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第三波浪潮, 硅谷出局了?

这两年中国互联网圈子一直在讨论用户下沉和产业下沉。但其实,美国互联网圈子也在讨论“变化”,因为他们也在变,而且变得很厉害。全球似乎正进入到第三波互联网浪潮中,而这一波的特征,与前两波完全不同。

这是美国著名投资者和企业家Steve Case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我刚刚看完他和亿万富翁Mark Cuban的一个访谈,真是有趣,两个美国投资者在讨论的问题,中国大地上也在发生。我将先抛出Steve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

“现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波浪潮,监管和政策将变得更重要。并且,你需要有不同的心态,因为你的整个‘伙伴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中国为例。

前两天,我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电话。他以前在互联网圈子,现在到了医疗科技。他和我说:“以前都看美国,因为互联网项目可以抄啊。现在呢?比如说我在美国做医疗的朋友想来中国,可是一看,全不能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政策完全不同。

另一些案例是:那些从科技切入到造车或医疗领域的企业家。容易吗?真不容易,因为整个伙伴关系变了,你得与以前圈子完全不一样的人打交道,并用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去沟通协调。

而这也就决定了:硅谷信念的无效。

因为硅谷的信念,本质上是认为:无知是一种竞争优势,天真是一种竞争优势。就像当年的PayPal,几个大男人,对信用卡行业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带来了新的想法。可是,如果你对医疗一无所知,你能获得你想要的伙伴关系吗?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堆的监管问题。

这就是第三波互联网浪潮的两个最大特征:监管和政策,以及心态和伙伴关系。还有Steve的另一个结论:

硅谷,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下面让我们开始,来看看Steve Case思想框架中的这三波浪潮。

(一)

第一波,发生在1985-1999年间。这一波的主题是:建立网络世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随后的15年(2000-2015),整个美国互联网圈子就在干一件事——“连接”:把所有人连到网上;把所有人连起来;以及,把所有人连到任何地方。软件和App,是第二波的主题。

这个时期,主角是谷歌(连接信息)、亚马逊和eBay(连接物品)、Facebook(连接人)。不久之后,苹果推出iPhone,谷歌推出安卓,当每个人的口袋都有了超级电脑,移动经济爆发了,全世界有了数百万个App。而这些融合,都加强了第二波浪潮。

2014年底,硅谷顶级早期投资机构之一Andreessen Horowitz发布一份PPT,标题是“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而在PPT里,紧接着这句话的下一句是:Tech outgrows the tech industry。A16z指出:软件正在吃掉全世界,科技业自身,已经容纳不了技术发展的张力。

第三波浪潮随后应运而生,创新开始“螺旋式下沉”。

(二)

与腾讯提出产业互联网十分相似,自2016年开始的这一波,美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挑战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行业,包括:交通、医疗、教育、食品等等。

这一波的主题,是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另外,“互联网公司”也不再是其中唯一玩家。实际上,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很多产品都需要“互联网化”,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由互联网所定义。

Steve用四个关键性指标,对这三波浪潮进行了非常直观的对比。请看下图:

关键硬件?

  • 第一波:PC
  • 第二波:智能手机
  • 第三波:传感器

核心风险?

  • 第一波:技术
  • 第二波:市场
  • 第三波:伙伴关系和政策

驱动力?

  • 第一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 第二波:人才、产品、平台
  • 第三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三)

但对投资者来说,更具价值的对比,是在对主要公司地理位置的分布对比上。

因为它将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第三波浪潮中,找到未来10-20年回报最大的一些投资”?

有意思的是,和大部分人的认知不同:硅谷,其实不是美国第一波浪潮的中心。

PC和网络早期的硅谷,实际上只真正拥有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而其它的公司,像微软,在Albuquerque(后来才搬到西雅图);IBM的PC业务,在Boca Raton;AOL在华盛顿DC;Sprint在堪萨斯城;大调制公司Hayes在亚特兰大;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等。

硅谷实际上是在第二波——“软件和App”浪潮时,才真正崛起,并达到了支配性地位。

“在第一波浪潮中,硅谷不是。我相信在第三波中,硅谷也不会是中心。”Steve说。因为:

第三波所需要的垂直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人(伙伴关系),不在硅谷。比如医疗保健,斯坦福大学当然很棒,但是,德克萨斯州的MD安德森研究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诊所,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是美国的医疗中心。而农业科技方面,大公司是孟山都公司,其总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圣路易斯。

甚至像Uber,其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研究和技术,大部分也在匹兹堡完成。Magic Leap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想用人人都可以轻便佩戴的AR眼镜干掉智能手机,它从阿里巴巴、谷歌等各大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处募集了20多亿美金。它在佛罗里达州。

这就是Steve理论体系里的“其余部分的崛起”。他认为:这种势头,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增强。

(四)

不过,尽管Steve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但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是这样“分布式”存在的。

实际上:2018年,整个美国75%的风险资金,都只流向了三个州: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其它47个州,瓜分剩下的25%。

以及:前三个州拿到的75%,又大部分都流向了加州。实际上2018年,一个加州,拿到了全美国50%以上的风险资本,而其中的80%,又都流向了“北加州”。

美国的风险资金和企业家精神,高度集中在硅谷。

这就让”其余部分的崛起“成为了难题,因为:第一,如何确保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提升企业家精神?第二,如何给到各地企业家风险资金支持?

(五)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也是在2016年左右,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张。

(我相信,后台很多投资者朋友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个趋势,因为我去年回国时,不少朋友和我讲到了他们的影响力投资项目)。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投资类型,旨在产生特定的有益于社会或环境及经济上的收益。是社会责任投资(SRI)的一个子集。

一般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只关注利润,如果把社会福祉也加进来,可能会导致业绩不理想。但影响力投资改变了这种观点。

这部分,要归因于“千禧一代”投资者(1982-2000出生)的投资偏好。这代人作为投资者,与其他年龄段的投资者相比,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决策来创造积极的社会变革。甚至作为员工时,这代人也是,会为所工作公司的影响力积极工作,并将投资,视为展示他/她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影响力投资被证明有效。沃顿商学院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评估了53家私募股权基金,发现:影响力基金能够成功实现与目标回报一致的退出。

“第三波浪潮和影响力投资不是同一现象。但它们在时间上差不多,并且相互加强。”Steve说:“实际上,第三波浪潮里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就是影响力投资为何会从边缘创意,慢慢转为全球性趋势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影响力投资案例:

两位创始人,看到了改变向公立学校提供食物制度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些学校的孩子,食品统一从一家大公司处采购,但这些孩子已经成为美国儿童肥胖率最高的一代。整整一代人,在年龄已经足够大,无法为自己做出健康的选择之前,就走上了慢性病的道路。这是一场肥胖危机。

为此,两位创始人开办了一家学校餐饮公司,相信通过技术,可能给孩子们提供他们负担得起、同时又真正喜欢的食品。他们也相信,可以通过再把食物分发到杂货店,来扩大对财务的承诺。

这个案例符合第三波浪潮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如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以及,非常不同领域的伙伴关系,也包括:与政府的关系。

事实上Steve认为,政府会在第三波浪潮里扮演非常重要的两个角色:第一,作为监管机构;第二,作为创新公司们的客户。

一项预测表明:到2020年,影响力投资可能会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那么一个问题来了:这三大趋势的融合——第三波浪潮、其余部分的崛起,以及影响力投资,会出现一些能产生“超级结果”的机会吗?

(六)

毫无疑问,硅谷将继续成为美国最具创新性的生态系统,这里也将继续有巨大的投资机会。但是像Steve和Mark Cuban这样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更多探索。

很多年前,Steve就在做“剩余部分的崛起”的公路之旅。以2016年为例,他来到5个美国的二级新兴创新城市,在每个城市,投了一笔10万美金的投资。

同时,他关注除地理位置外的其他一些数据点:

2018年,美国有75%的风险资金,流向了三个州。但同时,有超过90%的钱,流向了男性,只有不到10%的钱,流向了女性。以及不到1%的钱,流向了非洲裔美国人。

所以今年,Steve又去了五个城市:540家公司申请,40家入选,每个城市入选8家。最后,他在每个城市,投了一个。而五个人中,有四个是女人。

“很明显,他/她们还在外面,你只需努力去接触,那些大多数人不会去的地方,去那些社区。”Steve说:“这不仅公平,而且作为投资者,(不去)也是愚蠢的。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家,有很多伟大的想法,他们不一定要去我们去的学校,也不一定要为我们工作的公司工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是道德上的事,也是一项伟大的投资,因为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投资优势。我认为在未来几年,这件事会变得更清楚,尤其是随着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未来几年,‘其余部分的崛起’将迅速兴起。我只是敦促大家注意,因为我认为这将创造一些巨大的投资机会,而投资界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着后视镜,在做他们过去做的事。但这一次,情况会不同。”Steve说。

(七)

访谈的最后超级精彩。

以尖刻闻名的著名记者Kara Swisher面向Steve说道:“但是旧体系很顽固,它没有改变,硅谷的数字仍然是……”

Steve答:“对。(但)硅谷不是真实的世界。”

Kara继续:“我知道。我明白了,但是这不会改变钱的去向。”

Steve:“没有人再关心硅谷了。他接着反问:“这里有人关心硅谷吗?”

Kara风趣地答:“他们喜欢即将到来的一些IPO。”

(这里有个梗:美国已经很久没有科技公司上市了,投资者们也就失去了一些很大的退出机会。而今年,美国有一堆科技独角兽要上市。已经上市的就有:Lyft、Uber、Pinterest、Slack等;而还在等待上市的有:WeWork、Airbnb等等。)

后台的投资们,也许是时候,回去看看你们的家乡了。

养鸡?硅谷精英的新身份象征

谁能想到,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身份象征是“养鸡”?——养鸡下蛋,正在成为硅谷一种新风尚。

当“养鸡”和全球最强大的科技精英们相遇

当然硅谷精英们养鸡的方式也很特别,和世界其它地方都不一样。那就是——特别地“创投圈”。

首先,养鸡者会像风险投资家那样操作:

撒钱,好几万美金,买一群鸡(包括用高科技打造鸡窝);然后,测量这些鸡的生产力(下蛋数量和颜色),从中找到最优秀的鸡;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善“优秀的鸡”和他们后代生活的环境。

他们甚至还衡量一只鸡的“性格”,比如是不是温和、与人友善,自己孩子抱着它时是不是安全。

另外就像创业公司,对鸡群的选择也不简单。他们通过一系列工程模型和表格来衡量“营业利润”。有的甚至会像讨论软件更新一样讨论他们的鸡,比如叫“1 代”、“2 代”等;他们还不停委托家禽提供商寻找更罕见、更有趣的鸡。

两个案例

《纽约时报》讲述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亚马逊无人超市 Amazon Go 主管 Ken Price。据他介绍:亚马逊不论开始什么项目,总会事先写好要给媒体的宣传稿,然后决定要不要做。而他已经把这种“策略”用在养鸡上。

Ken 去西雅图为亚马逊工作前曾在旧金山工作十年,过去养过 6 只鸡,现在他正在筹划“下一个战略”。他的下一个战略是:朝着可持续性成本结构转变。换句话说:全资投入那些吃得最少、但下蛋最多的鸡。

另一个案例则来自谷歌无人驾驶 Waymo 首席产品经理 Johan Land。他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会着迷于“养鸡”的。

工作要求他超乎常人地专注,这也意味他需要学习从工作中脱身。他找到了一种平衡方式:与他 13 只鸡和 3 只羊一起,在自家后院与家人喝酒聊天。

平时 Land 天天与电脑为伍,大脑总在思考未来和规划,但“坐下来好好看看这些动物真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与看电脑屏幕不同,你是真的在目睹一个生态系统的运作,而这和我在工作中做的抽象事情完全不一样。”

含金量很高的鸡窝

但既然是养在硅谷的鸡,“鸡窝”肯定也非常高科技。

与一般人从商店买点胶合板就开始搭了不同,硅谷这些鸡的主人会雇专业人员用可回收材料或红木来搭(价格 2 万美金左右),有的鸡窝标准,甚至达到人类住房的品质。

此外,一些鸡窝还配有太阳能发电板、自动门、电子灯和室内摄像头。鸡主人们喜欢向来客展示摄像头拍下的有趣事件。比如据说,鸡窝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当鸡睡觉时,通常鸡们会为了一个好位置而竞争,然后,才安定下来睡觉。

有些住在硅谷高端住宅区的,还会给鸡窝装上完备电线、水源和门窗;还有人会用 Coop Tender 系统来控制鸡窝的温度、通风情况和灯光。

这个系统还连着自动门和危险探测系统。因为硅谷有钱人的房子其实很多是在山上,鸡们面临着来自老鹰、浣熊和山猫的威胁。有了这个系统,当危险来临,鸡窝安全灯就会被打开,而鸡的主人们会收到紧急短信。

还有试图把鸡窝变成 Airbnb 房子的。《纽约时报》记录了一个叫 Scoott Vanderlip 的人,他的“鸡窝”每年可以吸引住客 2500 人。

“尊贵”的鸡

当然,这些鸡受到的礼遇不要太好。

硅谷有些养鸡者拒绝在鸡面前吃烤鸡,因为怕鸡伤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还曾为一只独眼鸡注册过“需要情感支持的动物”账户,因为这只鸡的消化功能不好,教授只喂它吃婴儿食品和小麦。教授每周固定时间还给鸡洗澡吹干,说“它特别特别喜欢吹干的时候。”

鸡也可以进主人的家里乱跑。

有风投喂给鸡吃的食物是:烤三文鱼、牛排、新鲜莴苣和有机西瓜;甚至还有人专门雇了给鸡做饭的厨师。细究起来也情有可原,因为鸡主人们通常会吃自己鸡下的蛋,鸡的健康就很重要。还有的人,甚至会花上几千美元在鸡的手术和 X 光检查上。

但是鸡不可避免也会有老死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引发鸡主人们的大量情感涌动。不过,受到这种礼遇的鸡的寿命已经很长了,一般鸡的寿命在 6-7 年左右,但硅谷的鸡,能活 10 年。

总结一句话:养鸡,是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时尚。而静静地看着鸡,正在成为硅谷精英家庭最喜欢做的事。他们管这叫啥呢?——“乡村电视”。

亿万富翁 Peter Thiel 离开硅谷

亿万富翁彼得.蒂尔,湾区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近日宣布离开硅谷。

Peter Thiel 准备搬往洛杉矶

他正把家庭和个人投资机构 Thiel Capital 及 Thiel Foundation 搬到洛杉矶。据《华尔街日报》:他还考虑辞去 Facebook 的董事职位。

接近彼得.蒂尔的人说:蒂尔对湾区的左倾思想越来越不满,并对技术公司如何面对可能加强的监管感到悲观。此番前往洛杉矶,蒂尔也计划缩减对科技业的投入。

讽刺的是:彼得.蒂尔其实也是今日硅谷的塑造者之一。

他曾和伊隆.马斯克等创立 PayPal,之后 PayPal 卖给 eBay,公司早期员工全部暴富,转向天使投资;2004 年,蒂尔成为 Facebook 第一个外部投资者,50 万美元换来约 10% 股份,并在后者上市前后套现 10 亿美金,同年,创立 Founders Fund 和硅谷最神秘大数据处理公司 Palantir。

美国版 Quaro 上有好事者专门统计过蒂尔的个人投资:截至去年 7 月 4 日,共在 77 家公司里做了 97 笔交易,死掉的项目只有 4 个,4 个已获 IPO,几笔大的投资包括 Facebook、Stripe、Palantir、Zynga、Asana、Reddit、Quora 等。

但彼得.蒂尔这个人物,似乎不能简单地用硅谷的思维去理解。

彼得.蒂尔其人

彼得.蒂尔出生于德国,在一个福音派家庭长大,学生时期大量阅读奇幻与科幻小说,并从安.兰德和索尔仁尼琴著作中汲取养料。

他跟随父母基督教的信仰,但在汲取自由主义世界观后变得更复杂。他在斯坦福读哲学,继而又转向法律,但 7 个月的政法生涯后,蒂尔毅然决然离开。

在斯坦福,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教授 René Girard。

Girard 建立了一套模仿理论:认为人类的欲望是被互相复制和模仿的,欲望的重合,将导致嫉妒、竞争,甚至杀戮。这一哲学可以延伸到社会学、神学和历史学,以解释市场行为、核威慑、神话中的暴力,甚至宗教的形成。

这一模仿论深深影响了彼得.蒂尔的人生轨迹和投资哲学。那本看上去更像是思想评论而非创业指导的《从 0 到 1》,就带有深深的“模仿论”烙印:全球化本质上是现存科技的模仿和迁移;市场竞争,则是一种对获利行为的复制,最终,导致边际利润不断减少,所有企业都死于竞争和扩大规模,因此只有垄断(或近乎垄断)的企业才会带来创新——品牌是一种最简单的垄断,而科技创新如谷歌、特斯拉则是门槛最高的垄断。

与硅谷“不和”

不过,蒂尔的模仿论思想造诣虽然帮助他找到了那些“从 0 到 1”的创新公司,他也看到:这股信息浪潮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虚拟世界的创造,不能取代现实世界的进步。

蒂尔的一些政见,在他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一段公开演讲里体现得很清楚:

“当我在硅谷工作时,我很难看到整个美国是哪里出错了。我所在行业,在计算机和软件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当然,也赚了很多钱。然而,硅谷是个小地方。就全美来说,工资没什么增长,美国人收入甚至比十年前更少,医疗保险和大学学费却在节节攀升。我们的经济被严重损害了。政府出问题了。对整个国家,自完成‘曼哈顿计划’是个惊人的衰退。在硅谷,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无能,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探索火星,却入侵了中东。不用看希拉里删掉的邮件,她的无能众所周知。她推动利比亚战争,那是 ISIS 的训练场。在这个最重要问题上,特朗普是对的,是时候结束愚蠢的战争时代,重建我们国家了。”

事实上,彼得.蒂尔可能从未以“硅谷人”自居,在他看来,硅谷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很单一的地方,这里的人对科技和未来过分乐观,缺乏反思。

技术世界似乎也在印证蒂尔观点:去年,硅谷依次爆发对男性沙文主义、性派对、职场不公平、用户隐私侵犯、商业间谍、追讨企业社会价值等问题的讨伐。

而蒂尔认为:特朗普至少看到了美国问题所在(这也带来改变的机会),这些问题包括:精英与民众的分裂,创新却没有创造就业等。

但蒂尔对特朗普的支持,也掀起硅谷与这位最杰出保守派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了 Facebook 董事会的摩擦。

Netflix 的 CEO,Reed Hastings 在前年大选夏天给蒂尔写了封邮件,说很欣赏彼此之间能有话直说,他认为蒂尔选董事会成员眼光独到,但选特朗普的判断有毒,别指望董事会会跟着蒂尔走。” Hastings 还扬言要离开 Facebook 董事会,最后,在扎克伯格劝说下留了下来。

彼得.蒂尔曾抱怨:自己在外面做演讲都会被 Facebook 的员工屏蔽。

而蒂尔支持特朗普,也让他与 YC 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的关系变得尴尬。

两者关系本来很好,但萨姆认为特朗普是硅谷大害、美国灾星,蒂尔却花了 125 万美金支持特朗普竞选。有些 YC 学员因为蒂尔支持特朗普退出 YC 孵化器,像 Project Include 的 CEO,而保守派青睐的社交网络 Gab.ai 的 CEO 则因为支持特朗普被踢出了 YC 校友会。

事实上,与彼得.蒂尔有生意往来的组织如 Facebook、YC,都被逼着要“表态”、“站队”、“划清界限”。

去年 11 月,蒂尔卖掉他在 Facebook 剩余股票的绝大部分,而过去两年,他已退出 Zenefits 和 Asana 董事会、切断了与 YC 孵化器的联系,并出售他在 Twilio 的绝大部分赌注。

事情的另一面,还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没有带来蒂尔希望的改变,这可能也是蒂尔离开硅谷的原因。

去年 6 月,蒂尔公开赞特朗普有“很好的开始”,但两个月后被曝,他私下谈话中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并谈了这届政府与往届不同的“无能”之处,认为特朗普有 50% 机会以“灾难”告终。

有猜测说:彼得.蒂尔可能会在洛杉矶投资和创立保守派媒体。

美政府或限制中国对硅谷投资,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

路透社引用美国官员消息——美政府正考虑收紧对中国投资硅谷的审核,尤其在 AI 领域,因为担心中国可能借此加强军事能力及推动战略性产业。

参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 John Cornyn被披露将起草法案,以赋予外资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多权力来阻止交易这个委员会奥巴马期间就曾阻止中国对美国芯片业的一些收购。

参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 John Cornyn 

据路透社浏览的这份未公开五角大楼报告:认为中国正绕过 CFIUS 审查和监管,以多种途径获得敏感性技术,如成立合资公司、少量持股,或投资早期创业公司。

而美国政府管控不力原因之一,是很多中资收购体量未达到引起 CFIUS 审查程度,出口管制不是被设计用以监管早期技术的。

该报告由此提议:由五角大楼来制定严格技术清单,并限制中资流入在列技术,同时加大反情报力度。

路透社还称:CB Insight 早在 2012 年就开始追踪 29 家向美国 AI 公司注资的中国大陆投资者,发现技术外流不是最主要风险:“中国每投资一家刚起步高科技公司,都给美国造成机会成本,因为这家公司原可能与国防部合作。”

没被授权发言的特朗普官员以匿名方式告诉路透社:“我们正让 CFIUS 从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和安全角度,审核中国在技术上的这种掠夺行为。”

Techcrunch 随后搜索了其 Crunchbase 数据库,通过分析 1206 家相关美国公司的 1712 个独立投资者,其鉴定:

目前已有超过 30 家中国投资机构,至少在其投资组合里有一个美国 AI/或机器学习/或计算机视觉方面公司;而下图,则是不止一个相关公司的中国投资方列表。

真格基金和腾讯被重点提及,尤其真格基金。

看起来,今年初 Mark Suster 的 VC 报告相当有预测性,里面提到“全球资金都会涌向美国,除非特朗普干出什么蠢事”,即地缘政治事件发生(详见硅发布报道《美国VC都撤了, 谁在接盘硅谷?》)。

不过:路透社引用的五角大楼报告还没最后定稿,其中政策建议也可能永远不会执行。

这小子正和马斯克一起拯救世界,顺便统治一下硅谷

中国钱在疯狂涌向硅谷,但却对坐在自己桌子对面的人一无所知。我们将在每周末为后台 Deal Maker 推出硅谷人物系列,以下为第一篇:硅谷教父为何把 YC 掌门人交给一个比他小整整 20 年的人?Sam Alterman 究竟何许人也?

Alterman——同性恋犹太人;8 岁学编程;16 岁出柜;20 岁从斯坦福辍学与男友一起创业,卖掉公司后分手;他两个弟弟鼓励他 2020 年时竞选总统,那时他将 35 岁,刚好达到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法定最低年龄。来读下《纽约客》作者 Tad Friend 对 Sam 的个人特写,以下是我们翻译简写。

这是一个五月的温暖夜晚,30 名顶尖硅谷创业者聚集在旧金山一个私人包间里。面对 Instacart、DoorDash、Docker 和 Stripe 创始人,Paul Graham 大声宣布:“硅谷在哪里?就在这个房间里!”

硅谷教父、YC 创业孵化器创办人 Paul Graham 

Graham 是 YC 创办人之一,这些人都是他毕业生。YC 训练营每年开 2 期,每期 3 个月,创业公司会在那学习如何成为独角兽。

2016 年,有 13000 家软件公司申请,但最后只有 240 家入选——比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还难上一倍。而在培训 1300 家创业公司后,YC 已经成为硅谷一个独立王国。

在房间一头,Graham 正热情鼓动大家去实施自己的疯狂计划;另一头 Sam Altman 则完全沉浸在自己计算中。每当有创始人过来和他聊天,他都会用绿色眼睛观察他们,然后给出简短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错了……”

被 Graham  选中的 YC 现任总裁 Sam Altman

2014 年 Graham 选了比自己小整整 20 岁的 Altman 继任 YC 总裁——那年他才 31。他俩关系亲密、对 YC 有宗教般狂热,而且还都有个奇怪爱好:喜欢穿工装短裤。

然而,两人也有不同:Graham 擅长建议,Altman 则擅长行动。在谈到如何阻止特朗普当总统时,Graham 建议大家先咨询前白宫律师 Chris Lehane,而 Altman 直接给出答案:“最好办法就是支持希拉里。”

即便是在崇尚效率的硅谷,Altman 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在开会和收发邮件时速度飞快,就好像身上绑着定时炸弹;而和同事说话时会目不转睛盯着对方,逼他们越说越快——到最后,他同事声音听起来简直就像老鼠的尖叫。

对那些最前沿东西,他会表现得非常狂热,比如会称:“少量辐射实际上对你有好处!那叫辐射刺激效应!”但对 YC 旗下公司产品细节他却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它们对世界的潜在影响。从城市规划到核聚变,他什么都学。

支付公司 Stripe 的 CEO 把 Altman 大脑比作抓娃娃机的爪子:“看上去好像漫无目的,但在必要时,它会立刻抓住要点。”

最近有个博客作家问他:“阿斯伯格综合症对你有什么帮助和伤害?”Altman 跟我描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去你妈的,我没得阿斯伯格综合症!然后,我突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了,因为我坐姿很奇怪。”

他坐着时,整个身体像把破雨伞蜷了起来——“我只对技术有兴趣,而对大多数人或参加派对这样的事,一点耐心都没。有些人能解读他人微妙情绪,但对我,这就跟了解外星人一样难。”Altman 说。

Altman 最大优点是清晰的思路和对复杂问题的直观把握,而他最大缺点是对缺乏效率的人毫无兴趣——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如此。所以当我们刚开始接触时,他的勤奋让我很是不爽,但逐渐地,我又觉得他有点可爱了。

比方说有次聊天时,我提到似乎从没见过他上厕所,他回答:“为不被你们人类发现我其实是机器人,以后我还是得多上厕所。”

当 Altman 接管 YC,这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巨人。风险资本家 Chris Dixon 告诉我:“他们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商业模式,而且几乎不花钱!”——YC 只给旗下公司一、两万美金——“却得到那些最好硅谷初创公司的 7% 股份!”过去 5 年,YC 孵化公司总估值增长 17 倍,达到 800 亿美元。

但 Altman 却打算推倒重来。在旧金山餐厅聚会上,他发现当一家公司更换 CEO 后,新领导者必须“重新创办”公司才能成功。“在 YC,我也要这么做。”他说。在和孵化器其他 16 个合伙人讨论后,他发起一项计划:要在创业公司更早期就介入,而且还要成立一支基金,在它们成长时继续追加投资。

以前,YC 会将手下探险家扔到摇摇晃晃的舢板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未来,他们将组织一支无敌舰队去建立帝国;以前,YC 每年会打造几百家公司。而未来,他们将打造上千家,甚至上万家。

在硅谷每个人都号称要拯救世界,Altman 不同之处在: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某种程度上 YC 主导着技术发展进程。”他说:“当我们宣称对虚拟现实感兴趣时,许多大学生都开始研究它。”

接管 YC 不久,Altman 写了篇博文称:“科学似乎出问题了”,并邀请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八个领域公司加入 YC。在他主导下,曾书呆子气的 YC 变成了一只野心勃勃的野兽。

Altman 晚餐桌上, 一家核裂变初创公司 CEO 催促一家量子计算初创公司创始人,要他赶紧将自己开发的计算机推向市场:“这些计算机将会把我们产品开发周期缩短 10-20 倍!”

YC 合伙人 Jonathan Levy 告诉我,去年有两个合伙人反对 Altman,要他“慢点,冷静一点!”Altman 回答“你们说的对。”然后,他自己掏出 1000 万美元成立非营利组织 YC Research,专用以资助最前沿创新。此外,他还与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一起创办 OpenAI 非营利组织,目标是防止人工智能消灭人类。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说:“在 Altman 带领下,YC 野心膨胀了 10倍。”Graham 则告诉我,Altman 希望通过推动“癌症治愈、核聚变、超音速飞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全面改变我们生活:“我认为他目标是创造人类未来。”

看上去,Altman 正迅速建立一个硅谷经济圈,并打算用它取代硅谷——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并试图修复这个破碎世界的企业家公会。所有人都警告他:这不可行。硅谷喜欢野心家,但不喜欢他们过于超前。著名风险投资家 Reid Hoffman 警告:“拥有雄心壮志当然很好。但从以往经验看,如果有人试图在硅谷重塑一个科技领域,结果会非常糟。”

但 Altman 对他警告不屑一顾:“民主只在经济增长时有效。如果经济停止增长,民主就会崩溃。我认为,YC 在做的事对维持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复盘 YC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孵化器时代到来前,创业公司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或连续创业者创办。他们会从 VC 那拿到数百万美元,然后花好几年秘密开发复杂产品。但随着网络托管价格暴跌和个人电脑、手机数量激增,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你可能只需要一两个辍学生(如扎克伯格、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再加上几台笔记本,就能创造一只独角兽了。 

Paul Graham 是最早利用这一趋势的人之一。在把自己公司以 5000 万美元高价卖给雅虎后,他在 2005 年写了篇著名文章《如何开始创业》。这和 Steven Blank 《四步创业法》、Eric Ries 《精益创业》一起,为现代创业者指明方向:用最少钱开始创业;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让 10 个人爱上你产品,而不是让 10000 个人觉得它还不错。

随后,Graham 与他妻子和两个朋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开创 YC(名字来源于一个晦涩函数),试着进行一些投资。

在他写的《黑客和画家》中,Graham 列出这么一个算式:一个初创公司天才程序员的生产力要比一个普通白领高上 36 倍,所以绝不会接受雇佣关系。“黑客不守规矩。”他写道。“这是黑客本质,也是美国人本质。”

投资过程中,Graham 会衡量申请人的技术能力,而他妻子 Jessica Livingston 则非常善于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们最喜欢投 20 多岁的年轻人,因为这个年纪的人“有活力、缺钱、不安定、有合作精神,而且无知”。他们第一次投了 8 家——其中包括 Altman 和两个朋友创办的 Loopt。每家公司创始人都获得了几样东西:6000 块钱、Graham 建议、他家的自制鸡排,还有向他土豪朋友们推销 15 分钟的机会。

在 Graham 首次投资公司中,有家公司叫 Reddit,现在估值 6 亿美元;两年后他又投中了 Dropbox,现在它估值 100 亿。

2014 年,Altman 在斯坦福讲课时列出过这么一个等式:初创公司成功几率=想法*产品*执行*团队*运气。其中,“运气”是个 0 到 10000 间的随机数,就拿现在估值 300 亿美元的 Airbnb 来说,它的崛起似乎充满运气。2009 年加入 YC 时,它靠卖麦片赚的钱都比预定床位和早餐赚的钱多。

Graham 认为创始人想法行不通,所以试图说服他们转而做支付。但一件偶然事情却把这家公司变成全球民宿出租巨头:Barry Manilow(美国著名摇滚歌手)鼓手找到他们,想在巡演期间出租自己房子。

然而,Airbnb 的 CEO Brian Chesky 还是把成功原因归在了 YC 身上。“当我们加入 YC 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但在学成时我们想的问题是——我们是下个 eBay 吗?” 他说。

Airbnb 团队野心的爆发是从一次会议开始的。当时,Altman 已是 YC 创业导师和融资专家。Airbnb 创始团队向他展示一份 PPT,上面写着:“我们预计公司年收入会达到 3000万(30M)”。

Altman 回答:“把所有 M 全给我去掉,改成 B!(年收入 300 亿)”、“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只有 3 种可能:1. PPT 上其他话全是扯淡;2. 你们该为自己的无能羞愧;3. 我压根不会数数。”

短短 4 年内,Airbnb 估值超过了所有旅游业巨头

一项 2012 年研究发现:在北美洲,差不多一半孵化器从没孵化出一家能拿到风险投资的公司。而那些比较好的孵化器如 Tech Stars 和 500Startups,能孵出几家价值上亿初创企业。至于 YC——他们孵出了整整 11 家独角兽。

曾为几百家 YC 公司提供过资金的天使 Ron Conway 告诉我:孵化器代表科技界未来:“当我团队在 YC 第一次见到 Airbnb 时,我们才知道共享经济。而当我们见到 DoorDash 和 Instacart,我们反应是:“天哪,居然还有按需经济这种模式!”

Altman 常将 YC 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相提并论,这点证明了他野心。最近他在推特上表示,他的 YC 帝国已经达到 Alphabet 估值 14%,随后又加了一句:“路还很长…”

这样的比较其实不太公平:平均说,YC 只拥有它旗下公司股份的 3%。但 Altman 告诉我:“与谷歌不同的是,我们规模越大,成长就越快。所以我们可以在十年内超过他们。”

YC 帝国已是 Alphabet 的 14%

对许多创始人来说,YC 就像是所大学。

合伙人 Michael Seibel 说:“在每期孵化开始时,Paul Graham 都会告诉那些年轻创业者‘在这个房间里,会有人参加你婚礼’。这话听起来奇怪,因为房间里几百个创业者都素不相识。但你猜怎么着?当我结婚时,伴郎还真都来自 YC。你觉得这里像什么?没错,大学。”

每隔一周,YC 创始人们都会在大楼里参加集体办公。如果有需要,YC 合伙人会给他们个别辅导(就像教授);到饭点,他们会被安排一起吃饭(就像学校食堂);有时 Marissa Mayer 或扎克伯格这样的名人还会来给他们做演讲(就像访问学者)。

当然到最后,他们还需要在 Demo Day 接受最终考核(就像论文答辩),要么募到资金(通过答辩),要么没募到(答辩失败)。

YC 课程很难。合伙人 Kevin Hale 说:“我们对创业公司要求非常简单,但没几个人能做到。1,造出人们想要的东西” ——这句话是 Graham 名言;2,和客户沟通,并建立联系。”

在道德方面,这里也很像大学。YC 拒绝混蛋和恶霸加入。“我们很擅长找出混蛋,然后把他们剔除。”Graham 告诉我。“事实上相比失败者,我们更擅长找出混蛋。”

YC 价值观是这样的:财富是你为社会解决一个紧迫问题后获得的副产品。这种混杂着利他主义和勃勃野心的观念是硅谷典型特征。Graham 写过一篇《混蛋都会失败》的文章,文中是这么说的:“做一个坏人会让你变得更蠢,而且好人也不会愿意为你工作。”

虽然有着 Jeff Bezos 和 Larry Ellison 这些明显反例,Graham 还是坚持声称:在创业公司里:“渴望改变世界的人有着天然优势”。

Graham 还写过创业者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拉面盈利”:要精打细算花钱,最好能赚到每天吃一碗拉面的钱。“别给创始人太多钱,满足他们生存需要就够了,”他妻子说:“缺钱会迫使你聚焦。如果现在有只基金说要给我们旗下每个创始人 30 万美元,我们可不会接受。”

YC 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共有 17 个合伙人,大多都创过业,非常有钱。但在 YC,都只能拿到 24000 美元工资,此外收入都来自股票。按这种逻辑推下去,创业公司甚至都不该拿 YC 的钱。

你还别说,事实的确如此。在 Inc. 评选的 500 家增长最快私人企业中,只有 20% 企业筹过外部资金。但对创业者,YC 毕业证书——及将你变成行业巨头的承诺,还是非常让人心动。

当我遇到安全公司 Secful 和 Castle 创始人 Omer Sadika 和 Sebastian Wallin 时,他们正在相互攀比创办公司压力。“我每天最多睡五小时。”Sadika 说。“我都记不清今天是周几了。”Wallin 咕哝。

Sadika 来自以色列,Wallin 来自瑞典的马尔默,而他俩都打算搬到硅谷来。“客户都在这里,”Sadika 告诉我。“在这里,你和 Airbnb 和 Stripe 创始人只有一步之遥。”Wallin 接道。没错,YC 为他们提供了一扇进入硅谷的大门。

而在他们旁边,Shypmate 两个创始人的交谈则很让人同情。Shypmate 是个让国际旅行者顺道帮你把包裹带到加纳或尼日利亚的 App。

Kwadwo Nyarko 抱怨:“那些旅行者的行李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少,哪有地方放包裹?”Perry Ogwuche 也附和:“YC 告诉我们’跟你的客户交谈’,但我压根不知道客户在哪。”

这时,Altman 走了过来,问:“你们有什么爱好?”Ogwuche 被问得有点懵,说:“我们工作完会去健身房。你呢?”

“哈,我喜欢赛车。”Altman 答:“我有 5 辆赛车,其中包括两辆迈凯轮和一辆老款特斯拉。我还喜欢租一架飞机满加州乱飞。哦对了,我还有个奇怪爱好——求生技能。”

看到 Nyarko 和 Ogwuche 困惑表情,他解释道:“有次和朋友喝酒时,我们讨论过世界将以何种方式毁灭。5 年前,一个荷兰实验室修改了 H5N1 禽流感病毒基因,让它拥有超强传染性。所以也许要不了 20 年,人类就会被致命的人造病毒灭掉。此外人工智能的攻击和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也会毁灭人类。“

Shypmate 两个创始人都吓得面如土色,但 Altman 还在往下说。“为以防万一,我已经屯了不少枪、黄金、碘酒、抗生素、电池、水,还从以色列军队那搞到防毒面具,另外我还买了一大片土地,以便随时开溜。”

Altman 母亲,皮肤科医生 Connie Gibstine 告诉我,“Sam 这家伙神经绷得太紧。他有时会打电话说觉得头痛,然后就会疑神疑鬼觉得自己得了脑膜炎或淋巴瘤什么的。这时我必须得向他保证说他什么病也没有,只是压力太大了。”

除攒枪攒黄金外,Altman 还有个 Plan B。要真发生人造病毒瘟疫,他打算和亿万富翁朋友 Peter Thiel 一起躲到新西兰去。Thiel 告诉我:“Sam 不太信教,但他观念非常像犹太教徒——既是乐观主义者,也是生存主义者。他不会把任何地方当成自己家乡。”

早熟家伙

Altman 每年会制定一批年度目标。每隔几个礼拜,他都会把这些目标过一遍。目标里通常会包括一些和健身有关内容:如每周骑一百英里自行车,或连续做 50 个引体向上什么的。当然,肯定还有关于工作目标。

在他 2016 年工作目标里,有这么几条:更好地和合伙人合作;把 YC 开到中国去;还有,将规模再扩大一倍。最近他又加了两条:资助一个关于量子力学的视频,以及重读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我希望自己能更快乐》。

Altman 是个早熟的家伙。8 岁时,他就学会编程和拆装 Mac 电脑。电脑把他和整个世界连接。“作为一个同性恋,我小时候过得并不好,”他告诉我:“幸好有网络聊天室。”

在他 16 岁,Altman 告诉爸妈说自己是同性恋,他妈惊呆了。她告诉我:“在这前,我只知道 Sam 喜欢玩电脑。”

在 Altman 读大学预科时,有基督教团体在他学校里发起一次抵制同性恋的集会。这时 Altman 跳了出来,向整个社区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并质问校方是不是打算压制不同观点。

Altman 辅导员告诉我:“Sam 做法改变了整所学校。在他之后,各种各样的学生都出现了。”

读完预科后,他考上斯坦福。在那,他花了两年学计算机,然后就和两个同学辍学开公司去了。

他们公司做的是一个叫 Loopt 的 App,这玩意能把你位置发给手机上好友。而 YC 投资它主要原因,是发现 Altman 是个非常优秀的情绪管理者。他非常擅长管理情绪,快乐和愤怒在他身上转瞬即逝。Paul Graham 告诉我:“Sam 非常善于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 YC 那个夏天,Altman 每天疯狂工作,以至都得了坏血病。他忽悠了不少移动运营商,让他们给了 Loopt 最好推荐位。最终他们公司估值飙到 1.75 亿美元。

然而,消费者并不买账。

Loopt 的 App 界面

“我们以为人们会想知道朋友在哪,”Altman 说:“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而已,所以 Loopt 失败了。你不能让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最后 2012 年,他和其他创始人以 4300 万美元把 Loopt 卖掉——投他们的 VC 都赔惨了。

Altman 男友 Nick Sivo 是 Loopt 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俩在一起呆了九年,但当公司被卖后,他们分手了。“我本以为我们会结婚的,我非常爱他。”Altman 说。

公司散伙后,Altman 拿到 500 万美元。然后他创办了一只小规模风险基金——Hydrazine 资本。他把 500 万里一大半都放进基金,又从 Peter Thiel 那拿了一大笔投资,基金总规模达到 2100 万美元——他把基金中 75% 钱都投到 YC 旗下公司里。

他说他投资诀窍是“在混乱中找机会”。Altman 基金领投了 Reddit 的 B 轮,而这家公司是出了名的乱。“要投那些毛病多多的公司。因为有毛病,它们估值低,而你任务是治好它们的毛病。”

短短 4 年,Hydrazine 估值涨了十倍。尽管很成功,但 Altman 还是退出了 VC 界。“你要发现一家成功公司,然后说服他们拿你钱——而不是别人的,而且还是以更低估值,”他说:“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做创业者的对手。”

于是他决定从头再来。不过以防万一,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套旧金山四居室、几辆车、一块地和 1000 万美元储备(利息刚好够他生活费)。剩下的一切,他打算都用来改变世界。

刚巧,这时 Paul Graham 和妻子 Jessica Livingston 已被 YC 管理搞得疲惫不堪,夫妻俩正在寻找继任者。Livingston 说:“我们并没有列过一张类似’谁能接管 YC’这样的名单。我们的选择只有 Sam 一个人。” 

Graham 说:“我在厨房里问 Sam,你想接管吗?’他笑了。于是我知道这事成了。 我从没见过 Sam 像这样笑过,他都无法控制自己表情。那种笑容,就好像他把一个纸团扔进了十几米外的垃圾箱一样。”

Altman 想创造一家价值万亿美元的巨头,并推动世界向前进步。这时他意识到:“没有重大科学进步,就不可能创造一家万亿美元企业。”所以他开始大量投资硬件公司,研究这些公司面临的科学和工程问题,并在这些领域招募最有前途的公司。 

Altman 说服了自动驾驶公司 Cruise 的 CEO Kyle Vogt,让他们公司加入 YC 旗下。后来当 Kyle Vogt 找不着钱时,他又向 Cruise 投了 300 万美元。2016 年 3 月,通用汽车以 12.5 亿美元收购了 Cruise。

Altman 从小就梦想亲自创办一家核能公司,但这只是个梦想而已;不过,他却让 YC 投了他能找到的最好核裂变和聚变创业公司。后来他又拿自己钱投了这两家公司,并任董事会主席。

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创业公司在做社交,但只有不到 20 家在研究核裂变和聚变。对此,Altman 是这么说的:“难的事其实比简单的事要好做,因为大家都愿来帮你。你说你在做 APP,别人会冲你翻白眼。但你要是说在造火箭,他们眼睛就亮了。谁不想上太空?”

Graham 曾写过一段话:在为创业公司提建议时,我最常想起的两个人是 Steve Jobs 和 Altman:“遇到设计问题时,我会自问 ‘Steve会怎么做?’而遇到战略问题时,我自问 ‘Sam会怎么做?’”

在遇到危机时,许多 YC 旗下创业者都会先打电话给 Altman,问他该怎么做。一个创业者告诉我:“Sam 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希望他告诉我们未来是怎样的。”

Altman 认为:“最好的创始人都非常偏执、充满危机感。创业者都喜欢新事物,但事实上,创办企业就意味遭受 10 年以上磨难。太多人想要一口吃成个胖子。”

Altman 的预见能力让人们对他充满敬意。一个 YC 创业者称他为“创业界 Yoda 大师”。许多创业者垂头丧气走进 Altman 办公室,15 分钟后就充满活力走出来了。

Altman 给出的许多建议都围绕一个词——透明:公司遇到挫折,担心投资者反应?“告诉他们”;不知道潜在客户想要什么?“去问他们”;担心竞争对手?“不用管他们,除非他们打败了你。”

“人类不是独一无二的”

4 年前,Altman 曾和几个朋友一起进行过徒步旅行。在那次旅行中,Altman 放弃了“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观念。

他和朋友们一边长途跋涉,一边讨论人工智能的进步。Altman 突然发现:“在 13 年后,就会有人能用硬件复制我大脑了。也许有些方面,人类还能保持一点特殊性——如创造力、灵感、感到快乐和悲伤的能力——但计算机也将拥有自己欲望和人生目标。”

“当我得知智能可以被模拟时,我就不再认为人类有什么独特性了。”他说这些时,眼神有点空洞,“而且相比人类,机器机还有许多优势——人类的输入、输出速率太慢——我们每秒只能学习两个 bit 数据,对计算机,这简直就是慢动作。”

于是 Altman 与马斯克一起创立 OpenAI。这是项针对全人类的战略防御计划——当人类相比计算机失去优势时,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它们伤害。

Musk 之所以要成立 OpenAI,是因为他觉得也许就因为一个小小意外,人工智能就会消灭全人类——它们会变得无比强大,但却没有人类的价值观。

瑞典哲学家 Nick Bostrom 在 2003 年提出过这么一个假设:如果你对一个全能的人工智能下命令,让它制作尽可能多回形针。那么在没其他指令情况下,它会耗尽地球上所有资源用来制造回形针——包括你我身体中的原子。

目前 OpenAI 最担心谷歌的 DeepMind。他们认为,谷歌正试图制造一个可以监控全世界所有竞争对手的终极人工智能。

马斯克告诉我:“如果他们人工智能出了问题,地球上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不朽的超级独裁者。它会杀光所有竞争对手的研究人员,就像修改一个程序的 bug。”

但 OpenAI 也有自己问题——我们都知道它在防备什么,但没有人知道它想要什么。

2016 年 5 月一个优秀的人工智能研究者 Dario Amodei(他后来去带 Google Brain 项目了)参观了 OpenAI。他告诉 Altman 和 CTO Greg Brockman 说: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 

对啊!他们筹了 10 亿美元,雇了一支由 30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强大团队,但想干嘛呢?“维基百科文章说:OpenAI 目标是建立一个友好的人工智能,然后向全世界发布它源代码?”

“我们不打算公布我们所有源代码,”Altman 说:“这么做可能会坏事。”

“但你们目标是?”Amodei 又问。

Brockman 说:“我们目标现在是…呃…是做能做的最好的事。这事有点说不清。”

目前,人工智能还远没到全知全能地步。微软推出过一个名为 Tay 的聊天机器人,然后很快被 Twitter 用户带坏;最近还有人发布第一首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流行歌曲 “Daddy’s Car”,听起来就像是电子版披头士。

但马斯克告诉我:“你不能说因为大街上没机器人杀手,就不该关心这事。”苹果 Siri、亚马逊 Alexa和微软 Cortana 正在为数百万人提供服务,人工智能还提供了同传翻译和自动驾驶技术,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YC 甚至已用人工智能筛选入职申请: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会评估现有公司和已发布 App 来训练自己。

“它最关心什么?”我问 Altman。“我不知道,”他回答:“这就是神经网络最令人不安的一点——你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它们也永远不会告诉你。”

OpenAI 说他们近期目标,是推出一个能摆放餐盘和收拾桌子的家用机器人。而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说它能让人以为它是人类。但 Altman 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能做的应该更多:它应该能创造,比如说发现量子物理学的新属性或发明一种新艺术形式。

虽然许多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通过告诉他们的系统“这是只狗,而不是只猫”来纠正错误,但 OpenAI 重点是让它系统教会自己如何工作。 

“就像婴儿一样?”我问 Altman。

“没错。我们都忘了人类婴儿要花多少年来学习。如果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像婴儿一样的算法——像人类婴儿一样会摔倒、失败——他们马上就会失去耐心,认定它不靠谱,然后把它关掉。”

Altman 认为,OpenAI 目前使命是:直到它被所有人接纳。他正在阅读 James Madison 关于“宪法公约”的关于管理过渡的指导。

“我希望让世界各地人能一起参与,来选出新 OpenAI 管理委员会。我们正在想办法。”他说。“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人们会想:为什么这些王八蛋可以决定我未来的命运?”

在 Altman 管理下,YC 正成为一个影子联合国,他需要做那些秘书长级别的决定。也许,把人类托付给他这样的人是有意义的。

“Sam 对人类未来的规划完全基于观点本身,而不是公众看法。”Peter Thiel 说:“这就是他强大之处——不论别人关不关心,他都会去推进这项工作。”

2016 年初时,Altman 在一个私人场所会见了国防部长 Ashton Carter。为这次会面,他穿上他唯一一件西装——在一次去香港旅行时,他助手把他骗到裁缝店里,给他定制了这套西服。

两人刚一见面,国防部长就直奔主题:“很多人都觉得国防部反应迟钝,”他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我需要你们的专业知识,我想和你合作。”

“哇,太棒了!”Altman 说:“你们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客户。”他知道,美国国防部一年的研发支出比苹果、谷歌和英特尔加起来还要多。

“但得到你们回复经常需要一年左右,创业公司可等不起。”听到这话,国防部长把右手比成枪的现状,往自己太阳穴上来了一枪。

Altman 接着说:“不过,要是你可以给我一个专门的联系人,并在两周内作出和 YC 开展试点合作计划的决定,那样会对合作很有帮助。”“很好。”国防部长扫了眼自己助手,那人立刻把这话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Altman 又想了下:“如果你,或是你代表能来 YC 作个演讲,那就再好不过。”“没问题,我亲自来。”国防部长答应道。

会谈结束后,负责国防部数字部门的 Chris Lynch 告诉 Altman,“你可以找机会聊下 OpenAI。”Altman 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2017 年,美国分配了 30 亿美元军事预算,用来开发一种能自主作出攻击决定的远程导弹。Chris Lynch 认为,OpenAI 系统非常适合用在这上面。

但对让 OpenAI 和国防部合作这事,Altman 还是有点犹豫。“我爱美国,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说。在斯坦福念书时,他就参加过一个无人直升机项目。“但有些事情上,我们永远不会与国防部合作。我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虽然国防部有的是钱,但他们水平真心不怎样。’”

在加入 YC 后,创业公司都会获得相同数量资金。换言之,估值也是相同的:170 万美元。而在 Demo Day 后,他们平均估值会上升到 1000 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短短 3 个月内,YC 投资的公司估值一下翻了 6 倍?

一个流行理论是这样的:最好的创业者会选择最好的孵化器,而 YC 则非常擅长选出最好的创业者。

负责最近几轮孵化的 Paul Buchheit 说:“关键在创始人。Facebook 所以成功,是因为有扎克伯格。而 MySpace 呢?它创始人就是一群猴子。”

接下来,YC 会培训这些创始人,教他们如何在 Demo Day 上讲自己故事,让他们公司显得更诱人。

风险资本家 Chris Dixon 非常欣赏 YC 做法。他说:“创始人得到良好训练。他们知道该如何展示专业知识,如何表现出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勇气,如何将自己和著名独角兽作对比(’我们是育儿领域 Uber、非洲版 Stripe、保健领域 Slack’)。要是没类似独角兽,他们就会说:’X 型公司一无是处。未来 Y 型公司将干掉 X 型,而我们就是 Y 型公司。’”

而 Paul Graham 也很乐意承认这点,通过训练创始人表达能力:“我们让糟糕的创始人看起来和优秀创始人一模一样。”

当然,也有不同理论。

有些人认为,通过教导创始人们专注公司业务增长——而不是在各种科技会议和媒体上瞎 BB——YC 确实将旗下公司变得更好了。YC 收入增长的黄金标准是每周 10%,也就是一年增长 142 倍。

做不到?好吧,那就说点别的。在一次 Demo Day 上,有家公司宣布说它“口碑”上升了 50%。到底什么才是“口碑”?鬼知道。

Sebastian Wallin 告诉我,他安全公司 Castle 之所以能获得 180 万美元投资,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很好指标。虽然产品装机量不怎样,但我们会使用’受保护的帐户’这个指标,在 YC 训练营期期间,这个指标增长 30%——其中有 40% 来自 YC 旗下公司。真是一个完美的故事。”

事实上,很少有公司能获得长期高速成长。因为那需要不断反复创新(几乎不可能),而且不受控制的成长有时会像恶性肿瘤一样吞噬掉整个公司。在 2015 年,Reddit 发生一系列危机。之后董事会上,Altman 说服联合创始人 Steve Huffman 回公司担任 CEO 职务。

Huffman 说:“我马上告诉 Sam,’别逼着我控制公司成长速度,我控制不了。’每个伟大创业公司——包括 Facebook 和 Airbnb——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成长那么快,而成长掩盖了所有问题。但他们必须在公司陷入停滞前弄清楚这事。”

不过要论最有说服力的 YC 理论,还是“网络力量”理论:YC “校友”形成一张巨大公司网络,网络中公司会相互帮助彼此成功。

“YC 是个自成体系的经济体,”Triplebyte 联合创始人 Harj Taggar 说。每年春天时,YC 旗下公司创始人都会聚集到旧金山北边一个地方,彼此熟络熟络。

Cruise 的 CEO Kyle Vogt 告诉我:“我问过 5 个从 YC 训练营毕业的朋友 ‘ 如果有可能,你们还愿再来一次吗?’大多数人都说愿意。”

没人会怀疑这一点。

Union Square Ventures 管理合伙人 Andy Weissman 告诉我:“为什么 YC 旗下公司在 Demo Day 上表现得这么牛逼?因为其他 YC 公司都是它们客户。想想看,你还啥都不是呢,就已经有 1000 多家公司愿意试用你产品了!“

YC 公司不仅能让 Airbnb 和 Stripe 使用他们 App,还能利用校友网络覆盖其他硅谷大公司。这些年来,许多 YC 创业公司都被 Facebook、苹果和谷歌收购了。 

但 Altman 已经开始担心起这张校友网络的未来。2016 年 2 月,他向最新加入的创业者群发了一封 email,警告他们说有些人已经变得过于自满。 

他告诉我:“如果一家公司活着的唯一原因是’它是 YC 的公司’,那不论对公司自身和还是对硅谷都是件坏事。这样的公司应该赶紧关门。”

VC 们对 YC 的担心

推动世界进步可能会创造巨大价值,但也要花很多钱。为积累资金,Altman 正让 YC 变得更像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而过去,YC 一直是家温和、乐于助人的天使投资机构,也是反对无情风险资本家的一股力量。

Paul Graham 曾发表过《大统一理论:为什么说 VC 很烂》的文章。而在 YC 早期活动上,一名演讲者还展示过这么一张 PPT——“风投:撒旦的仆从还是笨拙的强奸犯?”

YC 会帮创业者签订更有利合同,削弱 VC 在公司里话语权。它甚至会对所有 VC 评级,并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创业者。

仅仅因为把 Demo Day 的入场证借给了助理,Bryce Roberts 风投公司已连续四年被 YC 拒之门外,他说:“YC 的人就像挥舞着棍棒,告诉我们这些 VC:’我们记得你做过的任何事。’”

VC 圈子都知道:如果你想投资 YC 旗下顶级公司,你必须提供公平条款,帮他们跑腿打杂,满足他们一切要求。在私下里,许多 VC 都会抱怨 YC 把估值抬得太离谱。还有人抱怨,这家孵化器的行事风格实在太冷酷无情。

一个著名风险投资人告诉我:“YC 模式对孵化营中最好的 4 家公司很有利,但对排在后面的其他公司却很糟糕。当这些公司创始人来见我时,我就知道他们项目已被红杉和 Andreessen Horowitz 毙掉了。”

听到这话,Andreessen Horowitz 联合创始人 Ben Horowitz 跳了起来。他指出:这种有利于顶级 VC 的游戏规则完全是正常现象:“最好的创始人会选最好的 VC,而其他 VC 就只能吃点残羹剩饭。这就是资本主义!好好回去工作,别 TM 瞎 BB 了!”

Altman 许多投资理念都来源于 48 岁的自由主义者 Peter Thiel。Thiel 是 PayPal 和 Palantir 联合创始人。就在不久前,他暗中提供资金搞垮了硅谷八卦媒体 Gawker。为延长寿命,他一直在注射生长激素,最近他还想试试直接注射年轻人的血液。

作为一个顶级风险投家,Thiel 投资风格和 Paul Graham 完全相反。他不像 Graham 那样喜欢追求狂热的用户和微薄利润,而更偏好爆发性增长和快速垄断。不过,两人都非常重视创始人素质和公司前景:在 5 或 10 年后,这个产品市场会不会让公司成长 100 倍?

多年来,YC 内部一直在讨论如何对它旗下初创企业进行后续投资,帮它们进一步扩张,同时也能从中获利。2015 年,Altman 提出说要建立一个四、五十亿美元规模的贷款池,和一支二、三十亿美元的增长基金。 

“我们都告诉 Sam,说这么做实在太疯狂了。”一个 YC 高层回忆。Altman 最终屈服:“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投出 50 亿美元。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2015 年 9 月,YC 推出 7 亿美元规模成长基金 YC,这比 Altman 一开始的设想要谨慎许多。对这样规模的基金,3 倍投资回报率就足以让投资者喜笑颜开了,但 Altman 希望它回报率能达到史无前例的 10 倍。

YC Continuity 的大部分钱会被用于领投旗下创业公司的后续融资,但也有 1/3 钱被指定用于维持 YC 旗下所有获投公司的 7% 股份(否则就会被后续的融资稀释)。

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如果 YC 只投资自己最偏爱的几家公司,那么其他 VC 会认为剩下公司都没什么前途。

负责运行 YC Continuity 的 Ali Rowghani 是这么描述他们优势的:“其他投资者就像捕鱼船队,要花上 80%-90% 时间环游地球并发现潜在交易。而我们却像渔夫,每天坐在一个不断有新鱼游进来的鱼塘边钓鱼。”

但在许多 VC 眼中,与其说 YC Continuity 像渔夫,不如说它像炮艇。Bryce Roberts 说:“他在破坏整个硅谷风投业。即使 Sam 没说出来,他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你能拿到 Airbnb 的 25% 股份,为什么只拿 7%?”

不少 VC 都担心:YC 也许很快就会为顶尖初创公司提供一条龙的资金服务——直到它们上市——并把其他 VC 都挤出局。这将大大减少其他创业公司资金和专业知识来源,并进一步巩固 YC 权力。

一个顶级风险投资人说:“到某个时间点,他们就会开始为最好公司提供 A 轮和 B 轮融资了。我觉得他们计划就是要破坏一切,然后接管整个世界。”

当我对 Altman 说外界对他看法时,他非常生气。“只要是我还在掌管 YC,我们就不会领投 A 轮!”他说:“要是我们自己把最好公司都挑光,那只会对我们计划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然而,帮忙建立了 YC 法律框架的 YC 合伙人 Jonathan Levy 却说:“我们有足够空间来做任何事。Sam 尊重红杉吗?当然!他认为他能做得更好吗?绝对的。他会做得更好吗?绝对的。在我看来,Sam 能颠覆整个 VC 业吗?绝对的。在一开始,你只会看到一两个特殊案例。但慢慢地,整个行业都会被改变。”

你会为你爱的人杀多少人?

有一次来纽约时,Altman 在我家呆了一整天,和我讨论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看法。

他蜷缩在我沙发上,膝盖顶着下巴,滔滔不绝:“1997 年深蓝打败卡斯帕罗夫后,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国际象棋?现在,AlphaGo 又打败了李世石,这也让我很难过。”他说:“我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难过,也许是人类强过电脑的领域越来越少了吧。”过了会儿,他又补充道:“相比难过,’郁闷’这个词能更好形容我的感受。”

在硅谷,很多人都相信这么一件事:我们的世界其实不存在,我们的一切都是某种高等智慧体在电脑中模拟出来的。有两个亿万富翁甚至已在秘密招募科学家,试图打破这样的模拟。但对 Altman,危险并非来自造物主,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创造物。

“手机控制了我们,”他皱着眉头摆弄他的 iPhone SE。“人和机器的融合已经开始——而融合是最好方案。任何其他方案都会带来冲突:要么,我们奴役人工智能;要么,人工智能奴役我们。我最喜欢的融合方案,是一劳永逸地把我们大脑上传到云端。”他说:“我们要对人类进行升级,因为我们后代会征服全宇宙,要不然就会永远消失。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时代!”

别的未来学家——如达·芬奇和冯·布劳恩——会畅想几十年或几百年后技术,Altman 不会,他会评估当前机会和威胁,然后用实际行动去推进或阻止它们。

Graham 曾想阻止特朗普当选,结果一无所获。而 Altman 最近公布了一个鼓励年轻人投票的无党派项目 VotePlz。他把选举看成一个技术问题:如何用最少投入获取最大回报?

仔细分析后,Altman 和三个联合创始人选了 9 个摇摆州,在那给年轻人提供注册表和邮票,帮他们注册投票。选举日,VotePlz 的 App 甚至可以叫辆 Uber,直接把你送投票点去。

人造病毒?Altman 正计划在 YC Research 内成立一个合成生物学部门,专门研究如何阻止人造病毒传播。

衰老和死亡?他打算资助一家研究异种共生公司,将年轻人血液精华制成注射液。“即便注射了这东西,你也难逃一死。”他说。“但也许可以让你健健康康活到 120岁,然后迅速死去。”

人类的终极命运?他正考虑成立一个团体,为人类继任者做准备——不管它是人工智能,还是智人的增强版本。他打算找些机器人、控制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空间旅行和哲学领域的权威研究者,一起探讨人类替代方案的技术和伦理问题。

现在,这些领域的领导人已开始半定期去 Altman 家开会了;他们开玩笑称自己为“圣约组织(上帝和人的约定)”。

Altman 告诉我:“如果你相信所有人类生命都同样宝贵,你也相信 99.5% 生命将在未来出现,那么我们就该把所有时间花在思考未来上。”但他的声音随后就低了下去:“但我更关心我的家人和朋友。”

他问我,如果能挽救我爱人的生命,我愿意牺牲多少陌生人——或亲手杀死他们——他说他愿意牺牲十万人。我告诉他说:我愿意牺牲更多人。“这是不对的。”他不安地说。

对人类创新的后果,Altman 正试图给出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挑战:计算机可能会使我们大多数人失业。

对此,Altman 给出的方案很简单——给每个人发生活费。2017 年开始,YC Research 将就此进行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YC 将在加州奥克兰选出 1000 名实验者,并向他们发基本生活补助,金额可能在每年 12000 美元到 24000 美元间。

从表面看,这个方案似乎有个很明显问题:免费得来的钱不会让人变得懒惰吗?而且这事成本也高得惊人:如果要给每个美国人发 24000 美元,那么你每年要花掉近 8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联邦税收的两倍。

但 Altman 告诉我:“大多数人没搞明白的是,假设劳动力成本变为零”——智能机器人承担了所有工作——“那么人们的生活成本将大幅下降。在这基础上,如果我们又搞定核聚变发电,那么电价也会降到几乎免费地步。而交通、水和食物也会变得非常便宜,人们的生活成本会降低一个数量级。”

他告诉我:当人工智能重塑经济的时代到来,“我们将有无限财富和大量失业人口,到那时,发放基本生活补助就会很有意义。它会解放出下一个乔布斯。”

违背了一条硅谷基本原则?

在最近一次 YC 全体会议上,合伙人 Paul Buchheit 公布了他对创始人们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些是关于食物的投诉:如饭菜里茄子太多啦、咖啡是速溶的啦。 

但创始人们批评得最多的一件事,是 YC 一次就孵化 127 家公司,“他们觉得 YC 太大,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们不是在教小学生,也不是在放牛羊。他们是下一个扎克伯格,是我们同行,我们要让他们爱上我们。”Buchheit 总结道:“下次,我要把规模缩小到 100 家。”

之后 Altman 告诉我:过分专注创始人是个错误。“当我接手 YC 时,”他说:“我们最关心事情是要让每个创始人都过得开心,但那是个错误指标。为确保我们能获得并留住最好的投资人,我们现在也要让合伙人过得开心,一家注定会失败的公司在这里开不开心并不重要。”

风险资本家们相信:他们的投资回报遵循幂律分布,即其中 90% 利润来自一两家。这意味:他们内心里其实希望自己投资的其他创业公司快点关门,不要变成白白消耗资源的“僵尸公司”。

Altman 告诉我:目前在 YC 的投资组合里只有 1/5 公司失败。他觉得:“我们应该更冒险一点,让失败率达到 90%。而如果要提高回报率,那你该把所有钱都给最好的那家公司。”他承认,”这对其他 YC 公司会是个打击,且无益于建立校友网络。但换句话说:只要能有三、四家 YC 公司成长为超级巨头,这就值了。”

在硅谷很多人都觉得,YC 等孵化器扩张过快、过大。Dropbox 联合创始人Drew Houston 告诉我:优秀的创始人并不是哪儿都有的:“在某个时间点,比如你投到第 10001 家公司时,你所做的,其实就是在录取你曾会拒绝的人。”

Marc Andreessen 风险投资公司将 15% 资金投在了 YC 公司上。他告诉我:“许多人都觉得 YC 正变得越来越好——它在扩大规模同时也越来越会挑公司了——而且随着他们吸引力越来越大,YC 也能招到越来越多的优秀创始人。”

但他补充道:“但也有不少人怀疑:YC 网络是不是已增长到极限?天才和疯子间也许只有一步之遥。”而且 YC 的巨大成功违背了一条硅谷基本原则:规模和品质无法兼得。

Altman 向我承认:YC 的校友网络正面临压力。好几百个新加入 YC 公司都争着和 Stripe 的 CEO Patrick Collison 套近乎。为此,Stripe 还指定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联系人。Altman 说他希望其他 YC 旗下的重量级公司也这样做,但他们最好快点。

从 2016 年冬天开始,YC Fellowship 转型成一所创业学校。这是一堂为时 10 周的免费在线课程,向所有公司开放。参与者不会得到钱,但他们学的东西和 YC 旗下创业者是一样的。

Altman 将亲自监督。他认为,如果想每年将 10000 名新创始人带入 YC 校友网络,这是最快、最简单方法。“如果我们能为世界创造出 10 倍于之前的伟大创业公司——即使我们对它们没任何所有权——那它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使 YC 受益,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Altman 打算 2017 年进入中国,且还在考虑进入印度。“总有一天,YC 会比我刚接管时大上好几百倍。”他说:“很多事都可能出错,但说真的,我看不出有谁能阻止我们。”

Altman 这样的管理方式让一些老人开始怀念起 YC 早期的家庭氛围。

一个 YC 资深员工告诉我:“Sam 有点太看重荣誉和个人品牌了。在 Paul Graham 管事时,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但现在只剩下冷冰冰的制度。Sam 总在向上看,但作为一个组织领导者,他应该多关心关心下面的人。” 

当我向 Altman 提到这些批评时,他说:“我当然可以更好地进行组织管理。但我不想每周都去做什么一对一谈话,’让我们谈谈你的职业路径’这种。我认为只要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重大决策,那么即使在组织层级上有点小混乱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重大决策才是决定投资回报的关键。”

他接着又说:”我从来都无法感受到他人对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种天赋。为了被他人接受,许多人都不会去做那些让他们看上去很疯狂的事——而这可能会让他们犯下巨大错误。”

最近 YC 正规划一个试点项目,想测试下建设一座实验城市的可行性。这座城市可能会位于美国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并将使用最新技术:比如说,它可能只允许自动驾驶汽车进入。 

“它可能是座未来的大学城,一座由 YC 建立的大学城。它面积会在十万英亩左右,可能有 5-10 万居民。我们会集资建造基础设施,探索一种新生活方式。”Altman 向我强调,这还只是个想法——但事实上,他已在考虑选址。你可以将这座城市想象成一个在人工智能管理下运行的城市国家——一座 21 世纪的雅典卫城,或是一片闲人免进的精英社区、或是抵抗即将到来的混乱的堡垒。

对 Altman 来说,与其探索未来,不如创造未来。

他在 OpenAI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海军上将 Hyman Rickover 的一段名言写到会议室墙上:“人生的伟大目标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我们要像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自己一个人那样行动……我们必须为未来而活,而不是为个人舒适或成功而活。” 

Altman 向我列举了 Rickover 在建立美国核武海军过程中克服的所有艰难险阻。 “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由衷赞叹。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又陷入思考:“Rickover 晚年时还说过,他所建立的一切都应该被沉到海底去。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我一手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

硅谷基本没人敢公开说自己支持特朗普。我一个朋友私下和我说:他支持,是因为川普能将很多积累/潜伏已久的问题揭露和爆发出来。这是个独特角度。

“揭露”和“爆发”出来的问题很多,其中和商业有关的最犀利一篇,来自投资机构/聪明钱 True Ventures 合伙人 Om Malik。硅谷是人类智商最高地区之一,也是最崇尚“数据驱动”的地方。不过,如果数据/算法驱动在某些特定领域做到极致,或给社会带来负面价值/伤害? 企业家们怎么抉择?

以下是我们翻译简写。

硅谷没有“心”

自美国大选以后,硅谷似乎就失去了神韵。旧金山街道变得没那么拥挤,咖啡馆里的谈话也安静下来,好像一切都被按了“静音”。科技领袖、员工以及组成整个科技生态系统的人似乎都被特朗普的当选给惊到了。

特朗普是硅谷的敌人。他的当选让硅谷人感到失望:原来科技业的支持不足以让希拉里进白宫;而其他人则认为硅谷巨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尤其是 Twitter、Facebook 和谷歌,他们传播了假新闻。

但这对我一点也不意外。硅谷最大的失败不是它对产品营销的不够,或是无法落实自己的创新承诺,相反,它的失败在于对那些生活在硅谷科技魔法下的人缺乏同情心。

两年前我就写过:“我们应该来谈谈谷歌和 Facebook 在做的事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它能影响情绪(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它会危及政治进程吗?” 

现在,是时候让科技界人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人投票给特朗普?

调查记者 Glenn Greenwald 和纪录片导演 Michael Moore 列了很多希拉里失败原因。特朗普的当选类似“英国退欧”:全球化削弱了这个国家工人阶级真正的前景和希望。全球化是“技术驱动-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倾向让越来越少社会成员分到奖赏。

我希望身处技术行业的人能从智能手机上抬起头看看,试着了解我们身边这些感到绝望并被落在时代之后的一代人受到的巨大影响。

作为一个需要不断奔跑以证明自己的创始人,或是时刻担心如何取得业绩增长、该怎么让投资人高兴的公司高管,你很难去思考科技对“人类”产生的后果。

你面对着用户或销售增长的数字压力,还有雇佣正确(但不太昂贵)的员工来执行想法的企业压力,你没时间去顾及被你们产品搞到“失业”的人的迷惘。

但如果你是像 Facebook、谷歌、亚马逊或 Uber 这样以数据驱动的寡头,你们公司算法能产生影响,也有能力在社会上塑造普遍情绪,你无法和这些“影响”及“能力”摆脱关系。我不是在说用假新闻影响选民的能力,而是:如果你是亚马逊,你必须承认你正慢慢腐蚀曾雇佣了很多人的零售部门;如果你是 Airbnb,无论你多么专注取悦旅行的用户,你也必然会影响酒店业人士的就业。

Uber 最近收购的 Otto 是家想把货车变成无人驾驶的创业公司——它刚刚把 5 万罐啤酒从 Fort Collins 运到 Colorado Springs,全长 120 英里。从技术角度看,这样的成就让人瞠目结舌,还预示着能让未来的公路驾驶更安全。

但在一个有贷款、孩子还在上学的卡车司机看来,这就是个毁灭性时刻。一项技术突破让近 200 万长途货运司机有了失业危险——开卡车是少数不需大学文凭但薪水不错的工作之一。

不需要卡车司机,影响的不仅仅是数百万司机;还对加油站、汽车旅馆和便利店等辅助服务产生连锁反应,整个经济生态系统都可能崩溃。

硅谷拥抱自动化和效率,憎恶摩擦和浪费。Erik Brynjolfsson 是麻省理工教授,他对《麻省理工技术评论》说:“生产力处在一个创纪录水平,创新之快,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我们收入的中位值在下降,工作减少。人们落在后面,因为科技发展太快,我们的技能和组织跟不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悖论。”

我们生活在社交网络上的气泡里——算法让我们能和我们感到舒服的人链接、和我们想看到的世界保持联系——并隔绝气泡之外的一切。但现实世界的气泡(就像硅谷)可能更有问题,在这些气泡下:人变成数字,算法成为(唯一)游戏规则,现实世界变成了只是数据表达的东西。

Facebook 一次又一次犯错,它对假新闻混乱的回应完美阐释了硅谷缺乏同情的基因。

扎克伯格作为后互联网时代最聪明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之一,最初采取的立场是:Facebook 无法做分辨真假新闻的仲裁者,然后,它花了整整一周才承认:它可以建立更好工具去帮助打击假新闻并保持中立。

这不是 Facebook 第一次回避现实。两年前,它在《年度回顾》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名为 Eric Meyer 的用户死去的女儿,这事告诉 Meyer:“算法本质上是没有思想的。它模拟特定的决策流程,算法一旦运行,就不再有思想。”

从算法角度,在新闻流上出现一个死去孩子的照片是可能的,但为什么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这会引发创伤?

也许只是因为写算法的人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创伤;或是在产品会议上,他们不谈论人的感受。而在一个公司只专注“互动”和“增长”时,这种情况就极可能发生。

科技设计中缺乏同情心,并不是因为写算法的人没有“心”,而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对科技泡沫之外现实世界的了解。

Facebook 的失误是一个警醒,公司 CEO 们是时候想一想:别只想着关注度和用户增长,也要记住你对周围真实的人所带来的或好或坏的影响。

不仅是 Facebook,我们行业也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科技以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需要了解哪些人因此受到威胁。

“同情”不是句口号,是需要实践的东西,别总待在 Facebook 上,做个旅行去美国其它地方看看——在那些地方,5 美元的拿铁和鲜榨果汁不是公司福利,而是提醒你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的区别。

否则到 2020 年,在普遍民众的想象里,硅谷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恶棍聚集地,就像它的东海岸同行——华尔街一样。

美国VC都撤了, 谁在接盘硅谷?

一年前,美国风投界很多人预测“冬天要到了”,但时间进入2017年2月,VC募资市场却红红火火,事实上据硅发布追踪数据:2016年是VC向LP募资创纪录一年:美国地区,有253支基金共募资约420亿美元创下十年来最高纪录,并且由于风险资本周期,一些较大机构回归市场完成10亿美元以上基金募资这些GP包括:TCV、A16z、Founders Fund、Norwest Venture Partners、Greylock Partners及KPCB。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前两天,Upfront Ventures合伙人Mark Suster发布2016 VC行业报告,以数据方式把美国创投界资金详细捋了一遍。So WTF happened?结论是:风投界的“全球变暖”大规模削弱了“冬天,2017-2018年美国创投圈实际上非常乐观。来看下Mark Suster观点。

“冬天”确实来了

我们在做 VC&LP 年度 VC 行业调查时发现:相比 2015 年,2016 年有约两倍 VC 减少投资——比例超过 30%。

同时投资估值下跌,调查中有 76% VC 指出:2016 年估值要低于 2015 年。

且多数 VC 在 2016 年都获得更有利条款;另外创业公司董事会在控制烧钱速度、讲究实效运营上也表现得更为训练有素,差不多 2/3 被调查 VC 把“削减成本”称为常态。

问题来了——如果 VC 投资速度已经放缓、估值下降、烧钱率大幅放慢,那么这个冬天里还发生了什么呢?

“全球”变暖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中国、新加坡、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日本和其它地方的投资者把因美国 VC 收手而出现的资金缺口给补上了。

以下这张图能让你鲜明看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不包括房产)在 2016 年一飞冲天,虽然 FDI 总投资额和风险投资额不是一回事,但你可以通过它了解国际趋势。

美国有 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谷歌这些巨头,中国也有 BAT 与之抗衡。单单百度一家就募了 32 亿美元用作风险投资——包括一支 A 轮基金和一支晚期基金,如果按美国标准,这 (32 亿)相当一家公司手里同时握有约 65 支种子基金。

之前,阿里在 Magic Leap 一笔交易里投了 8 亿;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也给 Verily(生命科学公司)投了 8 亿,光这两笔交易投出去的钱就相当 32 家美国种子基金。

WeWork 从中国投资者那募了 6.9 亿、NextVR 募了 8000 万,MetaAR 也拿到 5000 万。事实上,现在有那么多中国 VC 基金在美国四处追逐投资收益,且要把美国创新带回中国,以至于我都可以单独为他们写上一个完整 PPT。

然而,不只是中国和新加坡,沙特 PIF 和阿联酋 Mubadala 也联合日本软银组建了一只新基金,规模是 1000 亿美金。随着油价下跌,这一地区迫切需要将资产多样化并吸收创新,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科威特投资总署给 Jawbone 投了 1.65 亿、沙特 PIF 给 Uber 投了 35 亿。

所以全球资金都会涌向硅谷——除非川普干出什么蠢事。

全球“变暖”

刺激 VC 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利率环境。我们调查中:77% 的 LP 和 VC 都认为这是 VC 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

而 2016 年补足 VC 空缺的不只有国外投资者,另一主要群体是企业。

除谷歌、英特尔、Salesforce 和高通这样的老 CVC,其他企业投资机构也加入战团。过去 4 年 CVC 从 61 家增长到 131 家,整整翻了一倍多。所以你会看到:通用汽车给 Lyft 投了 5 亿、BMW 启动 5.3 亿风险基金、Comcast/NBCU 给 BuzzFeed 投了 2 亿,就连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芝麻街栏目(美国著名幼儿教育节目)也有了自己风投基金!

相比 2015 年, 2016 年有两倍 VC 减少投资,但 CVC 却恰恰相反,超过 50% 的  CVC 说会在 2017 年做更多投资。

过去 18 个月企业不仅在风投上发力,他们还常巨额收购,且收购者往往不是科技界的:联合利华以 10 亿美元收购了 DollarShaveClub;沃尔玛以 30 亿收购 Jet(详见硅发布之前报道《又一独角兽或消失: 这次是奇葩电商 Jet》)。我们都知道,企业并购可以带来更多风投行为。

另一面,LP 们终于存起小金库,过去 4 年他们从 VC 处回笼资金数字要远远大于 VC 向他们募集的资金。其实这张表格最让我吃惊!

当 LP 们资金回笼,会把钱再分散投资到新资产项目,但当 VC 产出回报比其它资产类别更高时,他们也会赢得更高资金比重,这时看到 VC 基金数量和总募集金额都翻番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绞尽脑汁也很难想出美国现任总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做出的一项决定对美国科技业有利,那就是对回流到美国的外国资本开放免税期。

很多科技公司在海外赚得巨额利润,但因为回国要缴税,就索性把资金留在国外。我们估计美国排名前 5 的科技公司有超过 5000 亿美元海外资产,如果这些钱回流美国会促进增长:不论是研发开支、企业并购交易还是 VC 募资。

所以如果要我预测未来两年 VC 业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我觉得 2017-2018 对美国创业者是好时机,以下是我的解释: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融资和投资回报是两码事。如果行业得到过多资金,我怀疑将导致创业公司和 VC 界“坏行为”发生,然后进一步导致整体行业回报率下降,之后融资也将变得更困难。

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正常商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