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两天特别翻了一下美国创投圈博客角角落落，发现讨论 “AlphaGo 和李世石大战”的少之又少（新闻媒体报道除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
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围棋”是个神秘东方的产物，很多老外连下棋规则都不知道；另外投资圈视角偏宏观，对必然会发生（无非时间问题）的“事件性”之事兴趣不高。事实上他们只字未提这事，而在思考以下这些东西：
PC 的胜利实际上是生态系统在“经济体”规模上的胜利（数不清的个人电脑），而 Mobile 取代 PC 同样其实是 ARM/IOS/Android 生态系统在“经济体规模”上的胜利，如果没有这种胜利，Mobile 不可能取代 PC，那么 AI 有没可能带来一个更新更大规模的消费级客户群/经济体，从而取代 Mobile 生态系统？
当然还有个原因：今年 1月初 Nature 杂志刊登 Cover Story 首次披露 AlphaGo 击败欧洲围棋冠军樊麾时，他们已经讨论了一圈，但讨论的 Point 真的和我们不太一样。来看看围绕 AlphaGo 美国创投圈都在吵些什么：
事实上是谷歌被骂了！
时间需要拉回到 2 个月前，也就是 Nature 首次披露 AlphaGo 击败樊麾，美国舆论迅速分为了两派，那就是追究技术终极意义，它到底应该是个 1）的问题还是个 2）的问题？
- “妈妈能够做什么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 “我能够做什么来让妈妈感到骄傲？”
其中第二个观点认为：这项 AI 领域的进步不容小视，但硅谷应该解决“大问题”、“棘手问题”、“那些一团糟、妨碍世界发展的问题”，它们没有一个“Ready Market”，并且穷人富人都会受到影响，甚至直接触及“有缺陷的系统”，而不是把时间精力花在电脑“玩”棋盘游戏。
这其实是美国舆论一直在倒逼科技界的一个问题，倒不只是由 AlphaGo 引起。换句话说：谷歌、Facebook、苹果等这些公司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或者说肩负起解决“社会问题”。再直白点：为什么这个时代最聪明大脑都在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都被“浪费”在琐碎之事比如 Twitter 和 WhatsApp 这样的玩具和商业上，而不是去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时光倒流……
我第一次听到类似观点其实是在 5 年前的杭州，当时采访丁磊，请他聊聊中国 10 年科技史总结。未料丁磊的 View 瞬间让我采访提纲（主要是针对网易的一些 Question List）变成废纸一团，他的核心观点：
“科技进步也好，其它什么进步也好，最后都是落实到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但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仍缺乏安全感或幸福感？实际上科技已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还是像原始人一样脆弱无力？这种感觉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或者说科技带来的喜悦没有在对人类保护上起到根本性加强，起码在中国我们有这种感觉，那么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说硅谷创业圈一直在流行一个方法论：我们（创业项目）就是要把以前“妈妈”照顾我们的那些事都接管过去。翻转到地球那面也一样：我们有了陌陌，有了微博，有了微信，但是，没有让妈妈感到骄傲！
不过，另一个观点或者我们说是基于第二种观点上的“螺旋式上升”观点反问道：难道我们真的想让技术公司把他们注意力从棋盘游戏和生产商品方面转移到解决社会性问题上来吗？
答案是一个大写的 NO，“甚至，这整个问题框架是一种深刻的落后”。
这篇来自对计算模型和技术有广泛兴趣的博士研究生、政策战略性分析师 Adam Elkus 文章甚至被硅谷早期投资机构 At16Z 列为“必读文章”之一推荐给了众人，我仔细看了下，核心观点一路讲到“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于 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我的天啊，我已经晕过去！
当时，美国集中了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核科学家，动员 10 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 3 年，耗资 20 亿美元，于 1945 年 7 月 16 日成功进行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
在工程执行过程中，负责人应用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方法，大大缩短工程所耗时间。这一工程的成功，也直接促进了二战后“系统工程”的发展。
之后，美国对“曼哈顿计划”的诉求体现了美国对“技术理性”的信念，因此也与童贞之子基督一样，曼哈顿计划被奉为“救世主”。
然后……
仔细读下来，Adam 核心观点其实有四：第一，“曼哈顿计划”被这类比制造原子弹更宽泛、更有野心的“解决社会、政治和基本人类问题”给滥用了。
当人们说希望技术公司着手解决“真正”问题时，其实是在要求技术公司为社会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特别是要求专家、科学家、工程师等自上而下研发“解决方案”，但这陷入了“技术理性”的泥潭。
如果非要强人所难，这种做法基本假定就是想把社会变得“可读”，之后，再由专家和机器处理加工，然而这种“可读性”是捉摸不透并费时费力的，盖过它能产生的收益。大规模社会活动常常走火也是这个道理，请问越战究竟是哪步出了错？步步皆错。考量评估是所有科学、非科学活动的主要部分，但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考量什么”以及“如何测/考量”这一最基本分歧引发。
第二，技术公司最珍贵地方是它能改变世界，或者说它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重要，但它天生既不具备政府或类似政府职能，甚至同政府相比，也不能更好回避“技术理性”带来的问题，技术公司能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直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那为什么还要指望它解决社会问题呢？
技术公司擅长技术与商业上的事，比如管理、物流、产品、市场营销等，但他们不是做政府的料，之所以看起来像是“问题解决机”，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技术才能和资源。“他们聪明得都可以做技术商务了，怎么就不可以解决政治或社会上的事情呢？”如果是这种逻辑，怎么不去叫英语老师造桥呢？
政府与商业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举个例子，如果 Facebook 给你发则广告，你不喜欢只需点个按钮，你这辈子都不用在 Facebook 上看到它。但如果一次国防采购失策，在战场上坦克军团打了轮哑炮，一队年轻战士就得惨死沙场。技术公司也不像政府，他们有不同目标、动机和能力，很多不适用于政治功能。但技术公司还是能发挥有价值的公共政治作用，问题是：这个作用该是什么样。
谷歌和其他技术公司已经对社会问题有贡献，好比 Google Ideas 智囊团。这种公私交融的合伙模式，两边都有专业知识与能力可贡献。公共政治简而言之就是一群男女坐在桌前畅所欲言，技术世界能给谈话带来政府与非盈利部门所不具备的东西。
第三，要技术拯救世界实际上是在人类对 AI 普遍恐慌的年代产生，Elon Musk 和霍金都在担心 AI 会否走火入魔，但他们最怕梦魇其实是这个超级智能它既超级理性，但同时心怀不轨。
它十分理智，因为它能找到高效途径来达成目标，但却缺少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所说的“推理”或“常识”，技术理性问题不只出在“傲慢”上，也出在“理性化”的病理和它在社会生活的统治支配上。换言之：Musk 和霍金最怕的其实是 AI 被官僚政府/不好的利益集体利用或演变成后者。
第四，通过技术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首先得有技术才行。回到 AlphaGo，AI 也和其它技术创新一样，是要为人类提供可使用的新工具。感叹电脑能在棋盘上战胜人类是有点儿孩子气，但又怎样呢？人们需要兴奋、刺激和动力来完成困难的事。