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就听说 Uber 文化糟糕，没想到最近“公开化”爆发。这两个月对 Uber 是“梦魇”，而且事情还在变得越来越糟。
继 1 月有超过 20 万美国用户删除 Uber 软件，以下檄文再次将 Uber 推到风口浪尖，来自 Uber 前工程师 Susan J. Fowler，披露 Uber 工作环境有反复的、系统性“性骚扰”问题。警方涉入调查，截至今天已有两位主要高管因与调查间接相关而“下台”，其中一名是产品和增长副总裁。
Uber 近两个月集中爆发的系列丑闻无疑将影响这家世界最牛独角兽继续招聘最优秀人才：Blind 是硅谷一个让众多科技公司员工匿名交流的 App，每次有 Uber 人发言，下面“嘘声”一片。来看看这篇檄文，从另一角度了解下这个成立 8 年、融资 88.1 亿（不算两轮 debt funding）、估值接近 700 亿美金、迟迟不上市的独角兽另外一面。以下是我们翻译简写。
我在 Uber 很奇怪的一年
就像大多数人知道的：我在 12 月离开 Uber 并在 1 月加入 Stripe。很多人问：为什么离开以及是否可以形容下在 Uber 的时光？这真是段奇怪、迷人又有点“恐怖”的故事，它值得被说出来，所以让我们开始。
2015 年 11 月我作为 SRE 加入，这时作为工程师加入恰逢其时，Uber 还在为整体 API 外的微服务（Microservices）争吵，事情混乱，有很多令人兴奋的可靠性工作要做。我加入时 SRE 刚成立，因此有难得机会选择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有我想做工作的团队。经过几星期培训，我选择了符合我专长的团队，而事情，就从这里开始变得怪异。
在我正式上任第一天，我新经理通过公司聊天系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
他说：他身处一个“开放式关系”，他女朋友很容易就能找到新伴侣，但他不能。他说他试图在工作中不要制造麻烦，但总是不能避免撞上一个又一个麻烦，因为他总在不断找可以和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很明显，他在故意挑逗我。这无疑已经越界，我立即把聊天消息截图并报告给 HR。
Uber 当时已经是个很大的公司，我对他们该如何处理类似事还是有非常标准的期望值的：我想 HR 会妥善处理，然后生活继续；但不幸的是：事件走向截然不同。
HR 和高层管理都告诉我：这种行为很明显是“性骚扰”，但他算初犯，只要给个警告、严肃谈谈就够了，其它处罚就过头了。高层管理人员还说：这个人“绩效傲人”（即上级对他评价非常高），因此犯下这样一个对他来说可能是“无辜”的错误也不好再多加问责。
然后，我被告知必须做出以下选择：
- （i）去另一个团队，然后再也不必和这人互动；或
- （ii）留下，但必须明白这个男人在评估我绩效表现时可能会给糟糕评价，而他们对此也不能干涉。
我回答说：这似乎不叫选择，我想留在团队，因为团队目前正吃力完成的项目中我有强劲专业技能（对公司，我在这个团队才符合最佳利益），但他们的回复每次都一样。
一个 HR 代表甚至明确告诉我：如果我之后得到负面绩效，也不能算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我已经被“给予选择”。
我曾尝试过将情况上报，但最后还是落到了 HR 处或者就是我自己身处的“管理链”（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找他严肃谈话，且不愿因为“初犯”就把他整个职业生涯给毁了）。
所以我离开了团队，并花了好几周了解其他团队后才加入（我真不想和 HR 再费口舌了）。我最后加入一个新 SRE 组，在那他们给我很大自主权，我找到让自己快乐和做惊人工作的方法。实际上，这个团队中的工作后来变成我畅销书《Production-Ready Microservices》的素材。
接下来几个月，我开始与公司里更多女工程师碰面。当我了解并倾听她们故事，我惊呆了：她们一些和我有相似遭遇，有的甚至与我事涉同个经理，她们在我加入 Uber 前就已经上报过这个经理的不良行为。
很明显，HR 和管理层都在撒谎，这不仅不是他的“初犯”，而且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几个月内，这个人因为不良行为再次被举报，但举报他的人仍被告知：这个人是“初犯”。
仍然没有任何措施被做出。
我和几个举报过他的女性决定与公司 HR 部门安排一个会议，我们坚持一定要采取措施。会议上，和我交谈的代表告诉我这个人之前从没被举报，只是犯了唯一一次错误（即和我交谈中那次），和他们开会的其他女性都对这个人没有负面评价，所以不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
这是明目张胆的撒谎，我无计可施，我们都无计可施。自那后，我们放弃了。最终，这个人“离开了”公司，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至公司最终终于决定解雇他。
还有个背景是：基础设施工程组的上层管理层发生着明目张胆的权力战争。似乎每个经理都在和自己同事斗争，试图破坏他们的直接上司，这样好自己取而代之、进一步高升。
对此，这些经理们毫不避讳：
他们在会议上吹嘘，并直言自己企图，我记得与我经理的无数次会议和那些“越级表现”，我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我经理会吹嘘自己对“越级”的赞赏，我应该期望他们在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内就会坐在他们上级的位置上。
我还记得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团队会议，其中一个主管向我们团队吹嘘：他已经从一个高管处拦截关键业务信息，这样他可以讨好其它高管（他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很有效！）。
这些政治游戏结果显而易见：项目被搁置、互相推诿、OKR（目标及关键成效）每季度都改多次，没人知道我们组织需要优先处理的事今天过了明天是什么，基本上什么也没完成。我们都生活在团队会被解散的恐惧中…不得不重组，又不得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 Deadline 来启动另一个新项目。
在这一切混乱中，我如此幸运能与湾区一些最惊人的工程师一起工作。尽管混乱，我们还是保持头脑清醒，把工作做好（有时是伟大）。我们爱我们的工作，爱工程挑战，爱这个让人发疯般的 Uber 机器/软件，我们团结一致，在重组和变化的 OKR、废弃的项目和不可能的 Deadline 间找到门道。我们彼此帮助保持理智，让 Uber 巨大生态系统保持运行，并告诉我们自己，事情终会变好。
但事情没有。
工程师们开始调任到比较不那么混乱的工程组中。而当我完成项目并发觉事情不会有改观时，我也要求了调任。我符合所有调任资格——有经理希望我过去、完美绩效得分——我本以为应该没问题了。但调任受阻。
我经理、他的经理和主管称：受阻是因为我有“无事实证明/无正式文件”绩效问题。
我指出：我得分完美，绩效表现从没收到过投诉。我已按时间表完成所有 OKRs，甚至是在组织异常混乱下，我没错过任何截止时间，并且还有经理等待我加入他们团队。
请问我的绩效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给出答案。起初，他们说我技术不强，我指出是他们自己给的 OKRs，如果想看到我不同类型的工作成果，就该给我他们期待看到的工作类型。
他们退后一步，不再说这是问题。
我一直追问，最后被告知：“绩效问题不总与工作有关，但有时可以是工作外的事情或者你的个人生活。”我无法理解，决定留下等下次绩效评价。
业绩评价季来了，我结果优秀，没有任何投诉。我等了几个月，然后再次尝试调任。但又被告知：我业绩评价和分数在官方评论校准后发生变动，所以我不再有调任资格。
当我问为什么评价在结果出来后又改变（且为什么改变了还没让我知道？），管理层说：我没有显示出任何向上的职业轨迹。
我指出：我与 O’Reilly 出版了一本书，在大型技术会议上发表过演讲，我整个职业都体现“向上的轨迹”，但他们说这不算数，我需要以一个工程师方式证明自己。我被困在了一个死胡同。
我经理说，新负面绩效没有现实后果，我没必要担心。但那天回家后我哭了，因为除了对工资和奖金有影响外，这事对现实世界有后果——而且是我管理链里的人都该清楚的重大后果。
我参加了一个由 Uber 赞助的斯坦福 CS 研究生课程，而 Uber 只赞助具高业绩分数的雇员。我明明是有资格的，但拿到这个鬼祟的新负面评分后，我不再有资格了。
而真相竟然是——让我继续呆在团队里能让我的经理看起来不错。我无意中听到他向团队里其他人吹嘘：即便其它团队多多少少都在流失女工程师，他团队里至少还有一些。
当我加入 Uber，我所在组织有超过 25% 女性。当我试图转到另一个组时，这个数字已下降到不到 6%。
女性正在流失到其它部门，不能转的也准备被 Quit 或准备 Quit Uber。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组织混乱；组织内部有性别歧视。
当我问一位主管：与公司其它部门比，我们组织中女性人数不断下降原因是什么，他回答：简而言之，Uber 的女性只需行动起来，变成更好的工程师。
每天事情都在变得更荒谬可讥。每次发生荒唐事，每次有性别歧视的电邮时，我都向 HR 部门发送一份简短汇报，目的是为保有纪录。而事情真正上升到严重关头，是一封来自我们工程组织主管的电子邮件。
关于皮夹克。我们每个 SRE 都有定一件。
年初时，我们组织承诺为每个人定皮夹克，采集了我们所有身材尺寸；我们都试过了，拿到自己尺寸，并下了订单。有一天，所有女性（应该只有包括我六个女性这时还在这个组织）收到一封电邮，说女性没有夹克了，因为女性数目不够，不能下订单。
我回答说：如果 SRE 能买得起 120 件男士夹克，我确信 Uber SRE 预算是充足的，有能力为 6 个女人买夹克。
主管回答：如果我们女人真想要平等，那么拿不到夹克才意味有平等。因为组织中男性占大多数，对男装有大量折扣，但女士就没这么多了。如果女性拿到夹克成本比男装夹克多，那这就是不平等、不公平。他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夹克，我们就得找到与男装夹克大批量订单价格相同的女装夹克。
我把这封荒唐邮件转发给 HR，很快，他们要求面谈。在经历一系列丑态百出后，我本以为他们再做出怎样反应我都不会意外，但他们的荒谬行径还是超出了我想象。
人力资源代表开始会议，代表首先向我提问：是否有考虑过我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我告诉她：在我上报文档里已很清楚显示这一事件我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她却说，人事部没收到任何与我声称受害有关的文档。（很显然这是谎言，我提醒她：我存有聊天记录和所有邮件/证据）。随后，她开始转移话题，和我说起 Uber 里的女性职员。
她问了许多有关女性职员问题，如我和其他女性职员是否是朋友，多久沟通一次，沟通使用的主要电邮是什么，我们常去的网络聊天室等。
我拒绝遵守这一荒谬和带有侮辱性的要求。当我指出女性网络工程师在 Uber 内屈指可数时，她告诉我说：每个人都有合适自己的定位，不同性别和种族背景往往有不同最佳定位。想以此证明女性 SRE 数量稀少是奇怪的。
这次会面，以她斥责我保存邮件记录告终。并且她还告诉我说：通过写邮件方式向 HR 部门报告是非常不专业的事。
这次会谈后不到一周，我经理和我安排了一对一面谈，他说我们之间会有场艰难对话。
他告诉我：我将因为向人事部举报而陷入尴尬。加州是个遵行随意雇用原则的地区，也就是说，如果我再这么做，他们可以随时解雇我。
我告诉他这是违法的。他回答，他在这行干了很久，他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
很明显在他看来，以“解雇”来威胁我而让我不再向人事部举报不违法。会谈后，我向 HR 部和 CTO 举报了他行为，他们都承认这“违法”，但仍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做了点什么（后来我被告知：他们无动于衷，是因为这名威胁我的经理“绩效卓越”，是公司里佼佼者）。
之后不到一周，我有了份新工作 Offer。
我在 Uber 的最后一天，我计算了仍在组织中的女性比例，SRE 里有超过 150 名女工程师，只有 3% 的女性。
当我回顾 Uber 的日子，我还是很高兴，能与最好的一些工程师一起工作的感恩心态克服了一切。我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自豪，并为我对整个组织产生的影响力自豪，也为自己所写的一本书能被世界各地其它科技公司采纳自豪。
但是当我回想起上面提到的这些时，我感到很悲伤，但仍情不自禁对这些滑稽荒谬的事情感到好笑/嘲笑。多么奇怪的经历。如此奇怪的一年。
Note：我暂时把这个博客的评论关闭了，因为实在有太多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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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Uber 最近两个月大事记
- 1 月 28 日爆发大规模“删除 Uber”运动：纽约出租车工作者联盟发起 1 小时罢工，抵制特朗普移民禁令，随后 Uber 把动态调价 Surge pricing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取消，这被视为是 Uber 企图从中获利。这很大程度上对 Uber 是不公平的，不过 Uber 处理问题方式造成结果是超过 20 万用户删除 Uber （有些用户因为发现实际上删不了账户数据而导致运动进一步反弹，Uber 几年来都不允许用户可以“自动删除”账户数据，而是需要通过公司内部有人手动操作，直到要求删除软件需求突然集中性爆发，人工删除不够用了……“Delete Uber”随之愈演愈烈）。
- 2 月 19 日 Uber 前工程师披露 Uber 有反复、系统性“性骚扰”问题。之后不断有人以实名或匿名方式跳出来写自己类似经历。Uber 创始人 Travis Kalanick 在压力下安排检察官涉入调查。
- 在大量投资人压力下，Kalanick 召开全体员工会议并承认错误；几天后他又被拍到晚上乘坐 Uber 并和司机发生激烈争辩（Kalanick 暴躁脾气又发作，快速出口：“你知道吗？有的人不愿为自己问题承担责任。他们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归咎于别人。祝你好运！”），这个视频被公开。Kalanick 迅速公开道歉，并第一次承认自己“需要长大”。
- 2 月底，谷歌自动驾驶品牌 Waymo 诉讼 Uber 和 Otto（已被 Uber 收购），称谷歌前员工也就是 Otto 联合创始人之一涉嫌窃取 Waymo 激光雷达系统专有设计（离职时下载 14000 个“高度机密”文件到外部硬盘驱动器并发给一系列人，包括 Waymo 雷达电路板设计，据掌握资料，谷歌高度怀疑是发给了 Uber，激光雷达是自动驾驶最重要技术之一）。此事法律上还没最终说法，但硅谷炸开锅。
- 因“性骚扰”调查，截至 3 月 3 日已有两位 Uber 主要高管因与调查间接相关而辞职，其中一名是产品和增长副总裁 Ed Baker。
- 3 月 3 日《纽约时报》发表《Uber 是如何在全球各地欺骗当局的》一文，指出 Uber 使用了一种名为 Greyball 的技术工具，对世界各国执法部门进行大规模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