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凭什么值1000亿美金?

联合办公项目“WeWork中国”前两周宣布了一笔融资:5亿美金,软银、淡马锡、弘毅资本等投资。不过,如果从全球图景看,也是在几周前,去年底投资了WeWork 44亿美金一举把WeWork的估值推到200亿美金的软银愿景基金负责人Rajeev Misra说:

他预测:WeWork的估值未来几年内会达到1000亿美金。

Uber排名目前美国最有价值私人公司的翘首,估值约在620亿美金左右;接下来是Airbnb,估值310亿;SpaceX排名第三,估值接近250亿。而如果WeWork真能在某个时间点达到1000亿,也将把美国获风投支持的私人公司估值推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围绕着WeWork,其实始终有很多质疑。

包括这就是一个转手倒卖的房产公司,低价租地,然后高价租给客户。历史上有一个上市公司叫IWG,专门做这个生意,办公设计和WeWork完全没法比,但是来看一下相关数字:IWG目前市值也就在41亿美金左右(包括债务,收入的七倍),凭什么软银给WeWork这么高估值呢?

WeWork是软银掌门人孙正义
最喜欢的项目之一

一种说法是:WeWork将主导全球办公市场的重塑。换句话说:会对现有行业产生“破坏性冲击”。再一针见血点说:WeWork最有破坏力的地方,其实是它允许一个月一个月地续租。比如像我这样中美两地跑的人,如果不要求它在我回国时把我的工位转到WeWork上海,我就可以随时结账走人了,没有期限捆绑。而WeWork的投资人相信:长远看,人类的办公空间会放弃长期租赁模式,改用WeWork模式。

位于美国加州圣荷西市中心的WeWork

正好我在WeWork美国位于圣荷西市中心的办公楼租了一个桌子,和大家说一下我看到的WeWork和我搜索到的相关信息。

空间即服务

首先来晒下我的成本和收益。

今年5月,我在WeWork租了一个固定桌子,带抽屉的那种:$450/月(现在已经涨到$475),加上$125/月的停车费,月成本$600不到,但是能够享受的服务包括:

免费打印、一个固定邮寄地址、会议室(这个需要另外付费)、免费咖啡、免费微波炉、免费冰箱、免费健身房、免费游戏室等。工作到脑子痴呆的时候,可以下楼玩投篮游戏或其它游戏。

其实单单就健身服务,好一点的美国健身俱乐部Bay Club,一个月要好几百美金,而24Hour Fitness虽然便宜,但要来回开车折腾,也很麻烦。哪有像长在办公室的楼下好呢?

我经常玩投篮游戏

WeWork的口号是“空间即服务”,沿用了IT界“软件即服务”(SaaS是Software-as-a-Service)的概念。言下之意:客户可以根据需求向它定购服务,无需自身维护。除了刚才说的那些,WeWork的App里还有很多办公软件,比如Slack(5折)、微软Office(7.5折)等等,因为是WeWork统一拿的折扣,会员都能享受到不小的优惠。

公平地说,这个价格很实惠。即便按照WeWork说法:目前它全球办公楼入租率达到了84%,但我看到的情况:大部分时间,这些座位上的人都不在,很多是在外面跑业务,或者按照当日对时间的规划,直接在家里工作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即便你一周几天不去办公室,也不会心生愧疚的价格。

会员数疯狂增长

于是,我就好奇起它的会员增长情况来:

情况有点吓人:2017年5月的时候,会员数在12万左右,今年2月,扩张到了20万。也就是说:9个月里增长了54%。而WeWork自己刚刚披露的数据:

截至今年6月,共有会员数26.8万,是去年同期的一倍还要多。目前全球287个办公楼,入租率84%,一年前是78%。我之前听说WeWork的人就是在忙着抢地,现在想来也不奇怪了。

WeWork全球会员增长情况

但企业客户占比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自由职业者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工作的地方很多,而且一到需要控制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转而在家或咖啡馆工作,所以企业级客户很关键。

据WeWork披露的数据:千人以上雇员的机构员工,目前占它会员数的25%(去年同期是17%)。也就是说:大公司员工比例已经达到1/4。事实上,包括像亚马逊、摩根士丹利、Facebook、IBM、星巴克、微软、百事可乐等都已经部分转向联合办公空间,租赁WeWork整个楼层或建筑,以满足迅速为团队提供办公场地的需求。

这一点,WeWork的投资者可谓功不可没。一个八卦是:据说去年软银投资WeWork时,愿景基金内部也有高管反对,认为估值太高,但是孙正义很喜欢这个项目,宣称会用一切资源包括软银旗下投资组合公司去帮它快速扩张,让他们都去租赁WeWork的办公空间。

现在日本东京的WeWork办公楼,超过1/4的桌子,就被软银旗下的投资组合公司承包着,包括雅虎日本的团队(软银有43%的股份)、Uber(软银有15%的股份)等等,而软银自己,也正在考虑把总部搬到WeWork里去。

从成本节约的角度,WeWork大概能够帮企业客户节省25%-50%的运营费用。这是WeWork自己透露的数据。

这其实是个数据公司

现在,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很多人都知道:星巴克对选址很有讲究,这是基于它必须快速拿地的一个能力要求。而WeWork也在疯狂拿地,这种计算建筑物位置的计算方法,就被它放大到了极致。

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经常把自己公司类比为是Uber或者Airbnb。他认为:这三者估值的飙升,前提其实都一样,都是因为背后的技术平台,而不是因为出租车行业或酒店业或传统办公楼业。

首先,WeWork利用目标邻里的业务组成数据,来解决选址的瓶颈问题。他们与位置数据商合作,基于周围是否有咖啡店、购物大厦、餐馆、酒吧、酒店和健身房等设施和商业地点或和这些设施和商业地点相距多远来审核。

而在一个新地点被审查后,最快4个月内,它就可以接受租户(平均值是9个月,运营效率很高)。而一旦开始建,它的技术优势又发挥作用了,目的是提高收入。

有心的人可能注意到了:近两年WeWork在疯狂收购,大概做了20多笔收购交易,而自从软银给了它44亿美金后,收购频率就更加激进了,去年底他们还收购了美国著名线下聚会网站Meetup。

这是为增益它的社交功能。一帮创业者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很大一个可能是:社交。在WeWork大厅里,其实经常有很多活动、事件和演讲,但因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会被这种能量感染,但真正的诉求不多,所以社交这块略过不谈。回到问题本身:那么,WeWork收购来的这么多团队都到哪里去了呢?

2015年8月和2017年6月,它收购了Case和FieldLens,这两个公司的人,后来变成了WeWork的物理产品团队。被收购前,Case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咨询,专门从事信息建模(BIM),会扫描建筑物并把它显示在3D中,然后快速提供项目完成需要的时间和预算;而FieldLens做了一个平台,专供建筑业的相关者在上面实时交流和进行流程管理。

所以一旦WeWork拿到地,第一件事就是进行3D扫描,并绘制空间。而为效率最大化,他们还使用了机器学习,创建了一个神经网络,以决定要造多少个会议室。据说测试后,这个程序比人类设计者估计的准确度,要高上40%。

所以WeWork一直吹嘘,他们在两件事上积累了大量数据:一是什么是好的办公地点;二是,怎么优化室内空间。而随时间推移,这两方面数据也越来越强悍WeWork说:去年9月,这一数据能力已经帮他们在新增加一张桌子时,比一年前的成本节省又提高了33%,这个省钱程度,随着它数据能力的提高还能不断优化。这真的不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可以具备的优势。也就哗啦啦地,把一堆做联合办公模式的团队给比下去了。

亏损和风险对冲

今年二季度,WeWork的收入是4.22亿美金,年增长113%,超过任何一个季度增长。基于此,它今年的收入预计会在18亿美金左右。

它还披露了一些数字,说明如果没有把钱砸在快速扩张上,WeWork已经越来越有利润——2018上半年2.02亿美金,去年同期是9500万美元。但是因为要快速拿地扩张,它的亏损很严重,今年上半年收入7.64亿美金,净亏损达到了7.23亿美金,比去年同年亏损更大。

所以除了对WeWork估值是否过高的质疑以外,市场上还有一种质疑是:WeWork这样的亏损和它全球各地“旋风般”拿地的方式。因为怎么能够不慌呢?IWG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2000年IWG上市后,随即遭遇互联网泡沫崩盘,公司客户纷纷裁员撤离等,情况一塌糊涂,IWG前期支付出去拿地的钱都没法回笼,搞到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换句话说:WeWork的最大风险,就是经济衰退。而为此,WeWork已经做了很多防御性战略,包括:

1,重组激励机制:向能够招来时间长达一年或更久的会员的经纪人倾斜。

2,增加企业客户占比;

3,把自己数据优势作为服务,向大公司提供咨询和管理,这个东西叫“Powered by We”;

4,从租赁转向共同管理式交易。在这种案例里,房东可能会和WeWork一起支付装修及建办公室的成本,然后/或5:5瓜分会员利润。比如在印度,WeWork就是近100%在采用这种策略。

5,直接买房产。比如和Rhône Group一起成立了一个房产投资基金,耗资8.5亿美金,拿下了纽约罗德与泰勒百货大楼,他们还在看大楼交易。

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上面第三个。

前两天我和国内朋友讨论:WeWork在中国月租金3000多人民币的定价,是否有竞争优势?因为国内有很多竞争对手,可以提供很低的价格。但是转念一想,这些也许都不是WeWork整体格局最关键的问题。

WeWork可以继续扮演它对“空间”行业非常具破坏性的角色,但是注意看它上面防御战略的第3点。

去年年底,WeWork突然说:他们有一个新产品叫“Powered by We”,可以向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包括利用他数据优势,帮大公司客户找合适的新办公楼物理位置和建筑物,以及室内设计优化等。

还记得吗?亚马逊的AWS云最早也在亚马逊公司内部自己用,之后一不小心,做成了一个很大生意,WeWork大概也可以和亚马逊一样。

而现在亚马逊的产品线里,哪一块业务的利润率最高?云。其实对WeWork也一样,它产品线上哪一个利润率最高、最不可被复制,而且抗风险性最强呢?毫无疑问,就是“Powered by We”了。WeWork推出这个新产品的时间是去年底,可以预见:这个业务会在WeWork业务中越来越重要。

所以市场上的很多类似联合办公的项目,再说自己就是WeWork模式的时候,需要好好想一想了。

国内风投来美国必备神器Otter

上周去Los Altos拜访Sam Liang,想看看他最近在做什么。Sam之前是谷歌地图的架构师,是谷歌地图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之后他离开谷歌做了Alohar,公司2013年底被高德地图收购,现在已经归属阿里巴巴。

Alohar旗下有个产品叫PlaceUs,很有意思,它指出了地图业务的一个发展趋势,即

基础地理数据其实已经不再具竞争优势,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一个可以购买的东西(已经有多种数据来源)。那么,现在什么东西具有竞争优势呢?

把“场景”也就是context引入到地图概念里。我举个例子。

当我在应用上看到我国内朋友时,我得到的信息将不只是她的地理位置信息,而是她在“干什么”的一个状态,好比她在开车。那么这时我可能就不会给她打电话了,因为开车接电话不安全。显示“场景/状态”而非“地理位置”,以此帮助协调多人的生活和工作,这是AI在地图中的意义之一。

如上图,三年前的PlaceUs曾经非常开拓我的视野。那么,现在Sam在干什么呢?

去Los Altos前,我特地搜索了一下他的新公司AISense,发现去年底已经完成A轮,已有投资者包括德丰杰DFJ DragonFund、500 Startups等。早期天使投资人里,我还看到了大卫.切瑞顿。

这个人是谁?就是那个闻名硅谷的斯坦福教授,他第一个写了支票给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后面那两个人拿了这张支票创办了谷歌。

言归正传。Sam的新作品是Otter,这是一个语音产品。我问Sam:“其实你有非常多选择,为什么二次创业选择做语音呢?”

请注意:这个时候,Otter这个App就放在我和Sam中间的桌子上。下面是Otter记录下来的Sam说的东西。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啦,那边语音刚落,Otter已经基本全记下来了,这个速度太快。

我翻译一下:

“我做这个东西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需要用语音沟通,尤其是对企业家,有很多重要商务会谈,比如今天这种情况,我们面对面见到,然后可能只有40分钟。

但我们会谈很多信息,而企业家的时间很贵,我们怎么才能最好地利用时间呢?那就是不要把谈话内容又忘了个精光。但我发现:人们花很多时间开会或会谈,但其实一结束就忘了大半部分,所以Otter这个App,第一个作用就是帮人们更好地记住会谈内容。”

下面,我帮大家快速拎一下Otter的核心要义。这里,已经显示出硅谷关于语音的一些趋势和洞见了。

第一,Otter关键字:转录

这是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因为不同人用Otter,Otter能帮到他/她的地方不一样。比如中国很多小孩在美国读书,刚开始时可能英文听力不好,听教授讲课吃力,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Otter看英文文本抓关键字,因为你的阅读能力一定比听力强。

但这是Otter的核心吗?绝对不是。

Otter核心是“转录(transcription)”,也就是说:把声音转成文本信息,而且转的速度极快,几乎实时。这样的产品形态,就把一堆以“录音”为切入点然后再付费转文本文字的产品甩出去了。

那么为什么转录会成为一个趋势呢?我想是因为:文字形式的信息有其它形式的信息(如语音、视频)不可替代的功能,越是严肃/商务领域的信息,越是如此,因为你听完看完会忘,而严肃/商务领域的东西,你不想忘。

2,Highlight神器

文字信息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让你在最短时间内,对内容一目了然。

这一点,语音做不到,视频做不到,甚至后两者在信息的展开中,还是不可逆的。而既然,你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阅读并来回逆,你抓重点的速度肯定也就更快了。

3,技术上和亚马逊的Alexa或谷歌的Google Assistant不同

我第一次用Otter时,其实愣了一下,因为它要我先对它说一段语音,包括告诉它我是谁,我做什么职业。

我想:这应该是个“工具”,应该像谷歌地图那样打开就直奔主题,怎么往复杂方向去了呢?后来我才明白,看下图:

图里描红之处,会自动呈现你的名字和头像。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凡涉及谈话,必然涉及两个人或多人,那这个时候,“什么信息是谁说的”这件事就很重要。而Otter被设计成:能对多人谈话进行理解和捕捉,这和亚马逊虚拟语音助手Alexa或谷歌语音助理Google Assistant的技术不同。

后者一般发生在人和设备之间,而且通常是一个人在说话,同时,你和Alexa说话时的内容都会很短,无非是问一些短问题。

但人类的谈话则要复杂多了:不少于两个人;其次一聊一小时很正常;再次,语速不会像我们对着机器说话时那样慢,而Otter的目标,就是捕捉类似情境下的对话、会议、采访、讲座等,然后把它们变成一个可搜索的档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所有技术包括语音识别,都由AIsense自己构建,不用现有语音识别API。据Sam说,这是因为希望提高准确性,并优化多个说话者。

4,也支持导入音频、视频,帮你转录

但需要打开电脑用Otter的官网搞。

5,语音世界的Dropbox和Slack

这时你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一大片语音的海洋,我们再来看下Otter的Logo,它强调语音谈话的可记忆、可搜索和可分享。

这个概念熟不熟呢?

其实挺熟的,让人想起Dropbox,只不过Otter做的是语音会话。甚至在商业模式上,Otter和Dropbox也很像:

免费用户这块,每个月可以用10小时的语音转录,而如果你想要更多,则需要付费$9.99,获得一个月100小时的转录。

Sam估计:免费用户会占这个App的绝大多数,付钱的则将来自企业级用户。但就像Dropbox和Slack,他们的绝大部分付费/企业级用户,其实都由他们的消费级用户带来,比如职员用着用着觉得需要,回头和老板推荐购买。Otter应该也是这种模式。

不过,Otter应该还有一种商业模式,那就是技术授权。

目前AIsense已经和美国最大在线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合作。其实我也是Zoom的用户,经常用它视频采访,我知道Zoom不提供文字信息,只有在线录音功能,而现在,AIsense将为Zoom提供转录技术。

6,潜在使用场景

理论上,除了企业内部使用外,Otter的技术使用场景还可以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等。

因为这些领域的信息,都是极严肃信息领域。Otter负责提供这些领域的语音对话搜索,就像支持用户搜索电邮和文本。

7,但其实,Otter还有一大用途

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给到大家硅谷的一些趋势信息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意。

每年,我都看到国内风投和创业者朋友一波波地呼啸而来,然后,再一波波地呼啸而去,有一些,总是很头痛自己的英文听力,加上硅谷是个移民城市,这里的英文有非常多国家的口音,印度的,爱尔兰的,英格兰的等等等等,也许你可以用Otter帮你记忆,会谈中老外说的关键信息;或者,仅仅是把它当作速记神器用,回国飞机上再全面check一遍英文文字,也很好。

总而言之,什么东西对创投圈朋友最贵呢?我想绝不是钱,而是时间。但愿你们的每一次辛苦奔波,都没有被辜负。

共享单车在美国火不起来

这是我2017年10月拍摄于Milpitas华人超市旁的一张照片。“共享单车”在国内最火的时候,它也曾飘洋过海到美国,上面的LimeBike就是其中一个玩家,硅谷著名风投Andreessen Horowitz投了它1200万美金,到B轮的时候,LimeBike估值已经是2.25亿美金。

但是共享单车在美国火过吗?从来没有。

事实上,它很快就被有关运输创新的另一个新概念打击了。而这个新概念的翘首级公司,成长速度是这样的:

成立不到18个月,融了4.5亿美金,6月底刚结束的C轮里,红杉是领投方,总融资额3个亿,一举把公司估值抬到20多亿美金。换句话说,一个去年才建立的公司,现在已经挤身“独角兽”不说,而且非常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了。反过来算下Uber的融资史,成立第18个月的时候,Uber还在拿A轮。

那么这家超越了Uber、刚刚崛起、正被美国媒体和风投圈热议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Bird。干的是什么事?滑板车共享

这几年美国科技圈很少看到
成长这么快的创业公司了

现在,电动滑板车在美国真的非常流行,我每天去圣荷西市中心的WeWork办公室,一路上可以看到小孩骑,学生骑、情侣骑,职业人士也骑,我就差没看到过老太太上去骑了。

考虑到国内很多创投圈人士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个风潮,我在这里快速说几个我在美国市场看到的信息。

1,Bird成长这么快,却只有一个创始人。

这一点有点背离常识。这么大一摊子事,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创始人呢?但是研究了一下Travis VanderZanden的背景,很多东西就明白了。此人的所有履历都和“增长速度”有关。

Bird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Travis VanderZanden

他曾经在Lyft做COO,之后去了Uber做全球增长副总裁。而他加入Lyft原因,是因为造了Cherry,这个东西做实时洗车,让用户一点按钮,就能从邻居那里买到高品质洗车液。一年半后,Cherry被Lyft收购,他就顺理成章做了Lyft的COO。而他老妈也功不可没,老妈职业是开公交车,而且一开30年,应该算是给了儿子从小观察运输业的绝好机会了。

2,这家公司的市场营销费用是“0”

看到这里嘴巴不要张大。这是Bird投资人、洛杉矶风投Upfront Ventures的合伙人Mark Suster自己说的:Bird的市场营销费用为“0”,完全是一家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公司。他自己一开始也不信,结果每天从办公室的落地窗偷偷望下去,最后坐不住了,跑到创始人那里求他从Upfront Ventures拿钱。

3,小孩变身充电器

这是最牛逼的一点,因为电动滑板车业务很麻烦的一个事是:需要经常充电,而Bird利用了免费劳动力,甚至掀起了一场文化运动“寻找滑板车”,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充电网络。

简单讲,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Bird的充电器,只要提供个人信息和银行信息,你就可以通过帮它充电来赚钱。其实就有点像Pokémon GO游戏,现在,美国年轻人已经掀起类似Pokémon GO的捕车热潮,四处找滑板车,然后带回家充电。电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赚钱,Bird给的奖金是$5-$20不等,取决于捕车的难易程度。如果难度很大,比如要翻山越岭才能找到车,那么你就能得$20。最酷的是,当你进入“充电器模式”时,Bird的App会显示你所在地的Bird滑板车需要充电的实时地图。

而就这样的赚钱方式,有些小孩一个晚上就能挣$600,秒杀做Uber、Lyft司机,所以直接就催生出了团队合作模式,不少人拉帮结派、租卡车扫街找电动车。甚至还吸引了抢劫犯,故意把车藏在死胡同,引诱来找车的人,然后对他们打劫。

4,商业模式和收入

每个用户用App解锁滑板车一次,开锁费是$1;而在使用过程中,每分钟收费标准$0.15。

下面这句也是Bird投资人Mark Suster自己透露的:Bird很可能会成为已出现创业公司中最快达到十亿美元级别运营收入的创业公司,因为“迄今为止它的收入增长太让人震惊了”。

5,就这唯一一个创始人,创始人已经套现。

感觉Bird奇葩到会成为一个商学院研究案例。

一般来说,创始人不会在项目早期就套现,因为这样做会动摇投资人的信心,而即便是在开明的美国,比如Snapchat的两位创始人,也是在拒绝了Facebook的30亿美金收购价后才提出套现要求的。但是Bird的创始人刚刚被曝:已经在由红杉领投的C轮交易里套现了不少。

但这是Bird的投资人“要求”的。

据说因为Bird估值增长太快,在C轮融资里出现了投资者“超额认购”,投资人进场的需求不要太充足,然后创始人也想为更多投资者加入腾出空间。

与此同时,创始人控制力度进一步降低,而Travis VanderZanden在公司里还没有建立超额投票权。这一点,和很多快速崛起的创业公司也有差异。

6,为什么是滑板车?单车不好吗?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骑电动滑板车和骑单车有什么区别呢?骑单车不行吗?

Bird投资人下过一个定义:共享单车最适合的路程其实是大于5英里的路程,而且如果你不想打的或乘坐公车,自行车几乎是5英里以上路程的唯一真正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要说到小于3英里这样的距离,绝对是用滑板车的体验更好。

这么说来也合理,因为在湾区这个地方,出了市中心,就到处是高速,大家用的都是四个轮子的车;而要在市中心办事的话,小于3英里的行程一定更普遍。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自行车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为了从A点到B点的交通运输工具,而更像是一个用来健身的东西。这点和中国完全不同。就好比你在美国街头走路,感到太阳太晒然后打伞防晒一样,多少会感觉有一点奇怪。

7,两个八卦

Bird的供应商之一是小米。Bird还计划来中国。我感觉Bird的下一轮融资,要和中国的投资人发生点关系了。

最后,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文章最前面提到的“LimeBike”,赫然发现:今年5月的时候它已经更名品牌为“Lime”,并且已经开始做电动滑板车。而刚刚两天前消息,它拿下了谷歌旗下投资机构GV领投的C轮融资,总金额也是3亿美金。所以2018年怎么做来钱快呢?大概就是创立电动滑板车公司吧。

扎克伯格能当美国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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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在美国的创业圈里经常被提及。大概意思是指:能够对现实产生显著的、立竿见影的改变。

在这个词里,也隐含有“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之间很强的相关性。我举个例子。

两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Fremont吃饭,他说:你看啊,每天硅谷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创业,每个人都说:我有一个idea。但是,真正动手注册公司上官网出产品开始干的人,你猜这个比例是多少?

5%都不到。

这是因为:除了拖延症,创业让人顾虑重重,它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经济”。在创业世界里,你的Behavior和Behavior产生的后果,会发生得非常真实和直接。它要求你对每一个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并且你立马就会看到这些决定的后果。

这种奖励和惩罚是来得如此之快,你基本不能躲避你行为的任何后果。

但是如果你“幸存”下来,并开始掌握很大资源时,这时候你能产生的Impact也是非常可怕的。

好比谷歌改动一个搜索规则,数十亿网页的搜索结果就得改变,全世界SEO工作者都得忙上好几天;或者假设某天微信突然说:每个用户只能关注20个微信号了,估计立马引发腥风血雨一大片。

那么,目前全世界最有Impact的人是谁呢?马克.扎克伯格。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今年第一季度,Facebook的全球月活用户数达到了21.9亿人次。也就是说:扎克伯格的用户基础已经增长到超过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已建立起一个系统,跟踪、分析和开发我们的行为。就像它被大规模讨伐的”假新闻“,毫无疑问,Facebook能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

但是扎克伯格想要的可能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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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最早传扎克伯格可能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消息,是在2017年的1月。当时,一个背景是:2016年底,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就像巨型炸弹爆炸,硅谷立刻炸开锅。

揭竿而起者无数。

包括野心勃勃的YC孵化器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和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等,后者有几乎全硅谷最好的人脉网络,现在他要用这张网络对付特朗普,号称准备在政治上花上数亿美元,并四处布道一个新行业正在硅谷冉冉升起,那就是“政治”,而他现在,是这一行业的最活跃投资者。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一个名字来得那么一剑封喉、一针见血。

2017年1月,美国媒体Vanity Fair发表了一篇专栏,题为《扎克伯格会成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吗?》,指出:硅谷似乎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天可能会竞选美国总统。

他想成为皇帝’”这句话,在多年来认识他(扎克伯格)的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考虑到这是硅谷,一切合情合理。

硅谷是一个什么地方?硅谷是一个“如果我对XX不满意,我就自己动手造一个“的地方。在这里,到处飘荡着企业家的灵魂,而按自身意志对现实施加Impact,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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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迹象表明,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

按照《连线》杂志的说法:2016年,扎克伯格做了一件事,调整了Facebook的股权结构,而调整内容之一,就是确保他可以竞选公职的同时,保留他在Facebook的权力。

第二,根据Politico的说法,扎克伯格的参选计划已露苗头。

线索是:他和妻子聘请了前民主党民调委员、前奥巴马总统顾问和希拉里2016年的总统竞选首席战略家乔尔.贝南森,作为他们联合慈善项目的顾问。

这对夫妻还请了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前参议员蒂姆·凯恩的通讯顾问艾米·达德利、以及指导小布什2004年连任竞选的肯·梅尔曼。

第三,扎克伯格宣布:他2017年的年度心愿,是拜访全美50个州,和每个州的领导人及选民会面。为了记录这次行程,他还聘请了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竞选时的摄影师查尔斯.奥曼尼。

甚至,扎克伯格在一个场合回答有关“无神论”的一个问题时,突然说:他已经放弃无神论,并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是明显的一个“政治上更谨慎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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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它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心里逻辑。

企业家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Wealth-creating型的,也就是财富驱动型;另一种,则是Impact型的,通常胸怀天下,想帮助社会,纠正错误,或者扭转某种不公平,后者的企业家能量和技能为这些使命所驱使。

显然,扎克伯格是后者。

2012年Facebook上市的时候,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在那封信里,他开篇写道:

“其实Facebook最早不是作为一家公司而创立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即‘连接全世界’。”

换句话说:组建公司,不过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方式罢了。

坊间还流传有扎克伯格曾如何激励人的一些故事。

扎克伯格小时候迷恋文学,当其他孩子还只是“看”书时,他牢牢记住了很多细节。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个史诗通过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歌颂了英勇善战、为集体建立功勋的英雄故事。

2010年《华尔街日报》记述了Facebook的一次员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扎克伯格在Palo Alto的希尔顿酒店的潮湿地下室,对着数百名员工引用了电影《特洛伊》。当他讲述一个使者告诉阿基里斯,面对阿基里斯准备战斗的巨人撒撒罗尼亚人时,他是多么害怕。这个时候,扎克伯格对着他的员工们大声喊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记住你的名字!

据说多年来扎克伯格一直重复这一说法。当新员工问为什么要加入Facebook时,他告诉他们:“因为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2015年底,一个新闻轰动了全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宣布将持有的Facebook股份的99%,全部捐出用于公益事业。当时,扎克伯格31岁。

2016年,扎克伯格夫妇再次宣布:未来10年,将通过两人的慈善组织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投入30亿美元,在旧金山创立一个生物中心,资助科学家们攻克世界上最主要的疾病。夫妻俩表示:想着手“未来100年攻克所有疾病”的伟大理想。

“扎克伯格有这样一种性格,不管他决定做什么,他都会把这件事做得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好。如果他想做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么他会在‘给人们最多的钱”方面,做成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NGO。只不过,碰巧扎克伯格干的事是造Facebook罢了。而事实上,Facebook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社交网络。”

Vanity Fair引用扎克伯格身边人的一段话说。

这个人还指出:Facebook不会是扎克伯格对社会的唯一贡献。“他有更大的计划。”

不过当舆论愈演愈烈之际,扎克伯格站出来说:他没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想法。

但是连扎克伯格自己,也没能阻止“扎克伯格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传闻。

人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罢了,不会有政客会提前声张自己要竞选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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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突然销声匿迹,是在2017年的年底。

除了扎克伯格公开否认外,这一年的夏天,在对Facebook“假新闻”的持续讨伐中,Facebook的危机达到高潮。

首先,Facebook正式确认俄罗斯势力曾在大选期间利用它干预美国大选。紧接着被曝:它有多达数千万的用户数据泄露,而数据使用方剑桥分析公司,与特朗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些人说:这些事和Facebook缺乏对人们隐私权的尊重,将会是扎克伯格竞选总统的最大失误。

我倒觉得,这一切,反而可能会让少年得志的扎克伯格更加成熟。

美国竞选总统的最低法定年龄是35岁。2020年,扎克伯格36岁。2024年,扎克伯格40岁。扎克伯格有的是时间。

或许有一天,扎克伯格真的会厌倦网络世界,而去尝试一些更”真实“的事;也或许,这些传闻真的不过全都是扯淡,只是刚好映射了一堆人的内心戏罢了。

但在这场很快就被人忘记的舆论大讨论中,我倒觉得,一个最有意思的看点是:

Vanity Fair专栏最后几段话所指出的那个方向:

“未来5-20年,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特朗普一直承诺要重振制造业的低技能部分,但他忽视了机器人、无人驾驶和算法,在未来几年内将征服数百万工作的现实。美国在很多方面面临挑战,自动化的崛起可能是最大的。这对政府的要求之一,就是学会适应这些变化,并为最脆弱的人制造安全网,但是特朗普似乎对这场危机无动于衷。在未来,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很容易受到黑客攻击,战争不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而会发生在软件和软件之间。来一个懂科技的总统,到时候了吗?”

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硅谷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呢?

美版滴滴空姐遇害案

5月滴滴空姐遇害案在国内引发很大讨论,我查了一下美国这边情况,想看看美国打车软件公司或者美国政府是怎么处理类似事件的。有些信息和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滴滴也好、Uber也好、Lyft也好,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在这个平台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过是人性的一种折射。反映的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人性,并不会因为这是个“新事物”而有什么不同。所以毫不奇怪,在美国,与打车软件讨论最多的,也是性侵和性骚扰问题。

实际上,当中国空姐遇害案讨论最激烈的时候,也是美国打车软件公司压力最大的时间点。

这是因为:5月,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了美国本土的一组调查数据:

相关数据如下:

在过去四年时间里,美国至少有103名Uber司机被指控对乘客进行性侵或性虐待;其中,至少有31名Uber司机被判有罪,罪名从强行接触、非法监禁乘客,到强奸罪不等,还有数十起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悬而未决。

另外,Lyft在美国本土运载规模较Uber要小,但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也有18个司机被指控犯有性侵和性虐待;其中,4名Lyft司机被判有罪。

报告显示的案件情况,也很让人感到害怕。

其中一起是这样的:事发地点在圣地亚哥。

一名女乘客坐上了一辆Uber车准备回家。当时,她喝得酩酊大醉,因为呕吐,中途不得不叫司机停下。之后,她在后车座晕倒,恢复知觉时,司机爬到了她身上。这个地方离女乘客家不远,后来她逃脱,并打了911。

根据警方之后出示的信息:这名司机今年54岁,家里电脑藏有强奸妇女和虐待青少年录像,这些录像里记录的事是他五年前犯下的罪行。去年11月,司机因为强奸Uber乘客被判80年徒刑,此外,他还有33项罪名,包括性侵至少9名其它妇女和儿童。根据CNN披露的信息:这名司机经常给受害者下药。

也就是说:这个司机其实是个连环强奸犯。

是吧,这样罪孽深重的人,Uber怎么会让他注册为司机的呢?

而报告显示的案件,除强奸外,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情况,包括司机用电子锁把乘客锁在车子里;殴打和强奸老年妇女;司机逼迫女乘客喝他的尿。


要注意的是:这些司机数据,还只是CNN对美国20个主要城市的警察局报告、联邦法院记录和县法院数据库调查获得的数据,并不是Uber或Lyft自己披露的数据。可想而知,如果是后者,这个数字肯定还要多。
关于这一点,中国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根据北京法官后来披露的说法:其它滴滴车主犯罪衍生的刑案数量远高于公众认知。司机杀人事件也不是第一次。车主与乘客因纠纷、口角引发的故意伤害罪案件属于车主涉刑中最高发罪名,出租车、专车、顺风车、代驾均有涉及。而因滴滴引发的强奸、猥亵案基数较大,手法多为通过搭载乘客(女)并在后续交往中实施侵害;但将犯罪行为限定为行驶途中后,案件数大幅减少,且多集中为顺风车车主。

接下来对打车软件运营平台施压的焦点方向上,两国出现了一些差异,也是我觉得最该警示的地方。

先说一个细节:在接收CNN调查的时候,有5名Uber司机指出:打车软件公司,并没有对他们做过任何有关禁止性骚扰的培训。随后,Uber说:2016年12月,他们已经更新标准,规定在使用平台时不许性接触。

但是,类似案件还在不断发生。

换句话说: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其实只是给人性的表演多提供了一个场所,并不能改变人性,犯罪这件事会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租车里、酒店,马路上,甚至熟人之间。实际上打车平台根本不具备能够保证你绝对安全的能力,尤其商业机构对成本压缩和逐利的本性(“司机”和“时间”对平台都是稀缺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最为重要的、识别哪些策略是最有效地能对性暴力进行预防的聚焦方向上,美国立法者的视角,提供了一些不太一样的角度。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很快,CNN的报告到了立法者的层面。

美国议员要求打车公司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其中一些,提得比较基本、普通,比如要求打车软件平台详细说明司机培训协议、性侵报告等;但也有一些提问,关注点富有启发。

比如,询问打车公司是否曾保留有被指控有性暴力或性歧视的司机记录?并且是否已经把这些司机信息公之于众(以免其它乘客遭遇类似境遇)?(“Do you make this information public to customers, who may hail a ride from one of these accused drivers?”)。换句话说,有这种记录的司机,就不要谈什么隐私了。

再比如,经常有司机同时为多家打车平台服务的情况,那么如果A平台上,有某司机存在性暴力或性歧视记录,这个A平台,是否会把这些有问题的司机信息共享给其它B、C、D打车平台?

反之,亦然。

你可以看到,在解决方案的方向性上,包含了很重要一点,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关于这一点,真是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这之后,事情的进展是Uber、Lyft等鸭梨山大(当时他们面临的情况,除了CNN调查报告引发的立法者提问外,还有一起由14名妇女联合发起的集体诉讼),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变更。

而这些政策变化里,也有一些对国内有借鉴意义,比如像下面这些,其实也是美国打车公司在CNN调查报告出来后的一些最重要政策变化:

第一,Uber和Lyft双双宣布:放弃事涉性暴力或性骚扰争议事件上的仲裁协议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仲裁制度是指:有争议的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自愿把争议提交给第三者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作裁决,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仲裁通常是行业性的民间活动,但依法受国家监督。

在这以前,美国打车公司通常把该条款列为用户服务条款,也就是说:一旦用户成为打车平台用户,即默认出让其在公开法庭索赔打车平台的权利。但Uber和Lyft现在都更正了仲裁协议适用范围:凡是和性暴力或性虐待或性歧视有关的争议事件,当事人全部有权绕过打车平台,自行选择在公开法庭,或其它任何地点进行公开诉讼。

这是为避免打车平台天然具有自我保护而产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倾向,也意味:受害者将不再“被迫”在封闭环境下调解指控。

Uber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们不是说仲裁协议不好,实际上,它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有效适用形式,但是我们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性侵非常个人化也很难索赔(很难取证),另外很少有事情会像性侵这样,给受害者一种自己无法决定自己能做什么的可怕经历,所以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恢复‘幸存者’对自己的控制感,包括有权绕过平台进行公开讼诉。”

Uber总裁Dara Khosrowshahi谈到,打击性侵是目前Uber的新优先事项

第二,Uber和Lyft双双放弃保密协议

即不会再要求性侵受害者在解决争端时签署保密协议。换句话说,受害者有权公开任何信息。

第三,两家公司都承诺发布“安全透明报告”

即向公众公开通报平台上有过多少和性暴力或性骚扰相关案件,并呼吁所有打车平台都这么做。同时,计划向其它平台共享这些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公布性侵案件数量,是一件”小事“吗?绝对不是。美国打车软件公司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广而告之,至少能加强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是的,打车软件并不安全,每个人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自我保护。

最后,滴滴空姐遇害案,滴滴作为一个运营平台方,遇到的可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是在识别哪些策略,是最有效地能对性暴力进行预防的聚焦方向上,以上是美国同行的一些做法:尤其在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这一点上,以及打车软件公司之间的行业信息共享。

希望有启发。

特斯拉完全错了吗?

今早,一名34岁男子的尸体和特斯拉Model S在水中被警察拉起,证实死者于周日驾驶特斯拉峡谷路转向时冲破围栏,冲入池塘死亡。目前不清楚事发时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是否开启。以下文章来自VC调查神器Pitchbook分析师Anthony Mirhaydari,其提出一个议题:监管机构会逼迫特斯拉在其车辆中禁用辅助驾驶系统吗? 

特斯拉的灾难还在继续,我不是说Model3的生产困境,也不是说它面临的收入要求,而是在讨论一个因果关系:特斯拉早期做出的尽快推出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的决策可能是致命的。这套系统依赖于驾驶员的责任心,并建立在一系列摄像头,而非更可靠但也更昂贵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上。

5月11日,又一起特斯拉Model S撞毁事件发生。这辆车在闯了红灯后,以每小时60英里速度撞向一辆救火车,撞车前,司机没有踩刹车。这和1月加州南部发生的撞车事件遥相呼应:当时,一辆Model S以每小时50多英里猛烈撞向一辆救火车。最近特斯拉高管离职不断,高级工程师处“休假”状态,伊隆.马斯克14日告诉员工:公司只是在重组中。

目前,已有四个联邦调查涉及特斯拉的车辆。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都在调查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的性能。而这套系统恰好是吸引人们购买特斯拉的关键特征,但已造成至少两个人丧生,正如特斯拉监管方面关键人物已经离开并加入竞争对手Waymo。

这一切都回到了马斯克和他的“现实扭曲力场”:为了做不可能的事——在这个案例里,是创办一家新汽车公司,把电动车带入主流,同时挑战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巨头——他需要大量资金和宣传。拥抱新的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从可笑的 Mode 到特殊设计的像隼翼一样的门。

而辅助驾驶Autopilot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特斯拉律师们的说法:这是用来“帮助”司机的,但经常被通勤者作为3级自治技术使用,他们把水瓶和橙子黏在方向盘上,诱骗电脑以为他们正聚焦驾驶。但就像《华尔街日报》援引几十年的研究所揭示的:依靠人类监控操作,并随时准备重新控制自动驾驶系统是最危险的。

因为人们很懒惰,而高速驾驶一路上很无聊。也因此,大部分的特斯拉竞争对手都跳过了3级自治技术,包括像福特、GM和沃尔沃,甚至直接从2级到4级。谷歌的Waymo一开始就专注于4和5级。通用汽车已经请求联邦政府调整机动车辆标准,这样它可以在没有方向盘或踏板的情况下,对其自动驾驶车辆进行测试。

我认为一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在升级,那就是:监管机构会逼迫特斯拉禁用辅助驾驶系统。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对特斯拉将是毁灭性打击,目前特斯拉资金支出很高,同时为避免另外融资,正急需利润和现金流,对市场需求及马斯克自动驾驶概念泡沫的打击,将危及所有一切。

但这是马斯克早期决策的一个后果,这个决策即是在辅助驾驶系统更具能力前就把它推向市场。按照瑞银集团估计:依靠摄像头和单一的前瞻性雷达,系统总成本是约5000美金。相比较,能识别更高分辨率物体的激光雷达,一个单一的装置,像Waymo小型货车顶部看到的,成本是7万美金。

马斯克的论点是:通过积累数百万英里的数据,特斯拉的摄像头和辅助驾驶系统背后的人工智能将能够更准确识别物体,模仿“被动视觉”系统的使用,并积累血肉司机的使用智慧,最终为自治4/5级自治铺平道路。特斯拉官网说:从其工厂出来的许多车“具备全自动驾驶能力所需要的硬件。”

据报道:为防止走神的司机使用Autopilot,曾有提议增加眼球追踪和方向盘传感器,但马斯克禁止了这一想法,因为他认为可能惹怒司机。总而言之,马斯克相信这个系统虽然问题很多,但如果被更广泛使用,将挽救生命。特斯拉在年初一起司机死亡事故后的博客中称:有其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武装的司机,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比不用该系统的司机要低3.7倍。

虽然有点不方便,但这难道不好吗?——保证司机绝对地专注驾驶,而不是让他们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2016 年,消费者报告督促特斯拉禁用辅助驾驶系统,警告它太快实施自治,会危害司机生活;德国监管者认为特斯拉把辅助驾驶系统描述成“Beta”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互联网的什么东西,而涉及安全,特斯拉自己的用户手册里则提示:在明亮灯光、褪色的车道标记和道路接缝处,Autopilot系统容易辨识不清。

由于利润动机和急于成为第一,我认为马斯克为司机提供了他们无法抗拒的诱惑。但也具有潜在的致命后果。

为什么说Spotify上市如此重要?

如果你不用 Spotify 听音乐,也应该关心一下它的上市情况,因为 Spotify 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那就是:如果公司创始人不再依赖银行家的全套服务上市,事情会怎么样呢?

全球最大音乐流媒体公司 Spotify 在纽交所上市

本周二,Spotify 挂牌纽交所,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它最特殊意义在:Spotify 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 IPO 之路。

通常说,公司上市是为通过华尔街投行支持获得知名度,让股票获得流动性,以募集资金。但 Spotify 选择“直接上市”,跳过路演、认购,进入股权拍卖,这可以省下数百万美元认购费,公开股权也不会被认购者或大型投资机构稀释。

美国媒体 Re/Code 这样评价:

“如果 Spotify 成功,那么硅谷和华尔街间的权力斗争将转向前者,越来越多高价值公司会认为:我也可以这么干,不需支付给华尔街那么多费用就可以上市,而原本这种文化已持续几十年,甚至都已经成为一种专业联盟:创始人需要银行家的智慧把私人公司带到公共市场;而银行家需要一致的收入来源。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尽管科技公司都那么喜欢破坏商业模式,但却在 IPO 过程中没啥太多创新的原因。”

也由此本周二成为美国 IPO 史上非常不寻常的一天。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周二结束时,Spotify 市值接近 270 亿美元。注意:它在私人市场最后一轮融资时估值是 190 亿美金。

第二,直接上市一大风险是:没银行作中介,股价可能大幅波动,但 Spotify 日内 20 美金的股价波动(165.90 美元定价到收盘时的 149.01 美元),公平地说,是技术类公司 IPO 首日波动性低的表现了。几乎所有媒体称其直接上市为——“成功”。

PitchBook 分析如下:

“from the early indications we would count the company’s direct listing experiment as a success. The initial premium of $10 billion over Spotify’s most recent private valuation was much great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hile shares traded down steadily from the highs of the day, existing shareholders who didn’t sell are still sitting on significant gains from where shares were trading in the private markets just a few weeks ago.”

那么 Spotify 何以能得到这么高估值呢?《华尔街日报》称,最合理解释是:投资者们认为 Spotify 可以利用它 1.57 亿活跃用户对音乐行业进行更彻底的破坏。有些人认为:Spotify 是唱片业未来,有些人认为是广播业未来,但这些观点的问题是:都和现实脱节太远,Spotify 现在基本上还是个零售商,且经济状况令人不安(这里指 12 年了还没盈利)。

“不过 Spotify 已经高股价上市,”《华尔街日报》称,“其它如 Airbnb 和 Pinterest 这样大品牌公司的创始人可能也会想走同样路(直接上市),IPO 银行家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商业模式了。”

养鸡?硅谷精英的新身份象征

谁能想到,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身份象征是“养鸡”?——养鸡下蛋,正在成为硅谷一种新风尚。

当“养鸡”和全球最强大的科技精英们相遇

当然硅谷精英们养鸡的方式也很特别,和世界其它地方都不一样。那就是——特别地“创投圈”。

首先,养鸡者会像风险投资家那样操作:

撒钱,好几万美金,买一群鸡(包括用高科技打造鸡窝);然后,测量这些鸡的生产力(下蛋数量和颜色),从中找到最优秀的鸡;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善“优秀的鸡”和他们后代生活的环境。

他们甚至还衡量一只鸡的“性格”,比如是不是温和、与人友善,自己孩子抱着它时是不是安全。

另外就像创业公司,对鸡群的选择也不简单。他们通过一系列工程模型和表格来衡量“营业利润”。有的甚至会像讨论软件更新一样讨论他们的鸡,比如叫“1 代”、“2 代”等;他们还不停委托家禽提供商寻找更罕见、更有趣的鸡。

两个案例

《纽约时报》讲述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亚马逊无人超市 Amazon Go 主管 Ken Price。据他介绍:亚马逊不论开始什么项目,总会事先写好要给媒体的宣传稿,然后决定要不要做。而他已经把这种“策略”用在养鸡上。

Ken 去西雅图为亚马逊工作前曾在旧金山工作十年,过去养过 6 只鸡,现在他正在筹划“下一个战略”。他的下一个战略是:朝着可持续性成本结构转变。换句话说:全资投入那些吃得最少、但下蛋最多的鸡。

另一个案例则来自谷歌无人驾驶 Waymo 首席产品经理 Johan Land。他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会着迷于“养鸡”的。

工作要求他超乎常人地专注,这也意味他需要学习从工作中脱身。他找到了一种平衡方式:与他 13 只鸡和 3 只羊一起,在自家后院与家人喝酒聊天。

平时 Land 天天与电脑为伍,大脑总在思考未来和规划,但“坐下来好好看看这些动物真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与看电脑屏幕不同,你是真的在目睹一个生态系统的运作,而这和我在工作中做的抽象事情完全不一样。”

含金量很高的鸡窝

但既然是养在硅谷的鸡,“鸡窝”肯定也非常高科技。

与一般人从商店买点胶合板就开始搭了不同,硅谷这些鸡的主人会雇专业人员用可回收材料或红木来搭(价格 2 万美金左右),有的鸡窝标准,甚至达到人类住房的品质。

此外,一些鸡窝还配有太阳能发电板、自动门、电子灯和室内摄像头。鸡主人们喜欢向来客展示摄像头拍下的有趣事件。比如据说,鸡窝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当鸡睡觉时,通常鸡们会为了一个好位置而竞争,然后,才安定下来睡觉。

有些住在硅谷高端住宅区的,还会给鸡窝装上完备电线、水源和门窗;还有人会用 Coop Tender 系统来控制鸡窝的温度、通风情况和灯光。

这个系统还连着自动门和危险探测系统。因为硅谷有钱人的房子其实很多是在山上,鸡们面临着来自老鹰、浣熊和山猫的威胁。有了这个系统,当危险来临,鸡窝安全灯就会被打开,而鸡的主人们会收到紧急短信。

还有试图把鸡窝变成 Airbnb 房子的。《纽约时报》记录了一个叫 Scoott Vanderlip 的人,他的“鸡窝”每年可以吸引住客 2500 人。

“尊贵”的鸡

当然,这些鸡受到的礼遇不要太好。

硅谷有些养鸡者拒绝在鸡面前吃烤鸡,因为怕鸡伤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还曾为一只独眼鸡注册过“需要情感支持的动物”账户,因为这只鸡的消化功能不好,教授只喂它吃婴儿食品和小麦。教授每周固定时间还给鸡洗澡吹干,说“它特别特别喜欢吹干的时候。”

鸡也可以进主人的家里乱跑。

有风投喂给鸡吃的食物是:烤三文鱼、牛排、新鲜莴苣和有机西瓜;甚至还有人专门雇了给鸡做饭的厨师。细究起来也情有可原,因为鸡主人们通常会吃自己鸡下的蛋,鸡的健康就很重要。还有的人,甚至会花上几千美元在鸡的手术和 X 光检查上。

但是鸡不可避免也会有老死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引发鸡主人们的大量情感涌动。不过,受到这种礼遇的鸡的寿命已经很长了,一般鸡的寿命在 6-7 年左右,但硅谷的鸡,能活 10 年。

总结一句话:养鸡,是现在硅谷精英们的新时尚。而静静地看着鸡,正在成为硅谷精英家庭最喜欢做的事。他们管这叫啥呢?——“乡村电视”。

杨致远罕见露面谈孙正义马云周鸿祎和雅虎中国

杨致远联合创办了
美国门户鼻祖“雅虎”
现在硅谷专注做投资

十年前,因为拒绝微软高价收购雅虎提议而引咎辞职后,杨致远已经很少露面和接受媒体采访。

不过前不久,他罕见地出现在了纪源资本 GGV 英文播客平台 996 Podcast 里。我们记录下了他的一些思想。

杨致远谈孙正义

谈到孙正义和千亿美金愿景基金,杨致远说:

“我认为孙正义就像我第一天认识他那样,他是最顽固、不知疲倦的,不停鞭策自己,也鞭策身边人。他也喜欢下注,而且是大赌注。雅虎很幸运是他早期成功投资之一,不过他也有很多失败投资,但他不会让这些失败成为绊脚石,只会重新来过,然后更努力。我认为愿景基金已经做的事就是让他实现他一直想做的,‘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投资人’。投资者是被动的,我们可以拍桌子,但创业者听不进去,但孙正义因为他的支票、平台,他想围绕 AI、IOT、云来建一个很清晰平台,他认为他可以用他资本的力量打造下一代公司平台。我认为孙正义不仅仅是想做一个被动投资者,他目标明确,投资的公司成长然后卖掉,他想对那些公司有影响,想引领方向,这是很大胆的赌注,但这就是孙正义。”

相比美国绝大部分创投圈人士,杨致远可能更了解孙正义。

因为软银曾是雅虎股东,而杨致远还曾和孙正义合作过“雅虎日本”。

据杨致远透露:孙正义是雅虎 IPO 前的晚期投资者,当时,孙正义投资条件是要杨致远在日本启动雅虎,但杨致远不想,因为那个时候雅虎还很小,而美国市场已经够他忙的了。

“但孙正义非常坚持和有力量,最后我们同意。”杨致远说:“之后,孙正义把一些优秀高管给我们,甚至派他弟弟来帮忙。所以我们在遇到马云前一年(1996 年)其实已经推出雅虎日本,但过程真的很难,不过也是通过雅虎日本,我们看到这种最先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成功。”

和孙正义一起启动雅虎日本一年后,也就是 1997 年,杨致远遇到了马云。

孙正义谈马云和周鸿祎

据杨致远透露:当时他觉得马云很有趣,被马云对互联网的强烈好奇心所吸引,而马云英文又说得很流利,人却没去过国外,这让杨致远觉得非常不一般。他认为:马云在 1997 年时的内心状态已经明显是个企业家了。

接着,他谈到了周鸿祎,和一个差点已经被中国互联网遗忘的故事——“雅虎中国”。

这里,我们需要先回到历史去看一下:

雅虎鼎盛时曾做过全球扩张,但美国外的市场,只有日本和台湾成功,中国大陆包括韩国,都发展不好。由于台湾模式很成功,2004 年时杨致远想收购一家大陆公司,以提振业绩,他选了 3721。2003 年雅虎收购 3721,周鸿祎坐上雅虎中国掌门人位置。

据杨致远回忆:

“当时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挑战是:如果与政府官员见面,答案都是不太确定雅虎是否能继续运营,甚至可能说“你知道我们这个规定明年就要出台了,你们可能就会变成违法。”他们建议我们不要在中国搞媒体和信息业务。而如果要退出,我们就想和那种我们认为会是赢家的人一起努力,这就是 3721。”

“在中国,特别需要一个懂本地运营的人,所以我们收购 3721 并通过收购买下周鸿祎整个管理团队。当然周鸿祎很大胆和好斗,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不过,这几乎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真的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人,所以我会说我和他的这段经历,我有点受到他观点的挑战,就是作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子公司…,他对中国市场的一些打法,确实可以扰乱市场,并且他做到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凭心而论,周鸿祎在雅虎干得不错,2004-2005 也是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非常珍贵的两年。周鸿祎的本土化策略让雅虎搜索业务在中国领先谷歌,当时雅虎系与百度在搜索领域,市场份额仅相差几个百分点。

但周鸿祎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呢?之后,中国互联网圈和新闻界传出多个版本,如原 3721 团队认为雅虎中国在经营决策权和资金使用上受雅虎美国总部过多限制,错失追赶百度争夺中国搜索市场老大的机会等。

杨致远自己,则是这样回忆的:

“因为雅虎有百分百股份(不符合中国政策),我们知道必须离开,辩论的地方在于:如果离开,我们要把资产变成别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选了‘投资’这条路,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和马云重新联系上,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不像信息业,后者在中国如果是外国投资者会受限制,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把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作变成投资,或少数投资,问题就不大,同时电商也是问题不大的一个领域。我们就是这样结束的,至少,是这样实现目标的。” 

2005 年,雅虎和周鸿祎分手。全球媒体盯着的一个轰动性联姻就此诞生:无论是外媒说的“雅虎收购了阿里巴巴 40% 股份”,还是国内媒体说的“阿里收购雅虎中国进军搜索”,都只是一个完整故事的不同部分而已,后台经历过这场联姻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件中国互联网大事,这里不再详说。

多年后杨致远自己则这样回顾: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们退出中国是个好决定或正确决定,但你真的没想过所有困难,这对雅虎来说是个巨大投资,我们很多钱都押在对市场的估值上。有几个明显路标,其中之一是在日本的成功经验。在日本,我们同时做门户和电商,并看到“赌领袖”的成功模式,没太多技术因素,但已有大量市场动态开始生效。第二,那时无论是通过周鸿祎团队来运作还是我们自己团队来运作,我们努力想用我们在日本的操作手册来建立电商业务,但一直被淘宝狂打,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些战术是多么凶猛、聪明和具有战略意义,而战术层面,马云和他团队也很伟大,我们开始变得非常尊敬马云能力,和马云竞争,是一种震撼的体验。这是我们后来投阿里巴巴的原因,并且我认为马云和阿里也从这笔交易中获利了。这笔钱,确实帮他(马云)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导人物。这个合作,发生在正确的时间。”

通过交易,阿里获得巨额现金和雅虎搜索技术,马云 2003 年承诺淘宝“三年免费”后,2005 年 10 月宣布再投入 10 亿元人民币,让淘宝继续免费三年,并号召 eBay 放弃收费;另外一边,这十年来雅虎地位在美国江河日下,它曾在阿里巴巴做下的这笔投资成为了雅虎最具价值的投资。

杨致远说:

“显然从结果看,投资阿里巴巴是最好的决定,但人们也曾说:这是最糟的决定。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最难的决定,恰恰就是人们会认为你做的最好或是最糟的决定,只有时间会给你答案。”

杨致远谈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杨致远目前在硅谷主要做投资,旗下有基金 AME Cloud Ventures,他也做大量天使投资,并

经常与 GGV 联合投资。

杨致远也谈到了他对目前投资世界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做投资更多是亏损的时代,因为规模大多了,谁会是下一个大领域的赢家是个很大问题。多数投资人会想:好的一面是投的项目里出现下一个 BAT,但不好的一面,也可能把公司卖给 BAT 之一。作为投资人,我们都曾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可以融更多钱,或卖掉一家公司或更多公司,不管创业者想不想卖,很多投资人会选择收购。我不认为大多创业公司是牺牲品,我思考的是投资圈,大公司现在更精明了,资本也不仅仅是从传统 VC 来,也有很多是公司资金,两者是混合着来。所以财富掌握者开始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一定是要有回报的。这就要比单纯说创业公司是“牺牲品”复杂多了,我认为投资者在很多时候是推动了某种结果,所以已经很长时间很难找到那种非理性公司,也许像 Magic Leap 这样的公司,还能够做到。”

杨致远同时谈到:

与五年前相比,现在美国大公司收购明显减少。中国到某个点也会经历相同阶段,这其实是一种循环。某种意义上说,创业公司在硅谷现在是个更理性的事,你没法指望创业两年后就被收购,必须拿出一些可持续性的东西出来。而大公司正在打造一切,像谷歌,从自动驾驶到解决老龄化问题都在做。所以十年前,创业公司可做的事情很多,但现在创业公司必须想出大公司不会做的事。这也是一种转变,要解决大公司不想解决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杨致远还谈到了滴滴的程维:

在中国,我觉得程维让我印象深刻,还有柳青,他们的结合,让滴滴不可估量。程维是我见过的最富有战略且踏实的企业家之一。他能走到今天,一点都不奇怪,我认为他可能是 12x12x7 地在疯狂工作,这很了不起。很多人说他不会英语,但我认为他完全懂英语,因为这么直觉的战略,很了不起了。

亿万富翁 Peter Thiel 离开硅谷

亿万富翁彼得.蒂尔,湾区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近日宣布离开硅谷。

Peter Thiel 准备搬往洛杉矶

他正把家庭和个人投资机构 Thiel Capital 及 Thiel Foundation 搬到洛杉矶。据《华尔街日报》:他还考虑辞去 Facebook 的董事职位。

接近彼得.蒂尔的人说:蒂尔对湾区的左倾思想越来越不满,并对技术公司如何面对可能加强的监管感到悲观。此番前往洛杉矶,蒂尔也计划缩减对科技业的投入。

讽刺的是:彼得.蒂尔其实也是今日硅谷的塑造者之一。

他曾和伊隆.马斯克等创立 PayPal,之后 PayPal 卖给 eBay,公司早期员工全部暴富,转向天使投资;2004 年,蒂尔成为 Facebook 第一个外部投资者,50 万美元换来约 10% 股份,并在后者上市前后套现 10 亿美金,同年,创立 Founders Fund 和硅谷最神秘大数据处理公司 Palantir。

美国版 Quaro 上有好事者专门统计过蒂尔的个人投资:截至去年 7 月 4 日,共在 77 家公司里做了 97 笔交易,死掉的项目只有 4 个,4 个已获 IPO,几笔大的投资包括 Facebook、Stripe、Palantir、Zynga、Asana、Reddit、Quora 等。

但彼得.蒂尔这个人物,似乎不能简单地用硅谷的思维去理解。

彼得.蒂尔其人

彼得.蒂尔出生于德国,在一个福音派家庭长大,学生时期大量阅读奇幻与科幻小说,并从安.兰德和索尔仁尼琴著作中汲取养料。

他跟随父母基督教的信仰,但在汲取自由主义世界观后变得更复杂。他在斯坦福读哲学,继而又转向法律,但 7 个月的政法生涯后,蒂尔毅然决然离开。

在斯坦福,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教授 René Girard。

Girard 建立了一套模仿理论:认为人类的欲望是被互相复制和模仿的,欲望的重合,将导致嫉妒、竞争,甚至杀戮。这一哲学可以延伸到社会学、神学和历史学,以解释市场行为、核威慑、神话中的暴力,甚至宗教的形成。

这一模仿论深深影响了彼得.蒂尔的人生轨迹和投资哲学。那本看上去更像是思想评论而非创业指导的《从 0 到 1》,就带有深深的“模仿论”烙印:全球化本质上是现存科技的模仿和迁移;市场竞争,则是一种对获利行为的复制,最终,导致边际利润不断减少,所有企业都死于竞争和扩大规模,因此只有垄断(或近乎垄断)的企业才会带来创新——品牌是一种最简单的垄断,而科技创新如谷歌、特斯拉则是门槛最高的垄断。

与硅谷“不和”

不过,蒂尔的模仿论思想造诣虽然帮助他找到了那些“从 0 到 1”的创新公司,他也看到:这股信息浪潮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虚拟世界的创造,不能取代现实世界的进步。

蒂尔的一些政见,在他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一段公开演讲里体现得很清楚:

“当我在硅谷工作时,我很难看到整个美国是哪里出错了。我所在行业,在计算机和软件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当然,也赚了很多钱。然而,硅谷是个小地方。就全美来说,工资没什么增长,美国人收入甚至比十年前更少,医疗保险和大学学费却在节节攀升。我们的经济被严重损害了。政府出问题了。对整个国家,自完成‘曼哈顿计划’是个惊人的衰退。在硅谷,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无能,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探索火星,却入侵了中东。不用看希拉里删掉的邮件,她的无能众所周知。她推动利比亚战争,那是 ISIS 的训练场。在这个最重要问题上,特朗普是对的,是时候结束愚蠢的战争时代,重建我们国家了。”

事实上,彼得.蒂尔可能从未以“硅谷人”自居,在他看来,硅谷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很单一的地方,这里的人对科技和未来过分乐观,缺乏反思。

技术世界似乎也在印证蒂尔观点:去年,硅谷依次爆发对男性沙文主义、性派对、职场不公平、用户隐私侵犯、商业间谍、追讨企业社会价值等问题的讨伐。

而蒂尔认为:特朗普至少看到了美国问题所在(这也带来改变的机会),这些问题包括:精英与民众的分裂,创新却没有创造就业等。

但蒂尔对特朗普的支持,也掀起硅谷与这位最杰出保守派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了 Facebook 董事会的摩擦。

Netflix 的 CEO,Reed Hastings 在前年大选夏天给蒂尔写了封邮件,说很欣赏彼此之间能有话直说,他认为蒂尔选董事会成员眼光独到,但选特朗普的判断有毒,别指望董事会会跟着蒂尔走。” Hastings 还扬言要离开 Facebook 董事会,最后,在扎克伯格劝说下留了下来。

彼得.蒂尔曾抱怨:自己在外面做演讲都会被 Facebook 的员工屏蔽。

而蒂尔支持特朗普,也让他与 YC 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的关系变得尴尬。

两者关系本来很好,但萨姆认为特朗普是硅谷大害、美国灾星,蒂尔却花了 125 万美金支持特朗普竞选。有些 YC 学员因为蒂尔支持特朗普退出 YC 孵化器,像 Project Include 的 CEO,而保守派青睐的社交网络 Gab.ai 的 CEO 则因为支持特朗普被踢出了 YC 校友会。

事实上,与彼得.蒂尔有生意往来的组织如 Facebook、YC,都被逼着要“表态”、“站队”、“划清界限”。

去年 11 月,蒂尔卖掉他在 Facebook 剩余股票的绝大部分,而过去两年,他已退出 Zenefits 和 Asana 董事会、切断了与 YC 孵化器的联系,并出售他在 Twilio 的绝大部分赌注。

事情的另一面,还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没有带来蒂尔希望的改变,这可能也是蒂尔离开硅谷的原因。

去年 6 月,蒂尔公开赞特朗普有“很好的开始”,但两个月后被曝,他私下谈话中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并谈了这届政府与往届不同的“无能”之处,认为特朗普有 50% 机会以“灾难”告终。

有猜测说:彼得.蒂尔可能会在洛杉矶投资和创立保守派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