切。
身处此境，人不知道自己能想什么，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非对错、好坏善恶，一切法律道德、制度规范好像都已成为欺人的东西，对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和约束力。也是在这时候，人就像一匹脱缰野马，恣意纵横，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