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能当美国总统吗?

“Impact”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在美国的创业圈里经常被提及。大概意思是指:能够对现实产生显著的、立竿见影的改变。

在这个词里,也隐含有“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之间很强的相关性。我举个例子。

两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Fremont吃饭,他说:你看啊,每天硅谷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创业,每个人都说:我有一个idea。但是,真正动手注册公司上官网出产品开始干的人,你猜这个比例是多少?

5%都不到。

这是因为:除了拖延症,创业让人顾虑重重,它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经济”。在创业世界里,你的Behavior和Behavior产生的后果,会发生得非常真实和直接。它要求你对每一个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并且你立马就会看到这些决定的后果。

这种奖励和惩罚是来得如此之快,你基本不能躲避你行为的任何后果。

但是如果你“幸存”下来,并开始掌握很大资源时,这时候你能产生的Impact也是非常可怕的。

好比谷歌改动一个搜索规则,数十亿网页的搜索结果就得改变,全世界SEO工作者都得忙上好几天;或者假设某天微信突然说:每个用户只能关注20个微信号了,估计立马引发腥风血雨一大片。

那么,目前全世界最有Impact的人是谁呢?马克.扎克伯格。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今年第一季度,Facebook的全球月活用户数达到了21.9亿人次。也就是说:扎克伯格的用户基础已经增长到超过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已建立起一个系统,跟踪、分析和开发我们的行为。就像它被大规模讨伐的”假新闻“,毫无疑问,Facebook能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

但是扎克伯格想要的可能还要多。

2,

硅谷最早传扎克伯格可能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消息,是在2017年的1月。当时,一个背景是:2016年底,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就像巨型炸弹爆炸,硅谷立刻炸开锅。

揭竿而起者无数。

包括野心勃勃的YC孵化器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和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等,后者有几乎全硅谷最好的人脉网络,现在他要用这张网络对付特朗普,号称准备在政治上花上数亿美元,并四处布道一个新行业正在硅谷冉冉升起,那就是“政治”,而他现在,是这一行业的最活跃投资者。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一个名字来得那么一剑封喉、一针见血。

2017年1月,美国媒体Vanity Fair发表了一篇专栏,题为《扎克伯格会成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吗?》,指出:硅谷似乎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天可能会竞选美国总统。

“‘他想成为皇帝’”这句话,在多年来认识他(扎克伯格)的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考虑到这是硅谷,一切合情合理。

硅谷是一个什么地方?硅谷是一个“如果我对XX不满意,我就自己动手造一个“的地方。在这里,到处飘荡着企业家的灵魂,而按自身意志对现实施加Impact,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3,

很多迹象表明,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

按照《连线》杂志的说法:2016年,扎克伯格做了一件事,调整了Facebook的股权结构,而调整内容之一,就是确保他可以竞选公职的同时,保留他在Facebook的权力。

第二,根据Politico的说法,扎克伯格的参选计划已露苗头。

线索是:他和妻子聘请了前民主党民调委员、前奥巴马总统顾问和希拉里2016年的总统竞选首席战略家乔尔.贝南森,作为他们联合慈善项目的顾问。

这对夫妻还请了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前参议员蒂姆·凯恩的通讯顾问艾米·达德利、以及指导小布什2004年连任竞选的肯·梅尔曼。

第三,扎克伯格宣布:他2017年的年度心愿,是拜访全美50个州,和每个州的领导人及选民会面。为了记录这次行程,他还聘请了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竞选时的摄影师查尔斯.奥曼尼。

甚至,扎克伯格在一个场合回答有关“无神论”的一个问题时,突然说:他已经放弃无神论,并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是明显的一个“政治上更谨慎的回答”。

4,

还有其它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心里逻辑。

企业家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Wealth-creating型的,也就是财富驱动型;另一种,则是Impact型的,通常胸怀天下,想帮助社会,纠正错误,或者扭转某种不公平,后者的企业家能量和技能为这些使命所驱使。

显然,扎克伯格是后者。

”他想成为皇帝”这句话在多年来认识他的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2012年Facebook上市的时候,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在那封信里,他开篇写道:

“其实Facebook最早不是作为一家公司而创立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即‘连接全世界’。”

换句话说:组建公司,不过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方式罢了。

坊间还流传有扎克伯格曾如何激励人的一些故事。

扎克伯格小时候迷恋文学,当其他孩子还只是“看”书时,他牢牢记住了很多细节。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个史诗通过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歌颂了英勇善战、为集体建立功勋的英雄故事。

2010年《华尔街日报》记述了Facebook的一次员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扎克伯格在Palo Alto的希尔顿酒店的潮湿地下室,对着数百名员工引用了电影《特洛伊》。当他讲述一个使者告诉阿基里斯,面对阿基里斯准备战斗的巨人撒撒罗尼亚人时,他是多么害怕。这个时候,扎克伯格对着他的员工们大声喊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记住你的名字!

据说多年来扎克伯格一直重复这一说法。当新员工问为什么要加入Facebook时,他告诉他们:“因为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坊间还传扎克伯格喜欢《埃涅伊德》,尤其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时间无所边界,伟大没有尽头。”

2015年底,一个新闻轰动了全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宣布将持有的Facebook股份的99%,全部捐出用于公益事业。当时,扎克伯格31岁。

2016年,扎克伯格夫妇再次宣布:未来10年,将通过两人的慈善组织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投入30亿美元,在旧金山创立一个生物中心,资助科学家们攻克世界上最主要的疾病。夫妻俩表示:想着手“未来100年攻克所有疾病”的伟大理想。

“扎克伯格有这样一种性格,不管他决定做什么,他都会把这件事做得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好。如果他想做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么他会在‘给人们最多的钱”方面,做成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NGO。只不过,碰巧扎克伯格干的事是造Facebook罢了。而事实上,Facebook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社交网络。”

Vanity Fair引用扎克伯格身边人的一段话说。

这个人还指出:Facebook不会是扎克伯格对社会的唯一贡献。“他有更大的计划。”

不过当舆论愈演愈烈之际,扎克伯格站出来说:他没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想法。

但是连扎克伯格自己,也没能阻止“扎克伯格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传闻。

人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罢了,不会有政客会提前声张自己要竞选总统的。

5,

这一切突然销声匿迹,是在2017年的年底。

除了扎克伯格公开否认外,这一年的夏天,在对Facebook“假新闻”的持续讨伐中,Facebook的危机达到高潮。

首先,Facebook正式确认俄罗斯势力曾在大选期间利用它干预美国大选。紧接着被曝:它有多达数千万的用户数据泄露,而数据使用方剑桥分析公司,与特朗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些人说:这些事和Facebook缺乏对人们隐私权的尊重,将会是扎克伯格竞选总统的最大失误。

我倒觉得,这一切,反而可能会让少年得志的扎克伯格更加成熟。

美国竞选总统的最低法定年龄是35岁。2020年,扎克伯格36岁。2024年,扎克伯格40岁。扎克伯格有的是时间。

或许有一天,扎克伯格真的会厌倦网络世界,而去尝试一些更”真实“的事;也或许,这些传闻真的不过全都是扯淡,只是刚好映射了一堆人的内心戏罢了。

但在这场很快就被人忘记的舆论大讨论中,我倒觉得,一个最有意思的看点是:

Vanity Fair专栏最后几段话所指出的那个方向:

”未来5-20年,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特朗普一直承诺要重振制造业的低技能部分,但他忽视了机器人、无人驾驶和算法,在未来几年内将征服数百万工作的现实。美国在很多方面面临挑战,自动化的崛起可能是最大的。这对政府的要求之一,就是学会适应这些变化,并为最脆弱的人制造安全网,但是特朗普似乎对这场危机无动于衷。在未来,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很容易受到黑客攻击,战争不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而会发生在软件和软件之间。来一个懂科技的总统,到时候了吗?“

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硅谷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呢?

美版滴滴空姐遇害案

5月滴滴空姐遇害案在国内引发很大讨论,我查了一下美国这边情况,想看看美国打车软件公司或者美国政府是怎么处理类似事件的。有些信息和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滴滴也好、Uber也好、Lyft也好,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在这个平台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过是人性的一种折射。反映的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人性,并不会因为这是个“新事物”而有什么不同。所以毫不奇怪,在美国,与打车软件讨论最多的,也是性侵和性骚扰问题。

实际上,当中国空姐遇害案讨论最激烈的时候,也是美国打车软件公司压力最大的时间点。

这是因为:5月,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了美国本土的一组调查数据:

CNN 对美国打车软件公司性暴力的调查很快到了立法者层面

相关数据如下:

在过去四年时间里,美国至少有103名Uber司机被指控对乘客进行性侵或性虐待;其中,至少有31名Uber司机被判有罪,罪名从强行接触、非法监禁乘客,到强奸罪不等,还有数十起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悬而未决。

另外,Lyft在美国本土运载规模较Uber要小,但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也有18个司机被指控犯有性侵和性虐待;其中,4名Lyft司机被判有罪。

报告显示的案件情况,也很让人感到害怕。

其中一起是这样的:事发地点在圣地亚哥。

一名女乘客坐上了一辆Uber车准备回家。当时,她喝得酩酊大醉,因为呕吐,中途不得不叫司机停下。之后,她在后车座晕倒,恢复知觉时,司机爬到了她身上。这个地方离女乘客家不远,后来她逃脱,并打了911。

根据警方之后出示的信息:这名司机今年54岁,家里电脑藏有强奸妇女和虐待青少年录像,这些录像里记录的事是他五年前犯下的罪行。去年11月,司机因为强奸Uber乘客被判80年徒刑,此外,他还有33项罪名,包括性侵至少9名其它妇女和儿童。根据CNN披露的信息:这名司机经常给受害者下药。

也就是说:这个司机其实是个连环强奸犯。

是吧,这样罪孽深重的人,Uber怎么会让他注册为司机的呢?

而报告显示的案件,除强奸外,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情况,包括司机用电子锁把乘客锁在车子里;殴打和强奸老年妇女;司机逼迫女乘客喝他的尿。


要注意的是:这些司机数据,还只是CNN对美国20个主要城市的警察局报告、联邦法院记录和县法院数据库调查获得的数据,并不是Uber或Lyft自己披露的数据。可想而知,如果是后者,这个数字肯定还要多。
关于这一点,中国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根据北京法官后来披露的说法:其它滴滴车主犯罪衍生的刑案数量远高于公众认知。司机杀人事件也不是第一次。车主与乘客因纠纷、口角引发的故意伤害罪案件属于车主涉刑中最高发罪名,出租车、专车、顺风车、代驾均有涉及。而因滴滴引发的强奸、猥亵案基数较大,手法多为通过搭载乘客(女)并在后续交往中实施侵害;但将犯罪行为限定为行驶途中后,案件数大幅减少,且多集中为顺风车车主。

接下来对打车软件运营平台施压的焦点方向上,两国出现了一些差异,也是我觉得最该警示的地方。

先说一个细节:在接收CNN调查的时候,有5名Uber司机指出:打车软件公司,并没有对他们做过任何有关禁止性骚扰的培训。随后,Uber说:2016年12月,他们已经更新标准,规定在使用平台时不许性接触。

但是,类似案件还在不断发生。

换句话说: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其实只是给人性的表演多提供了一个场所,并不能改变人性,犯罪这件事会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租车里、酒店,马路上,甚至熟人之间。实际上打车平台根本不具备能够保证你绝对安全的能力,尤其商业机构对成本压缩和逐利的本性(“司机”和“时间”对平台都是稀缺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最为重要的、识别哪些策略是最有效地能对性暴力进行预防的聚焦方向上,美国立法者的视角,提供了一些不太一样的角度。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很快,CNN的报告到了立法者的层面。

美国议员要求打车公司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其中一些,提得比较基本、普通,比如要求打车软件平台详细说明司机培训协议、性侵报告等;但也有一些提问,关注点富有启发。

比如,询问打车公司是否曾保留有被指控有性暴力或性歧视的司机记录?并且是否已经把这些司机信息公之于众(以免其它乘客遭遇类似境遇)?(“Do you make this information public to customers, who may hail a ride from one of these accused drivers?”)。换句话说,有这种记录的司机,就不要谈什么隐私了。

再比如,经常有司机同时为多家打车平台服务的情况,那么如果A平台上,有某司机存在性暴力或性歧视记录,这个A平台,是否会把这些有问题的司机信息共享给其它B、C、D打车平台?

反之,亦然。

你可以看到,在解决方案的方向性上,包含了很重要一点,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关于这一点,真是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这之后,事情的进展是Uber、Lyft等鸭梨山大(当时他们面临的情况,除了CNN调查报告引发的立法者提问外,还有一起由14名妇女联合发起的集体诉讼),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变更。

而这些政策变化里,也有一些对国内有借鉴意义,比如像下面这些,其实也是美国打车公司在CNN调查报告出来后的一些最重要政策变化:

第一,Uber和Lyft双双宣布:放弃事涉性暴力或性骚扰争议事件上的仲裁协议。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仲裁制度是指:有争议的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自愿把争议提交给第三者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作裁决,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仲裁通常是行业性的民间活动,但依法受国家监督。

在这以前,美国打车公司通常把该条款列为用户服务条款,也就是说:一旦用户成为打车平台用户,即默认出让其在公开法庭索赔打车平台的权利。但Uber和Lyft现在都更正了仲裁协议适用范围:凡是和性暴力或性虐待或性歧视有关的争议事件,当事人全部有权绕过打车平台,自行选择在公开法庭,或其它任何地点进行公开诉讼。

这是为避免打车平台天然具有自我保护而产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倾向,也意味:受害者将不再“被迫”在封闭环境下调解指控。

Uber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们不是说仲裁协议不好,实际上,它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有效适用形式,但是我们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性侵非常个人化也很难索赔(很难取证),另外很少有事情会像性侵这样,给受害者一种自己无法决定自己能做什么的可怕经历,所以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恢复‘幸存者’对自己的控制感,包括有权绕过平台进行公开讼诉。”

Uber总裁Dara Khosrowshahi谈到,打击性侵是目前Uber的新优先事项

第二,Uber和Lyft双双放弃保密协议。

即不会再要求性侵受害者在解决争端时签署保密协议。换句话说,受害者有权公开任何信息。

第三,两家公司都承诺发布“安全透明报告”,即向公众公开通报平台上有过多少和性暴力或性骚扰相关案件,并呼吁所有打车平台都这么做。同时,计划向其它平台共享这些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公布性侵案件数量,是一件”小事“吗?绝对不是。美国打车软件公司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广而告之,至少能加强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是的,打车软件并不安全,每个人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自我保护。

最后,滴滴空姐遇害案,滴滴作为一个运营平台方,遇到的可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是在识别哪些策略,是最有效地能对性暴力进行预防的聚焦方向上,以上是美国同行的一些做法:尤其在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这一点上,以及打车软件公司之间的行业信息共享。

希望有启发。

特斯拉完全错了吗?

今早,一名34岁男子的尸体和特斯拉Model S在水中被警察拉起,证实死者于周日驾驶特斯拉峡谷路转向时冲破围栏,冲入池塘死亡。目前不清楚事发时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是否开启。以下文章来自VC调查神器Pitchbook分析师Anthony Mirhaydari,其提出一个议题:监管机构会逼迫特斯拉在其车辆中禁用辅助驾驶系统吗? 

特斯拉的灾难还在继续,我不是说Model3的生产困境,也不是说它面临的收入要求,而是在讨论一个因果关系:特斯拉早期做出的尽快推出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的决策可能是致命的。这套系统依赖于驾驶员的责任心,并建立在一系列摄像头,而非更可靠但也更昂贵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上。

5月11日,又一起特斯拉Model S撞毁事件发生。这辆车在闯了红灯后,以每小时60英里速度撞向一辆救火车,撞车前,司机没有踩刹车。这和1月加州南部发生的撞车事件遥相呼应:当时,一辆Model S以每小时50多英里猛烈撞向一辆救火车。最近特斯拉高管离职不断,高级工程师处“休假”状态,伊隆.马斯克14日告诉员工:公司只是在重组中。

目前,已有四个联邦调查涉及特斯拉的车辆。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都在调查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的性能。而这套系统恰好是吸引人们购买特斯拉的关键特征,但已造成至少两个人丧生,正如特斯拉监管方面关键人物已经离开并加入竞争对手Waymo。

这一切都回到了马斯克和他的“现实扭曲力场”:为了做不可能的事——在这个案例里,是创办一家新汽车公司,把电动车带入主流,同时挑战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巨头——他需要大量资金和宣传。拥抱新的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从可笑的 Mode 到特殊设计的像隼翼一样的门。

而辅助驾驶Autopilot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特斯拉律师们的说法:这是用来“帮助”司机的,但经常被通勤者作为3级自治技术使用,他们把水瓶和橙子黏在方向盘上,诱骗电脑以为他们正聚焦驾驶。但就像《华尔街日报》援引几十年的研究所揭示的:依靠人类监控操作,并随时准备重新控制自动驾驶系统是最危险的。

因为人们很懒惰,而高速驾驶一路上很无聊。也因此,大部分的特斯拉竞争对手都跳过了3级自治技术,包括像福特、GM和沃尔沃,甚至直接从2级到4级。谷歌的Waymo一开始就专注于4和5级。通用汽车已经请求联邦政府调整机动车辆标准,这样它可以在没有方向盘或踏板的情况下,对其自动驾驶车辆进行测试。

我认为一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在升级,那就是:监管机构会逼迫特斯拉禁用辅助驾驶系统。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对特斯拉将是毁灭性打击,目前特斯拉资金支出很高,同时为避免另外融资,正急需利润和现金流,对市场需求及马斯克自动驾驶概念泡沫的打击,将危及所有一切。

但这是马斯克早期决策的一个后果,这个决策即是在辅助驾驶系统更具能力前就把它推向市场。按照瑞银集团估计:依靠摄像头和单一的前瞻性雷达,系统总成本是约5000美金。相比较,能识别更高分辨率物体的激光雷达,一个单一的装置,像Waymo小型货车顶部看到的,成本是7万美金。

马斯克的论点是:通过积累数百万英里的数据,特斯拉的摄像头和辅助驾驶系统背后的人工智能将能够更准确识别物体,模仿“被动视觉”系统的使用,并积累血肉司机的使用智慧,最终为自治4/5级自治铺平道路。特斯拉官网说:从其工厂出来的许多车“具备全自动驾驶能力所需要的硬件。”

据报道:为防止走神的司机使用Autopilot,曾有提议增加眼球追踪和方向盘传感器,但马斯克禁止了这一想法,因为他认为可能惹怒司机。总而言之,马斯克相信这个系统虽然问题很多,但如果被更广泛使用,将挽救生命。特斯拉在年初一起司机死亡事故后的博客中称:有其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武装的司机,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比不用该系统的司机要低3.7倍。

虽然有点不方便,但这难道不好吗?——保证司机绝对地专注驾驶,而不是让他们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2016 年,消费者报告督促特斯拉禁用辅助驾驶系统,警告它太快实施自治,会危害司机生活;德国监管者认为特斯拉把辅助驾驶系统描述成“Beta”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互联网的什么东西,而涉及安全,特斯拉自己的用户手册里则提示:在明亮灯光、褪色的车道标记和道路接缝处,Autopilot系统容易辨识不清。

由于利润动机和急于成为第一,我认为马斯克为司机提供了他们无法抗拒的诱惑。但也具有潜在的致命后果。

中国创业圈”年龄歧视“真实写照

红杉资本董事长 Michael Moritz 今年初在《金融时报》写专栏,称中国科技公司的“职业道德”远胜过美国竞争对手:高层经理上午 8 点左右开始工作,直到晚上 10 点才离开,其中大多数人是每周工作 6 天,而且很多其实是 7 天都这么做。今年初,雅虎酋长杨致远也谈到了中国科技界的 996 现象,称令人钦佩。以下文章来自 Bloomberg: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文为硅发布翻译简写。

年过三旬?在中国科技界,你已经太老了

2017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时间刚过 9 点,欧建新向妻子和两个子女道别,离开家去公司。他在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的深圳总部工作,任研究工程师。约一周前,欧建新被公司劝退,但管理层想找他再谈一谈。

“公司有内斗”,他曾这样告诉妻子:“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尚不清楚那天欧建新是否面见了管理层,外界只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到公司后去了研发园区他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从 26 楼跳楼身亡,年仅 42 岁。

事发四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在博客平台“美篇”上发文,写了丈夫的死和死亡情况。她在博客中说:中兴通讯拒绝给出欧建新被解雇的理由。据彭博社报道:当时彭博商业周刊记者试图与该公司联系,两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将博客撤下,她和中兴通讯的发言人都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然而,欧建新的故事却有自己的生命:事发后四个月里,阅读欧建新妻子的博客成为了一种“病毒现象”,美篇平台内容仅注册用户可见,站内博客浏览量超过 10 万,但通过口耳相传和媒体报道,故事到达率达到了百万级别。

中兴劝退欧建新的原因和他自杀动机依然无从知晓,但对谈论这个故事的网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几乎立刻,读者抓住了欧建新的年龄:42 岁。在中国,他可能会被认为太老而无法胜任工作。根据中国最大招聘网站“智联招聘”数据:四分之三的科技工作者年龄小于 30 岁,中国互联网多年来的焦虑在这一刻集体爆发,并被称为“ 30+ 的中年危机”。

Helen He 留着波波头,皮肤光泽,看上去与女大学生无异。她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招聘官,深知年龄的压力:她已经 38 岁,而老板让她不要招任何超过 35 岁的应聘者。

“多数 30 多岁的人已经结婚,而且必须照顾他们的家人——这导致他们难以专注于高强度的工作,“她也认为这是社会共识。但也许她已经料到:自己有一天要离职换工作时,也可能会面对同样情况:“如果一个 35 岁的应聘者不是来应聘“经理”的,招聘公司甚至都不会看他简历一眼。”

“理想化的年轻人”是美国科技产业的DNA。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是著名的大学辍学生,分别创办了:苹果、微软和 Facebook,而在这些公司文化里,充满了对权威的不信任。

自 2015 年以来,谷歌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应对一场与年龄相关的集体诉讼,而在 3 月,ProPublica 调查显示:过去五年中,IBM 在美国裁掉 20,000 名上了年纪的雇员,以“大幅增加 1980 年后出生的员工数量”。两家公司都表示:他们遵守了就业法。

而在中国,歧视的年龄边界甚至比美国还要年轻。

讽刺的是:中国大部分知名科技公司都由 30 岁以上的男性创办。雷军 40 岁时创办了小米,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预计今年上市,估值 800 亿美元。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时 34 岁,而李彦宏创建百度时 31 岁。腾讯的马化腾是个例外,创业时年仅 27。然而,互联网行业新一代创始人要年轻许多——滴滴出行的程维和今日头条的张一鸣,事业起步时也就 20 来岁。

科技行业的工作和职业运动员类似。

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对年长员工的压力,但在科技行业尤甚,狂热雇佣年轻人才,反映了中国渴望证明自己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已连续几十年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 2025 计划”把活跃度带到一个更高水平,科技行业也迫切需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中领先全球。

表面上看,欧建新的死与 2010 年和 2011 年富士康低薪工人自杀潮有相似之处,都可以被广泛归因于劳动滥用。然而,谈论和回应欧建新故事的人,在意的是事件揭露的另一个问题。

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里,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它海外竞争对手,而雇佣年轻员工,比雇佣经验丰富的人所花费成本更少。为应对激烈竞争,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常期望员工按所谓的 996 时间表工作: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节假日照常。前文提到的 He 女招聘官曾在知乎写过一篇文章,讲人过了 30 岁后,很难从熬夜中恢复过来,生活重点从工作转向家庭,加班加点成为更大的负担。“在人力资源方面”,她写道:“我发现,刚到 30 岁中年危机就已经开始了”。

在智联招聘,数以万计的招聘信息都要求 35 岁以下的应聘者:京东招聘高级经理,要求有硕士学位;携程招聘销售,要求年龄在 20-28 岁间(京东称,其严格禁止基于年龄或性别的招聘限制,携程拒绝评论)。北京一家技术初创公司最近招聘前端开发人员,招聘公告中表示:该公司愿放宽对教育程度的要求,但限制年龄;大学学位不是招聘必须的,但如果你超过 30 岁,就别再来应聘。

“在科技行业工作,就像是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曾投资小米和 Twitter 的企业家、天使投资人 Robin Chan 说:“你在 20-40 岁时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爬到行业上游,成为佼佼者。之后,你可以去干点儿别的,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中国的国家法律禁止基于性别、宗教和残疾的歧视,但基于年龄拒绝聘用某人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年龄原因被解雇的人,很少向律师寻求帮助”,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社会活动家和访问学者 Lu Jun 说,他曾成功争取禁止中国雇主歧视乙肝携带者的立法,而在这之前,歧视很常见。

由于没有诉讼的法律依据,很少有人采取行动,但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对雇主施加压力。2011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其网站上发布招聘公告,要求应聘者年龄在 28 岁以下。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就此事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媒体进行了报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实此事后,这条招聘信息被删除。

公共机构在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上功不可没,因为经常被私企当作学习的例子。Lu 说,这会造成涓滴效应。去年秋天,在欧建新的故事开始流传前不久,人权律师 Zhang Keke 听到几位同事谈论,深圳检察官办公室职员的职位要求,年龄上限为 28 岁。“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已经足够开放,我不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他说。中国第五大城市深圳被誉为是全国的硅谷——中兴、腾讯和华为总部都在那里,各方面也更为开放。

张因涉及有争议的案件闻名,两年前创立公益律师网络,负责处理歧视案件。他将深圳招聘信息发送到他的网络上,最终召集了一个由八名律师组成的小组,向深圳检察官办公室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他们通过考试方式取代年龄限制。

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以“对抗”的方式,来回应与年龄相关的招聘压力。

有些人说,这个系统教会他们比 30 多岁的同龄人更努力工作。成都诺基亚公司 33 岁的刘怀义,感觉在这个公司 IT 部门里,他的价值被缩小了,但这“促使我改变和提高技能,以能够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说:“我不认为 35 岁后就找不到工作,IT 业的人都必须不断学习跟上。”经过八个月努力,他被跨国医疗保健公司的一个 IT 职位聘用,这个岗位能提供给他更多工作保障。

顶尖技术人才的竞争,促使产生更高薪水同时,也放宽了对诸如 AI 和机器学习等复杂领域技术人员的年龄要求,这往往需要高级学位。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数据:中国人口中有 47% 的人口年龄超过 40 岁,20 年前这一比例为 30%。而这一数字,到 2030 年预计将上升到 55%。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去年中国出生人数是 1720 万,而 2016 年是 1850 万。

技术招聘人员 He 仍然希望年龄歧视在中国能最终消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更少的年轻候选人可供选择。”她说:“如果你没有更多的年轻员工,你将别无选择。”

就目前而言,她正为有朝一日自己的年龄会对不上自己的工作而准备。她在上海有两套房子,第二套已经租给别人,以获得额外现金,但她也梦想写一本书,并正致力于作为一个作家和在线影响力作者的职业生涯。她开了一个微信号,读者如果喜欢她的文章,可以给她小费。她在 4 月还发布了一本电子书,介绍公司可以如何用微信接触求职者。

她建议其他人也照着做。“我们担心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失去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如何支持自己的家庭,并过上体面生活?”她问:“我们得现在就开始做点什么。” 

高盛开始做比特币业务了?

据《纽约时报》消息:与大多数银行远离被丑闻污染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不同,金融业最具传奇色彩的名字,高盛,正计划在华尔街银行设立第一个比特币交易业务。 

几年前,比特币被认为是“荒谬”的,高盛提出过比特币交易的建议,但被同行耻笑。

而过去两年,全球越来越多对冲基金和大型投资者对虚拟货币产生兴趣,像科技公司 Square,已开始向客户提供比特币服务,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则于去年 12 月允许客户买卖比特币期货合约。

高盛负责该业务的人是 Rana Yared。她指出,通过大量研究,高盛的结论是:比特币不是欺诈,没有货币特征,不过由于数量有限,在一个复杂的虚拟系统中“被挖掘”,许多客户希望把它作为一种类似黄金的有价值的商品。

高盛认为:当客户说想持有比特币或比特币期货,因为觉得它是一种储存价值的媒介时,高盛与其客户产生共鸣。

Rana Yared 还透露:高盛已经收到对冲基金的询盘,还有捐赠基金和基金会,他们从比特币百万富翁那里获得虚拟货币捐赠,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处理,高盛最终决定买卖比特币。

Yared 称:团队成员绝非加密货币的粉丝,都抱着谨慎和质疑态度调研。“加密货币的风险高于一般金融产品,但我们认为也并非不可捉摸”。

直到现在比特币仍充满争议,如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称其是“欺诈”

值得注意的是:高盛不会交易实际比特币,仅仅建立加密货币投资者和主流金融体系间的桥梁,而不是做市商。也就是说,它以代理人身份行事,任中间人。高盛用自己资金,通过 Cboe Global Markets 和 CME 集团交易所提供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为客户提供比特币投资,属于一种金融衍生品,仅限于大型机构投资者。

进一步拿到监管许可后,高盛会设计更多灵活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直接面向客户。

两周前,高盛第一个数字资产交易员已经加入,名叫 Justin Schmidt,现年 38 岁,曾是对冲基金电子交易员。Schmidt 会被先安置在高盛的外币办公室,因为高盛认为比特币交易与新兴市场的货币走势最相似。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于不阻碍创新,没有提供有关加密货币金融产品安全与否的指导。但机构投资者和卖方银行介入越深,监管进度和法规出台就越快。

相关行业人员指出:高盛试水,其他银行也许会跟随。“加密货币资产被机构接受仅仅是个开始,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影响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如经纪人、存款信托和结算公司等私人的、中介性质的服务”。

Uber确定无人车死亡事故原因:或与自动驾驶系统软件有关

据美国付费阅读媒体 The Information 援引知情人士报道:Uber 公司内部已基本确定,3 月时候发生的 Uber 无人车撞死行人事件,可能与 Uber 自动驾驶系统中负责决定如何对传感器检测到的物体做出反应的软件有关。

3 月 18 日,无人驾驶史上发生悲惨一幕。

一名 49 岁的女行人在购物后推着自行车横穿过三个车道。黑暗中,一辆正在行驶的 Uber 无人车开过来,车上搭载了昂贵的激光雷达、雷达和摄像头,理论上能覆盖车身周围 360 度。然而它没有反应,连基础的减速行为都没有,而是直直以每小时 40 英里原速撞向行人,行人死亡。

(当时,Uber 车里实际上还有一位辅助驾驶者。当行人出现在视野,理论上这位辅助驾驶者应该紧急制动,但据传这位人类司机在事故发生前几秒时正低头看手机)

该事件随即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

“感知”软件正常

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当时,Uber 无人车的传感器检测到了一个正和自行车一起过马路的行人,但 Uber 的软件决定不马上做出反应。

这是软件被调整的结果。

与其它自动驾驶车辆系统一样,Uber 的软件也有能力对“假阳性”进行忽略,比如当它判断道路上的物体不会对车造成问题时,像检测到塑料袋漂浮在空中等诸如此类。

而在这个具体案例里,Uber 的高管相信:为对上述这些假阳性的目标对象反应更少,公司的自动驾驶系统被调整了,但调整太过,而且车的反应不够快。

在调查中,Uber 发现车的“感知”软件可能工作正常,这部分负责结合车的摄像头、激光雷达和雷达收集到的数据来识别并“标记”它周围物体。换句话说:软件被认为已经看到目标对象,问题出在了后面的“决策”和”控制”上。

另外一个原因

但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还有一个原因导致 Uber 做出系统调整,从而造成系统对汽车周围物体不够“敏感”,那就是——Uber 试图让自动驾驶车坐起来更舒服。

The Information 称:与 Uber 相比,坐过 Waymo 和 Cruise(已经由 GM 收购) 的人都说:即便没危险,这些车也会时不时突然刹车。这是车对“假阳性”的反应结果。比如当传感器认为它看到了一个移动物体,但其实这个物体不是真正存在的目标对象;或传感器把可能不会成为问题的目标对象看成了问题。

但 Uber 认为:对一个自动驾驶车的原型来说,不断踩刹车并停下来也是危险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Uber 自己内部的初步结论,而 Uber 还在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联合研究无人车撞死行人事故中的自动驾驶系统,预计以后由 NTSB 发布的最终报告会更全面。而 Uber 的研究结果也可能对整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止,大家都在猜测:引发这起事故的原因或者说问题是否也可能适用于自己,而像 NVIDIA 和丰田这样的开发商,甚至在事故发生后已暂停自动驾驶汽车原型的测试。 iority51

贸易战下ARM中国成立合资公司,预计2021年A股上市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软银已将旗下子公司 ARM 的中国业务以合资方式重组,合资公司名为 “ARM mini China”,其中中国投资者持有 51% 股份,ARM 则持有剩余的 49%。合资公司计划 2021 年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日媒称,合资公司的建立标志着北京方面的突破,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芯片产业的紧迫局面。

合资公司将接管 ARM 中国核心业务

ARM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芯片技术提供商之一,其芯片设计图被广泛用于全球约 90% 移动设备,包括苹果、三星电子、华为、高通、联发科等公司,都需要从 ARM 处授权技术开发相关产品的芯片组。而开发商出售芯片时,还需要支付版税给 ARM。

据 ARM 披露的数据:2017 年,有约 200 亿个芯片使用了 ARM 的知识产权。

而 ARM 从没披露过中国市场的财务数字,但据一些分析师分析;中国大概占 ARM 收入的 25%。ARM  相关人员称:中国市场增速比其他任何市场都要快,预计五年内中国市场或成为 ARM 最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的 ARM 中国合资公司将接管 ARM 中国合作伙伴的所有许可和特许权使用业务。

而 ARM 执行副总裁 Rene Haas 称:这个合资公司,也将是 ARM 第一家有涉及技术转让的公司。

“中国希望确保技术来源,特别是涉及一些未来将进入政府,或安全用途的技术敏感型芯片,”中国芯片产业的一位高管称:ARM 合资公司结构完成后:“中国将不需要担心其他国家是否会像美国一样对 ARM 进行施压,包括像减少对中国企业的支持等类似的果。”

预计 2021 年国内市场上市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新合资公司中,占股 51% 的中国投资者包括有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

而成立于 2017 年、由 ARM 与厚朴投资共同管理的厚安创新基金(HOPU-ARM Innovation Fund),将是该合资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

这支基金投资者包括: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丝绸之路基金、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深圳国有集团、深业集团、厚朴投资管理。其中,厚朴投资管理由方风雷创立,这是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

《日经亚洲评论》称:ARM mini China 预计 2021 年在 A 股上市,中国监管机构很可能会快速批准其 IPO 申请。

另一方面 ARM 也有焦灼之处:自美国禁售中兴后,三星、谷歌、高通等企业都宣布开展芯片研发设计,ARM 地位受到威胁。它需要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将自己移动芯片构架拓展到更多新领域中——比如物联网设施。

软银 2016 年以 320 亿美元收购 ARM 后,孙正义曾表示:随着未来几年内物联网爆发,市场对 ARM 芯片的需求将同步增长,ARM 将藉此跻身全球最大科技公司行列。

Spotify背后的天才:“我经常对事情的难度没有概念”

这是关于一个人改变了一个行业的故事。

成功的创业故事都是相似的:一个对危险或者”难的事情”,没有太多概念的无知无畏者;一个等待了很久的伯乐,还有很多很多的运气和耐心。

在 Spotify 的故事里:它是瑞典一个年仅 23 岁的少年,1983 年出生,天赋是音乐和编程,看上去整个人运气好到爆,13 岁时月收入已经过 5 万,加入和组建的公司总旋风般被收购;而他的伯乐,是数字音乐革命先驱 Napster 创造者,为 Spotify 这个产品等了十年,他也是扎克伯格的伯乐,是第一个发现 Facebook 和扎克伯格的人,他就是——肖恩.帕克。

中学时月收入已经过 5 万美金

1983 年 2 月,丹尼尔·艾克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工薪家庭,外公是歌剧演员,外婆是爵士乐小提琴师。4 岁的时候,他得到人生第一把吉他,从此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5 岁,丹尼尔从搞 IT 的继父那里获得一台 Commodore 20。在打穿了 200 多款游戏后,他觉得很无聊,找了本书,开始学写游戏。“我觉得那不是多难的事,”他说,音乐和编程对他都很简单。

13 岁那年,他第一次创业。在自家电脑上倒腾很多时间后,开始有人找他做网站。起初,他收费 100 美金,第二次他把价格提高到了 200,一年过去后,他把价格提高到 5000 美金。等到他一个月挣 5 万美金时,他父母突然发现家里多出了一个大电视机。

为业务扩张,他还开始建立自己的“童工工厂”——丹尼尔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建网站上,然后,用游戏机贿赂同学,让他们用学校计算机为他工作、替他考试,甚至还有不同“助理”替他打点公司。

丹尼尔手下长期有 20 来个程序员为他干活,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他喜欢边听音乐边敲代码,感觉累时就组乐队玩——他会演奏吉他、贝斯、鼓乐、钢琴和口琴。

16 岁时,税务机关找到他要求缴清税收,这时,他父母才发现儿子收入已经超过全家,甚至还可以多雇一个保姆。

高中毕业,丹尼尔进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八个礼拜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第一学年的学习重点“理论数学”不感兴趣,于是选择辍学。

丹尼尔痴迷谷歌,曾向谷歌申请工程师,却收到回复——“把学位读完再来吧。”正处叛逆之年的丹尼尔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搜索引擎与谷歌竞争:”我以为很容易,但事实证明:这真的太难太难了。”

“我总是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丹尼尔说:“我总是天真地认为事情会解决的,我不完全明白事情有多难。”

23 岁成为百万富翁

2005 年,eBay 收购欧洲公司 Skype,欧洲市场的并购活跃度被打开,丹尼尔所在或组建的公司,几个月内都被收购了。

这包括他离开校园后加入的一家名为 Tradera 的电商网站,这个网站后来卖给了 eBay;他还创建了一家在线营销公司 Advertigo,后来,一家名为 TradeDoubler AB 的斯德哥尔摩网络广告商找到他,以 125 万美元收购了 Advertigo。

23 岁的丹尼尔轻松成为百万富翁,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买了一套三居室房子、一辆红色法拉利,带着香槟出入高级会所,到处约漂亮姑娘。

但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丹尼尔常常感到失落、矛盾、空虚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想成为谁。

“我一直想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这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没有人会教你在财务独立后该做什么。我感觉周围的朋友、姑娘在利用我,他们很开心,但我不开心”。

丹尼尔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

他卖掉法拉利,冬天躲到森林里,或父母家附近的小屋中,像个僧侣一样活着,弹吉他,冥想。

丹尼尔习惯于定五年计划,“我总是每隔几年,改变一下自己想法,以观察自己是不是喜欢手头的工作。我喜欢思考,如果从人生中抽出五年,我想做什么呢?”他意识到:钱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他的挚爱,从始至终都是音乐和技术。

“我并不把它们看做工作,总是能玩得很开心,但同时希望,我的作为能影响世界”。丹尼尔说。

痴迷 Napster

数字化对音乐行业的大革命,其实是从 P2P 文件共享平台 Napster 开始的。

Napster 巅峰时期有用户 8000 万,尽管只活了三年,但在它的残骸之上,Kazaa、Grokster、Morpheus 和 Limewire 等无数平台涌现,至今,Napster 仍阴魂不散——没有人能告倒所有的 P2P 公司,因为没有办法阻止用户自发分享。

丹尼尔十分迷恋 Napster,“它重塑了我的音乐教育,我现在喜爱的乐队——披头士和 Led Zepplin 及大量 70-80 年代乐队,几乎都是在 Napster 上发现的。”

他谈到 Napster 时,认为——“Napster 本质上,对消费者和文化是有益的”。

但 Napster 被围剿后,顽固抵制变革的音乐行业仍难消解数字化革命。1999 年,实体唱片尚有 238 亿收入,而到 2016 年,数字+实体 CD 收入仅为 130 亿。CD 的销售和购买受存储空间、版权、平台的重重限制,也反过来削弱了艺术家的利润空间。“音乐的守门人”,从广播电台到 MTV,都越来越难满足公众的多元化需求。

换句话说:一方面是音乐过剩,一方面是体验受限。音乐产业一直在等待一位救世主,但它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的 iTunes 是剂不错的解药,但同样有毒。

iTunes 把 CD 销售碎片化,长期看是拆东墙、补西墙策略,更何况,每首明码标价的歌曲,都存在一个“我喜欢、但不足以购买”的区间,且 iTunes 无法在 iOS 的体外生存。

丹尼尔是乔布斯的忠实信徒。他常常阅读乔帮主传记,把办公室装修成皮克斯风格,但他不认可乔布斯对音乐流媒体模式的嘲讽,“乔布斯很出色,但也时常做出错误判断,”丹尼尔说。

丹尼尔的产品观非常乌托邦,他希望构建一个比 Napster 和 iTunes 更好的应用,同时具谷歌和 Facebook 基因:深度且社交化。在这个应用里,你可以听任何你想听的歌,可以随意分享,最最重要的,用户体验——你将听到熟悉,听到惊喜,听到一个 更广阔 的音乐世界。

顺便,如果可能的话,救一把音乐行业。

创办 Spotify

如果音乐和编程才是丹尼尔挚爱(而不是钱),那么他该做一份什么样的事业呢?

有意思的是:丹尼尔当时老板、42 岁的马丁.洛伦松和丹尼尔一样,也有着甜蜜的烦恼——公司上市后,获益 7000 万美元,但马丁远离管理层,深居简出,家当只有一张床垫和一把宜家椅子。

两个人的境况相似:一不缺钱,二不关心钱,但仍然希望创业。

他们经常一起看《教父》三部曲、《情枭的黎明》等黑帮电影,谈论音乐与艺术。

马丁后来成为 Spotify 联合创始人,还引荐了日后在 Spotify 立下汗马功劳的天才程序员——路德维希.斯特里格斯。这个人,构建了 P2P 文件分享软件 uTorrent(丹尼尔短暂担任过 uTorrent 的 CEO,这家公司后来被 BitTorrent 收购)。

2006 年,丹尼尔和马丁把自己的钱投入到创业,用 Spotify 这个名字注册了公司,Spotify=帮助用户“spot”(寻找)和 “identify”(发现)自己喜欢的歌曲。

路德维希则根据苹果 iTunes 界面,和丹尼尔的三星平板电视的平滑黑风格,基于广告模式,开发了 Spotify 第一个产品原型,依靠流媒体技术和与唱片公司签订许可协议,来避免盗版方面的法律问题。

前两年,公司都在打造产品,一分钱都没有融,丹尼尔几乎堵上全部家当。由于拿不到音乐版权和许可证,丹尼尔甚至把盗版音乐灌入 Spotify,拿去给投资人展示。丹尼尔常开玩笑说:那段时间急得头发都掉光了。

而因为缺少风投,两位创始人马丁和丹尼尔只能源源不断地为 Spotify 提供前期资金。

重要人物的出现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他是第一个发现扎克伯格并帮助扎克伯格拿到第一笔投资的人,他叫——肖恩.帕克。没错,也就是那个 Napster 的创始人。

丹尼尔的耐心,得到了肖恩的关注。2009 年,这位因制作 Napster 而成为音乐行业公敌的人发现几位年轻人正在完成 Napster 未竟的使命。

他很快给丹尼尔写了一封“情书”,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iTunes 扼杀了音乐市场的创新,而去中心化的 P2P、音乐订阅(Rhapsody、Pandora 及后续的 Rdio、MOG 和 Turntable 等),连优秀产品的门槛都摸不着。投资人对流媒体糟糕的现状难咎其责。Napster 后,我等了十年,才看到与之比肩的产品——你们的设计“快速、便捷、优雅、干净、广阔”,仅仅在社交功能上还不够完善,我可以帮你们来迭代进化”。

2010 年,肖恩通过 Funders Fund 投了 Spotify 1500 万美元,作为 Spotify 粉丝和投资者,他坚信:“Spotify 在与盗版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肖恩在 Spotify 的全球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代表公司董事会和 Warner、 Universal、EMI 和索尼进行版权谈判——这是 Spotify 梦寐以求的生产线。唱片公司的加入很快造成“杠杆效应”,Spotify 成为世界上最大音乐库,音乐人也更倾向于加入平台。

另一方面,肖恩还把丹尼尔引荐给了扎克伯格,Spotify 实现了音乐媒体的社交化。

2011 年 7 月,Spotify 登录美国,并成功嫁接到 Facebook 上(允许用户分享自己的 Spotify 播放列表),实现病毒式增长。音乐的分享,加速了付费用户的增长。扎克伯格称:“丹尼尔看到了在任何人面前播放音乐的机会。”他本人也十分喜欢 Spotify。

在肖恩帮助下,Spotify 的商业模式也逐渐成型,音乐产业的大部分传统限制,逐渐被 Spotify 的方便易用所取代,而版权和授权如同源头活水不断丰富 Spotify 的曲库,形成一个丰裕的长尾。

丹尼尔喜欢用“无摩擦”形容 Spotify,“数字服务正在变得更即时、无缝……在 Twitter 上信息的半衰期很短,但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首歌,却与你今天的心情完美契合”。

免费模式催化了用户分享和增长,用户有 6 个月的时间沉迷在音乐的海洋中,然后,是时间和曲目限制——以激活付费。

丹尼尔认为:音乐产业在经历销售低估后,正驶向一个黄金时代。Spotify 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可以增加 CD 销量,卖出更多演唱会门票。Spotify 将增长放在盈利前,某种程度上补贴了音乐行业,从 2008 年以来,其 70% 营收,都返还给音乐行业。不少质疑 Spotify 模式的音乐人,如 Taylor Swift,最终选择回归 Spotify。

2017 年,丹尼尔替代 Universal 音乐集团 CEO 被 Billboard 评为音乐业最具影响力人物,“音乐行业收入的重新增长都要归功于这个人”。Ed Sheeran 称:自己是丹尼尔的粉丝。

2016 年丹尼尔结婚,Bruno Mars 在婚礼上表演,Chris Rock 主持,扎克伯格、肖恩.帕克等悉数到场。

到 2018 年 Spotify 预计收入将增长 30%,付费用户增长 36%。出于巨大用户基数和极高口碑,Spotify 选择跳过投行发行,直接上市(详见硅发布报道《为什么说 Spotify 上市如此重要?》)。

Spotify 将拥有双层结构,两位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持股约 9.3%,马丁持股约 12.4%。两人加起来,拥有 80.4% 的投票控制权。而迎接两位掌舵人的,将是巨头林立的市场。 \lsdqf

YC孵化器要杀入中国了吗?

硅谷著名孵化器 YC 前几日宣布:将在 5 月 19 日清华大学,举办 YC “创业学校-北京”活动。这被美国媒体视为是:YC 在中国的第一次官方活动,也是 YC 孵化器首次正式进入中国。

YC 此行目的有两个:“我们将在北京举办创业学校,以与中国当地企业家见面,并开始就 YC 能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对话”;第二,找到中国创业公司加入 YC 在硅谷的核心组合计划。

换句话说:短期内 YC 孵化器对中国市场的规划是——带优秀的中国创业公司去硅谷,成为 YC 学员;开始在中国落地“创业学校”影响力,把 YC 品牌拓展至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4 年 YC 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把孵化器交给比他小了整整 20 岁的萨姆·阿尔特曼,YC 发展进入下一阶段。简单讲:如果说 2014 年前的 YC 还略显书呆子气,那么由阿尔特曼领导的 YC 则更具野心和进攻性(详见硅发布报道《这小子正和马斯克一起拯救世界,顺便统治硅谷》),表现之一,就在对 YC 影响力的大幅规模化上。

实际上,早在阿尔特曼 2016 年的工作目标里就有——“把 YC 开到中国去”——这一条。

不过这一切没有实现,外人仅看到:

但以上这些接触,都称不上是“正式”,因为任何中国公司想真正进入 YC,都必须与美国创业公司一起,申请一年两期的创业学校。

这个申请有多难?作为“创业者的哈佛”,YC 每年会从几千封申请中,淘汰掉九成,然后筛选出 500 来家企业集中面试;最后,只有 40-50 创业公司能进入训练营。中国第一家申请成功的创业公司 Strikingly 曾分享过他们经验:

“YC 著名的 10 分钟面试,其实就是个小型路演,产品构建和创新性都要足够抓人,回答必须精简凝练——每个答案在 15 秒之内,同时创始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必须无懈可击。”

而近年,YC 在努力推动美国地区之外的创业公司发展,足迹遍布印度、东南亚与非洲,但中国公司比例仍然偏低。

根据 YC 自己的数据:

从 YC 毕业的近 1400 家公司里,中国公司不到 10 家,包括 branch8(香港)、渡鸦科技(Project Flow)、TeamNote 及 Grub Market 等。

“中国人才济济,近年新晋独角兽涌现,却难进入 YC 视野,这对双方都是遗憾。”YC 合伙人 Eric Migicovsky 称,其甚至意识到:YC 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机有点晚。

“在北京举办活动,及与遇到的中国创业者交流,将帮助我们了解规划未来战略需要的信息,”Migicovsky 称:”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中国创业公司加入我们在硅谷的核心计划。”

据媒体披露:YC 现任总裁萨姆·阿尔特曼也将出现在 YC 清华大学活动现场。

中国政府反击美国封杀中兴, 邀请海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巨额芯片基金

据路透社昨日消息:中国政府已向海外投资者释放——“欢迎投资中国最高级别国家半导体基金”的消息。

这一突然发布的消息,被视为是中国政府为减少芯片进口依赖,或更具野心的——希望成为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级玩家,及针对美国封杀中兴事件的一个有力反击。

中国欲吸引外资来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芯片产业

此前,为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一个亿万美金规模的国家级半导体基金,目标是募集 2000 亿人民币(317 亿美金),以支持从处理器设计到设备制造商的国内企业。

而突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官员这周表示:“国家 IC 基金的第二阶段仍在筹资,我们欢迎海外企业参与换句话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现在可以吸收外资了。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电子信息市场,我们将继续以‘创新’和‘国际合作’方式前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官员称:“我们将推动关键技术的更快突破。

据路透社引用该官员之前的话,——“尽管目前这支基金投的主要还是本土项目,但接下来也会向中国本土的外国半导体公司开放投资机会。”

美国封杀中兴事件已经迫切提醒北京要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这支“大基金”之前的计划,在还没有释放将吸收海外投资者消息前——超过 10 年时间、掏出 1500 亿美金,实现在芯片设计与制造的领先地位——其实已经让美国一些官员感到头痛,警告称其或会损害美国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